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08年11月，汉堡美国航运的客船从法国瑟堡起航，驶向纽约。船上乘客之一是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这次旅行是他环游世界的开始。
卡恩1860年3月出生于法国东部与德国交界的阿尔萨斯地区，十多岁时就经历了普法战争，母亲也在这一时期去世，这使得他不得不去巴黎谋生，并在心中种下和平主义的信念。他相信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因此自1898年开始，拥有了必需的财政资源后，他设立了一项奖学金“环游世界”（Autour du Monde）以资助年轻人，尤其是教师出国旅行；并在法兰西学院建立了“人类地理学”（Human Geography）讲席，他的慷慨让不少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的年轻人有机会体验不同文化。
卡恩知道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性，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旅行爱好者，他认为“如果你不离开欧洲，就永远不能理解自己身处的世界”。
1908年的美国之行，同行者是卡恩的司机阿尔弗雷德·杜戴尔特。他在卡恩的要求下学会摄影，在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台摄像机、两台照相机，以及超过4000张胶片。
杜戴尔特在漫长的旅途中不停拍摄并记了详细的日记，他拍下太平洋汹涌的浪涛、客船上的餐厅、头等舱的乘客、底舱从欧洲到美国寻找生活的犹太移民。此后他们到达美国、日本。他又拍下游人稀少的布鲁克林大桥、百老汇上行驶的电车、被大地震蹂躏后的旧金山、日本街头穿着和服的小女孩、日本女子大学学习花道和香道的女孩……
1909年1月12日，两人乘船前往中国。他们抵达前6周，中国诞生了新的统治者：溥仪。这时中国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欧美国家将各大城市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甚至派驻军队以捍卫自身利益。但卡恩拍下这个庞大帝国治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北京城墙外用木滑犁、木盒子溜冰的人们，在城郊道观参观和祭拜的人群，在井台边打水的男人，还坐在火车上拍下环绕北京的城墙。
踏上归途的两人在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稍作停留，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经意大利的阿玛菲海岸抵达法国。但卡恩看世界的激情没有满足，几星期后，他又出发去往南美。这回第一次有职业摄影师随行——奥古斯特·莱昂。两人从乌拉圭到达阿根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拍下很多照片——繁华的都市和牛群。然后他们前往里约热内卢，莱昂在这里拍了彩色照片。当时里约热内卢殖民时期风韵犹存，但在俯视全城的小山上，贫民窟林立。
而在这两次旅行中，卡恩意识到自己这代人是一个激烈变化时代的目击者，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会在这个世纪消失，而受到旅行基金资助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为了让更多的群体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他萌发了设立“地球影像档案馆”（l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的构想——建立一个涵盖全世界的关于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像记忆库。
记录消失中的世界
卡恩知道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回国后，他很快雇了一名摄影师——37岁的斯特凡·帕塞去东南亚拍摄。
帕塞曾在法国军队任士官，是一个极具行动力的人。他由陆路前往亚洲，经10年前通车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中国。1912年6月帕塞到达中国，比起卡恩到达时，这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帕塞记录下这新旧交替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的服装和发型有很大改变，新式的西装逐渐多了起来，女性的缠足被禁止。他在中国拍摄下近500张彩色照片，然后回到法国，年底再次出发去蒙古。
帕塞1913年坐火车从中国到达俄国，再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蒙古。他乘坐蒸汽船渡过色楞格河，前往国境城市恰克图。卡恩为他提供了轻便的马车、丰富的物资和安全保障，帕塞的马车上带有法国和俄国两国国旗，可见这次旅行是在两国外交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一路上他拍下数百年过着不变的游牧生活的人们，他们站在自己用木头搭建，用羊皮毡遮盖的蒙古包前。他拍下蒙古僧侣。当时的蒙古喇嘛拥有巨大的权力，仅在乌兰巴托就有100家佛寺。但僧侣时代很快寿终正寝，1930年代，在“左倾”的影响下，3万名僧侣遭到处决，僧侣的尊严被剥夺。他们最后的辉煌时代，被记录在帕塞的相片上。这些照片正符合卡恩通过摄影保存即将灭绝文化的愿望。
1913年夏天，帕塞离开蒙古回到法国，3个月后，他前往印度，拍下坐在恒河旁的印度教徒，迎接来自各地的朝圣者。人们在恒河里沐浴净身。他还拍摄了那些抛弃所有家产的印度教修行者，然后继续北上，前往阿富汗境内，准备拍摄生活在山区的穆斯林教徒。但帕塞最终没有从掌管关口的英军那里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只得返回，在夏瓦尔拍摄一些跳舞的少数民族儿童。几十年后，这一地区从印度分裂，这些跳舞的孩子成了巴基斯坦人。多彩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民族分裂的过程中分崩离析。帕塞去亚洲的同时，卡恩派遣了多位摄影师前往世界各地。这些摄影师里，只有一位是女性——玛格丽特·梅斯普利特（Marguerite Mespoulet），1913年5月，她登上了去爱尔兰的船。这时的爱尔兰正处于从古代到现代转变的边缘时期，爱尔兰义勇军（后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军）刚刚建立，在各个城市发动游击战。但在许多小的村庄里，仍是农业社会的宁静、祥和。她来到爱尔兰港口城市高威（Galway），拍摄爱尔兰最后的凯尔特人聚居地。
玛格丽特在这里停留了3周，这里的男人靠捕鱼为生，而女人则负责售卖。她们掌握着财政大权，因此地位很高，管理着村子。玛格丽特拍下的大部分人都是村庄里的女性，其中有一个身着盛装的凯尔特女孩，当时她14岁，羞涩的面容和身上的盛装形成鲜明对比。4年后，这个地区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凯尔特社区被迁走。196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被完全拆毁，建造了一排排三层楼的郊区洋房和宽阔街道，如果没有玛格丽特留下的照片，这个地区的记忆就完全消失了。
她拍下许多记录凯尔特人生活、建筑和服装的照片，还详细记了日记：“她们生活得很开心”“这些女人是世界上最停不下来的人，你有时还要来点小诡计，才能让她们在镜头前呆8至10分钟。”她的照片如此清晰，里面的人物今天还历历可辨——在BBC的纪录片中，导演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中人的后人。卡恩对这份记录非常满意，因为日记和照片加在一起正是他的目标：记录和展示人们的生活。 奥古斯特·里昂（August Leon）则在卡恩派遣下走过几乎整个欧洲，他拍摄了很多关于卢瓦尔河谷的照片，也去了位于法国中部的多姆山地区，如今这两个地方都已是游客如织的旅游目的地，但一个世纪之前，这里仍是安静甚至让人昏昏欲睡的小城，只在有市集的日子才会热闹起来。
在城镇之外，里昂拍下一些仍然和土地保持亲密关系的人们。人们戴着草帽在田间工作，收割金色的麦子。女人穿着长长的裙子，戴着白色的头巾，用干草叉叉着干草，在水渠旁洗着衣服，静静地注视着镜头。“这里的人要求不多，他们生活得很满足。”
卡恩和他的摄影师，都很倾向于记录下仍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尽管他所做的不是一项人类学考察，但却具有人类学意义——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服装、姿势、生活方式，距离我们都已经十分遥远了。那个世界已经被战争和全球一体化摧毁，但它在卡恩的影像里被保存了下来。
战争记录
阿尔伯特·卡恩镜头下的许多法国田园宁静而空旷，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是法国农村衰退的证明。当时法国人口增长率在欧洲最低，德国人口增长比法国高6倍，士兵比法国多250万人。这些空旷而宁静的农村，从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法国在战争中的败退写下了注脚。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俄国的同盟法国也一并被卷入战争。对于一直希望世界和平的卡恩来说，这无疑是令人绝望的。但是作为记录者，他的摄影师很快从安宁的乡村走向了战场。他们拍下了战时的巴黎：一条条空空荡荡的大街，大门紧锁的餐馆和咖啡馆，用木条进行加固的雕塑，偶尔几个行人黯淡而忧伤的面容。
拍摄战时的巴黎并不是卡恩的目标，他希望摄影师到前线去拍下第一手的影像。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与军队和政府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军队接受他派出的摄影师并为其提供训练，而卡恩将照片提供给法军作为宣传使用。这样，那些在世界各地拍摄消失文化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士兵的日常生活。他们每个场景会按两次快门，一张照片留给军队，一张给“地球影像档案馆”。
1914年12月，卡恩的“地球影像档案馆”总负责人让-巴林（Jean-Buhrin）随两名摄影师一起来到法国防线附近，他描述面前的情景为“尸殍遍地”，但是他们没有拍下太多的尸骸，而是拍下大量被炸毁的教堂——高高的哥特式教堂只余一个立面坚强耸立；教区小教堂变成残砖剩瓦，满头白发身着黑衣的神父正低着头在瓦砾中艰难地翻寻。拍摄残毁的教堂而非遗骸，也许是因为摄影师觉得毁掉的教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法国和法国人的牺牲。在看到这些成为断壁的教堂、沦为瓦砾的房子后，观者必然会想到有人死去，但视觉上却不那样令人难以接受。
让-巴林返回巴黎后在一系列讲座中展示了他们所拍下的照片。那些仅留一面墙的教堂、空旷的街巷、满地的废墟，给观众极大的震撼。从那时开始，摄影师发现通过照片可以记录下德国对法国侵略的证据，军队也明白通过摄影，可以告诉世界德国人在法国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因此，整个法国对摄影的重视大幅提高，法兰西学院甚至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即使在战时，卡恩仍然对生存有着比对死亡更多的兴趣。他的摄影师并不仅仅将镜头对准战争和士兵，而是拍摄了许多关于法国人民如何在战争阴影下继续生活的照片，这种对乡土生活的描述可以说是地球档案的核心。在照片上，土地上没有了年轻男子，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人们的眼神里有忧虑，但他们仍然在杀牛、种地，赶着马车到处走，在河边洗衣服，收获和售卖葡萄。
卡恩的摄影师拍下一个小女孩。她穿着淡蓝色的罩裙，金色的头发上整齐地别着一个小发夹。阳光打下来，照在她低着的头上，在发际打出一圈光晕，她的背后则是两杆步枪、一个士兵的背包。她是战争爆发前法国女性的代表，温柔、安宁、以家庭为中心，此时的法国妇女们则在战争的中心——由于法国急需战争物资，许多女性参加军工厂的工作，操作机床、打磨炮弹。中产阶级女性加入红十字会，作为志愿者为战地医院提供服务。
在卡恩的摄影师的照片中，拍摄下很多仍然在战地区域玩耍的孩子。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是和平和未来的希望。卡恩这样描述这次战争：“这场震天动地的暴风雨影响了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摧毁了人类所有的梦想。我们的问题是，德国将胜利，还是人性会获胜。”
1917年6月，美国士兵到达法国本土，卡恩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美国士兵坐在装甲车上，挥舞着美国国旗，为到达欧洲而兴奋；孩子们在街头好奇地看着美国大兵，伸出小手去摸他们的服装。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到处都是挥舞的国旗。卡恩的摄影师拍下了狂欢的人群，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不再像以前面目忧虑地望着镜头，或者将自己的脸藏在深深的阴影里，他们冲着镜头微笑、挥手、跳舞、哭泣。
卡恩的摄影师拍下了法国4年的战争磨难，也拍到了欢庆的一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笑，很多士兵没有回到家乡，他也拍下那些没等到丈夫回家的女性的面庞。
低调的卡恩
一战结束，法国和他的同盟国是胜利方，这场战争夺去了800万人的生命，但有赖于卡恩的努力，这场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被记录下来。
1920年，卡恩继续他记录世界的计划，派遣摄影师去往非洲、亚洲、中东。他们也拥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拍摄彩色纪录片的摄像机。这些摄影师走向全世界，为卡恩的档案拍下更多重要照片。包括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地区、荷兰捕鱼小镇沃仑丹的渔民、意大利维罗纳圣齐诺大教堂沉思的修女、停满蒸汽船的德国鲁尔区、贝宁的部落居民站在自家茅草房前。
从1909年到1931年，卡恩聘请的11位摄影师去了超过50个国家，拍摄了7.2万张彩色玻璃正片、4000多张黑白负片以及长约100分钟的电影胶片。当时拍摄彩色照片是很昂贵的，卡恩凭借自己在银行界投资所得财富支持此项昂贵的项目。但是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惨跌，使得卡恩的财富大大缩水。然而他仍坚持拍摄计划，直至1931年彻底无力支持才被迫停止。“地球影像档案馆”收集的照片和录像，一卷一卷装进了纸盒，被安置在高高的架子上，此后几十年无人问津。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6月21日，德国装甲坦克越过法国埃纳河，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卡恩，第3次目睹自己的祖国遭受战争的蹂躏。半年后，他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黯然去世，当时已身无分文。
阿尔伯特·卡恩一生单身，也无子嗣。作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一个摄影计划的发起人，他却出人意料的低调。他的摄影师拍摄的几万张照片里，只有不到10张是拍摄卡恩的照片。而且还是偶然被拍下的——很少是正面，往往是正在谈话，侧身或者模糊的影子。最清晰的一张，是1914年他站在巴黎办公室的露台上，眉头微皱，充满对未来的忧心和思索。这就是卡恩——那个推动一切事件发生的人，但他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在里面露面。
身后的世界
卡恩去世后，他身边的庞大的影像收藏也渐渐被人遗忘。直到1970年代，法国上塞纳省的政府发现这份遗产，这些珍贵的影像才被重新整理，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赞叹和重视。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拥有卡恩的“地球影像档案馆”在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博物馆位于巴黎西南的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的港口街14号，卡恩曾经的住宅。
这个博物馆还包括卡恩费尽心血建立的4公顷花园，其中融汇了各个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园艺风格和植物种类。在卡恩在世之时，这个花园接待的都是名流：诗人、哲学家和各国元首。如今博物馆和花园在5月到9月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7点开放，其余时间则是11点到6点开放。
20多年来，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照片整理。随着整理工作逐渐完成，从2006年开始，通过计算机终端系统，参观者可以欣赏超过1500幅照片，123部纪录片和80组幻灯片，主要有三个主题：阿尔伯特·卡恩的视觉传记、博物馆的花园以及通过一幅互动性世界地图，点击查看卡恩摄影师足迹所至的50个国家的摄影记录。而从2007年开始，博物馆开放了卡恩的全部照片收藏。
这些影像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摄影记录，涵盖世界各地的宗教仪式、文化习俗和重大政治事件。2007年，在卡恩开始用彩色摄影记录世界的项目一个世纪之时，在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和BBC纪录片、书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BBC拍摄了纪录片《阿尔伯特·卡恩的彩色世界》（In Colour 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并出版了影集《阿尔伯特·卡恩的奇妙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将卡恩的许多彩色照片公之于世，这些照片颠覆了人们对于一个黑白时代的想象。目前，纪录片和书籍被翻译成为各种语言，将卡恩的遗产传播到各个国家。
正如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主管吉尔·坡-贝蒂尔（Gilles Baud-Berthier）博士所说：“通过对地球各个角落的记录——这个如今仍然显得如此巨大，未被完全探索的世界——阿尔伯特·卡恩的摄影师团队带回记录在彩色胶卷和胶片上的人类影像，这并不是新闻报道或者人类学考察，也不是艺术创作，仅仅是为了记录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卡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人类的沟通。”尽管在他在世时这个目的没有完全达成，在他去世以后，卡恩的遗产通过各种方式被继承，并持续不断地促进全人类的交流与沟通。
卡恩1860年3月出生于法国东部与德国交界的阿尔萨斯地区，十多岁时就经历了普法战争，母亲也在这一时期去世，这使得他不得不去巴黎谋生，并在心中种下和平主义的信念。他相信对不同文化的了解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因此自1898年开始，拥有了必需的财政资源后，他设立了一项奖学金“环游世界”（Autour du Monde）以资助年轻人，尤其是教师出国旅行；并在法兰西学院建立了“人类地理学”（Human Geography）讲席，他的慷慨让不少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的年轻人有机会体验不同文化。
卡恩知道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性，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旅行爱好者，他认为“如果你不离开欧洲，就永远不能理解自己身处的世界”。
1908年的美国之行，同行者是卡恩的司机阿尔弗雷德·杜戴尔特。他在卡恩的要求下学会摄影，在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台摄像机、两台照相机，以及超过4000张胶片。
杜戴尔特在漫长的旅途中不停拍摄并记了详细的日记，他拍下太平洋汹涌的浪涛、客船上的餐厅、头等舱的乘客、底舱从欧洲到美国寻找生活的犹太移民。此后他们到达美国、日本。他又拍下游人稀少的布鲁克林大桥、百老汇上行驶的电车、被大地震蹂躏后的旧金山、日本街头穿着和服的小女孩、日本女子大学学习花道和香道的女孩……
1909年1月12日，两人乘船前往中国。他们抵达前6周，中国诞生了新的统治者：溥仪。这时中国内外交困，危机重重，欧美国家将各大城市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甚至派驻军队以捍卫自身利益。但卡恩拍下这个庞大帝国治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北京城墙外用木滑犁、木盒子溜冰的人们，在城郊道观参观和祭拜的人群，在井台边打水的男人，还坐在火车上拍下环绕北京的城墙。
踏上归途的两人在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稍作停留，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经意大利的阿玛菲海岸抵达法国。但卡恩看世界的激情没有满足，几星期后，他又出发去往南美。这回第一次有职业摄影师随行——奥古斯特·莱昂。两人从乌拉圭到达阿根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拍下很多照片——繁华的都市和牛群。然后他们前往里约热内卢，莱昂在这里拍了彩色照片。当时里约热内卢殖民时期风韵犹存，但在俯视全城的小山上，贫民窟林立。
而在这两次旅行中，卡恩意识到自己这代人是一个激烈变化时代的目击者，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会在这个世纪消失，而受到旅行基金资助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为了让更多的群体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他萌发了设立“地球影像档案馆”（l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的构想——建立一个涵盖全世界的关于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像记忆库。
记录消失中的世界
卡恩知道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回国后，他很快雇了一名摄影师——37岁的斯特凡·帕塞去东南亚拍摄。
帕塞曾在法国军队任士官，是一个极具行动力的人。他由陆路前往亚洲，经10年前通车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中国。1912年6月帕塞到达中国，比起卡恩到达时，这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帕塞记录下这新旧交替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的服装和发型有很大改变，新式的西装逐渐多了起来，女性的缠足被禁止。他在中国拍摄下近500张彩色照片，然后回到法国，年底再次出发去蒙古。
帕塞1913年坐火车从中国到达俄国，再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蒙古。他乘坐蒸汽船渡过色楞格河，前往国境城市恰克图。卡恩为他提供了轻便的马车、丰富的物资和安全保障，帕塞的马车上带有法国和俄国两国国旗，可见这次旅行是在两国外交保护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一路上他拍下数百年过着不变的游牧生活的人们，他们站在自己用木头搭建，用羊皮毡遮盖的蒙古包前。他拍下蒙古僧侣。当时的蒙古喇嘛拥有巨大的权力，仅在乌兰巴托就有100家佛寺。但僧侣时代很快寿终正寝，1930年代，在“左倾”的影响下，3万名僧侣遭到处决，僧侣的尊严被剥夺。他们最后的辉煌时代，被记录在帕塞的相片上。这些照片正符合卡恩通过摄影保存即将灭绝文化的愿望。
1913年夏天，帕塞离开蒙古回到法国，3个月后，他前往印度，拍下坐在恒河旁的印度教徒，迎接来自各地的朝圣者。人们在恒河里沐浴净身。他还拍摄了那些抛弃所有家产的印度教修行者，然后继续北上，前往阿富汗境内，准备拍摄生活在山区的穆斯林教徒。但帕塞最终没有从掌管关口的英军那里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只得返回，在夏瓦尔拍摄一些跳舞的少数民族儿童。几十年后，这一地区从印度分裂，这些跳舞的孩子成了巴基斯坦人。多彩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民族分裂的过程中分崩离析。帕塞去亚洲的同时，卡恩派遣了多位摄影师前往世界各地。这些摄影师里，只有一位是女性——玛格丽特·梅斯普利特（Marguerite Mespoulet），1913年5月，她登上了去爱尔兰的船。这时的爱尔兰正处于从古代到现代转变的边缘时期，爱尔兰义勇军（后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军）刚刚建立，在各个城市发动游击战。但在许多小的村庄里，仍是农业社会的宁静、祥和。她来到爱尔兰港口城市高威（Galway），拍摄爱尔兰最后的凯尔特人聚居地。
玛格丽特在这里停留了3周，这里的男人靠捕鱼为生，而女人则负责售卖。她们掌握着财政大权，因此地位很高，管理着村子。玛格丽特拍下的大部分人都是村庄里的女性，其中有一个身着盛装的凯尔特女孩，当时她14岁，羞涩的面容和身上的盛装形成鲜明对比。4年后，这个地区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凯尔特社区被迁走。196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被完全拆毁，建造了一排排三层楼的郊区洋房和宽阔街道，如果没有玛格丽特留下的照片，这个地区的记忆就完全消失了。
她拍下许多记录凯尔特人生活、建筑和服装的照片，还详细记了日记：“她们生活得很开心”“这些女人是世界上最停不下来的人，你有时还要来点小诡计，才能让她们在镜头前呆8至10分钟。”她的照片如此清晰，里面的人物今天还历历可辨——在BBC的纪录片中，导演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中人的后人。卡恩对这份记录非常满意，因为日记和照片加在一起正是他的目标：记录和展示人们的生活。 奥古斯特·里昂（August Leon）则在卡恩派遣下走过几乎整个欧洲，他拍摄了很多关于卢瓦尔河谷的照片，也去了位于法国中部的多姆山地区，如今这两个地方都已是游客如织的旅游目的地，但一个世纪之前，这里仍是安静甚至让人昏昏欲睡的小城，只在有市集的日子才会热闹起来。
在城镇之外，里昂拍下一些仍然和土地保持亲密关系的人们。人们戴着草帽在田间工作，收割金色的麦子。女人穿着长长的裙子，戴着白色的头巾，用干草叉叉着干草，在水渠旁洗着衣服，静静地注视着镜头。“这里的人要求不多，他们生活得很满足。”
卡恩和他的摄影师，都很倾向于记录下仍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尽管他所做的不是一项人类学考察，但却具有人类学意义——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服装、姿势、生活方式，距离我们都已经十分遥远了。那个世界已经被战争和全球一体化摧毁，但它在卡恩的影像里被保存了下来。
战争记录
阿尔伯特·卡恩镜头下的许多法国田园宁静而空旷，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是法国农村衰退的证明。当时法国人口增长率在欧洲最低，德国人口增长比法国高6倍，士兵比法国多250万人。这些空旷而宁静的农村，从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法国在战争中的败退写下了注脚。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俄国的同盟法国也一并被卷入战争。对于一直希望世界和平的卡恩来说，这无疑是令人绝望的。但是作为记录者，他的摄影师很快从安宁的乡村走向了战场。他们拍下了战时的巴黎：一条条空空荡荡的大街，大门紧锁的餐馆和咖啡馆，用木条进行加固的雕塑，偶尔几个行人黯淡而忧伤的面容。
拍摄战时的巴黎并不是卡恩的目标，他希望摄影师到前线去拍下第一手的影像。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与军队和政府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军队接受他派出的摄影师并为其提供训练，而卡恩将照片提供给法军作为宣传使用。这样，那些在世界各地拍摄消失文化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士兵的日常生活。他们每个场景会按两次快门，一张照片留给军队，一张给“地球影像档案馆”。
1914年12月，卡恩的“地球影像档案馆”总负责人让-巴林（Jean-Buhrin）随两名摄影师一起来到法国防线附近，他描述面前的情景为“尸殍遍地”，但是他们没有拍下太多的尸骸，而是拍下大量被炸毁的教堂——高高的哥特式教堂只余一个立面坚强耸立；教区小教堂变成残砖剩瓦，满头白发身着黑衣的神父正低着头在瓦砾中艰难地翻寻。拍摄残毁的教堂而非遗骸，也许是因为摄影师觉得毁掉的教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法国和法国人的牺牲。在看到这些成为断壁的教堂、沦为瓦砾的房子后，观者必然会想到有人死去，但视觉上却不那样令人难以接受。
让-巴林返回巴黎后在一系列讲座中展示了他们所拍下的照片。那些仅留一面墙的教堂、空旷的街巷、满地的废墟，给观众极大的震撼。从那时开始，摄影师发现通过照片可以记录下德国对法国侵略的证据，军队也明白通过摄影，可以告诉世界德国人在法国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因此，整个法国对摄影的重视大幅提高，法兰西学院甚至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即使在战时，卡恩仍然对生存有着比对死亡更多的兴趣。他的摄影师并不仅仅将镜头对准战争和士兵，而是拍摄了许多关于法国人民如何在战争阴影下继续生活的照片，这种对乡土生活的描述可以说是地球档案的核心。在照片上，土地上没有了年轻男子，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人们的眼神里有忧虑，但他们仍然在杀牛、种地，赶着马车到处走，在河边洗衣服，收获和售卖葡萄。
卡恩的摄影师拍下一个小女孩。她穿着淡蓝色的罩裙，金色的头发上整齐地别着一个小发夹。阳光打下来，照在她低着的头上，在发际打出一圈光晕，她的背后则是两杆步枪、一个士兵的背包。她是战争爆发前法国女性的代表，温柔、安宁、以家庭为中心，此时的法国妇女们则在战争的中心——由于法国急需战争物资，许多女性参加军工厂的工作，操作机床、打磨炮弹。中产阶级女性加入红十字会，作为志愿者为战地医院提供服务。
在卡恩的摄影师的照片中，拍摄下很多仍然在战地区域玩耍的孩子。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是和平和未来的希望。卡恩这样描述这次战争：“这场震天动地的暴风雨影响了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摧毁了人类所有的梦想。我们的问题是，德国将胜利，还是人性会获胜。”
1917年6月，美国士兵到达法国本土，卡恩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美国士兵坐在装甲车上，挥舞着美国国旗，为到达欧洲而兴奋；孩子们在街头好奇地看着美国大兵，伸出小手去摸他们的服装。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到处都是挥舞的国旗。卡恩的摄影师拍下了狂欢的人群，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不再像以前面目忧虑地望着镜头，或者将自己的脸藏在深深的阴影里，他们冲着镜头微笑、挥手、跳舞、哭泣。
卡恩的摄影师拍下了法国4年的战争磨难，也拍到了欢庆的一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笑，很多士兵没有回到家乡，他也拍下那些没等到丈夫回家的女性的面庞。
低调的卡恩
一战结束，法国和他的同盟国是胜利方，这场战争夺去了800万人的生命，但有赖于卡恩的努力，这场欧洲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被记录下来。
1920年，卡恩继续他记录世界的计划，派遣摄影师去往非洲、亚洲、中东。他们也拥有了更先进的技术——拍摄彩色纪录片的摄像机。这些摄影师走向全世界，为卡恩的档案拍下更多重要照片。包括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地区、荷兰捕鱼小镇沃仑丹的渔民、意大利维罗纳圣齐诺大教堂沉思的修女、停满蒸汽船的德国鲁尔区、贝宁的部落居民站在自家茅草房前。
从1909年到1931年，卡恩聘请的11位摄影师去了超过50个国家，拍摄了7.2万张彩色玻璃正片、4000多张黑白负片以及长约100分钟的电影胶片。当时拍摄彩色照片是很昂贵的，卡恩凭借自己在银行界投资所得财富支持此项昂贵的项目。但是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惨跌，使得卡恩的财富大大缩水。然而他仍坚持拍摄计划，直至1931年彻底无力支持才被迫停止。“地球影像档案馆”收集的照片和录像，一卷一卷装进了纸盒，被安置在高高的架子上，此后几十年无人问津。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6月21日，德国装甲坦克越过法国埃纳河，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卡恩，第3次目睹自己的祖国遭受战争的蹂躏。半年后，他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黯然去世，当时已身无分文。
阿尔伯特·卡恩一生单身，也无子嗣。作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一个摄影计划的发起人，他却出人意料的低调。他的摄影师拍摄的几万张照片里，只有不到10张是拍摄卡恩的照片。而且还是偶然被拍下的——很少是正面，往往是正在谈话，侧身或者模糊的影子。最清晰的一张，是1914年他站在巴黎办公室的露台上，眉头微皱，充满对未来的忧心和思索。这就是卡恩——那个推动一切事件发生的人，但他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在里面露面。
身后的世界
卡恩去世后，他身边的庞大的影像收藏也渐渐被人遗忘。直到1970年代，法国上塞纳省的政府发现这份遗产，这些珍贵的影像才被重新整理，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赞叹和重视。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拥有卡恩的“地球影像档案馆”在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博物馆位于巴黎西南的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的港口街14号，卡恩曾经的住宅。
这个博物馆还包括卡恩费尽心血建立的4公顷花园，其中融汇了各个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园艺风格和植物种类。在卡恩在世之时，这个花园接待的都是名流：诗人、哲学家和各国元首。如今博物馆和花园在5月到9月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7点开放，其余时间则是11点到6点开放。
20多年来，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照片整理。随着整理工作逐渐完成，从2006年开始，通过计算机终端系统，参观者可以欣赏超过1500幅照片，123部纪录片和80组幻灯片，主要有三个主题：阿尔伯特·卡恩的视觉传记、博物馆的花园以及通过一幅互动性世界地图，点击查看卡恩摄影师足迹所至的50个国家的摄影记录。而从2007年开始，博物馆开放了卡恩的全部照片收藏。
这些影像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摄影记录，涵盖世界各地的宗教仪式、文化习俗和重大政治事件。2007年，在卡恩开始用彩色摄影记录世界的项目一个世纪之时，在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和BBC纪录片、书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BBC拍摄了纪录片《阿尔伯特·卡恩的彩色世界》（In Colour 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并出版了影集《阿尔伯特·卡恩的奇妙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将卡恩的许多彩色照片公之于世，这些照片颠覆了人们对于一个黑白时代的想象。目前，纪录片和书籍被翻译成为各种语言，将卡恩的遗产传播到各个国家。
正如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主管吉尔·坡-贝蒂尔（Gilles Baud-Berthier）博士所说：“通过对地球各个角落的记录——这个如今仍然显得如此巨大，未被完全探索的世界——阿尔伯特·卡恩的摄影师团队带回记录在彩色胶卷和胶片上的人类影像，这并不是新闻报道或者人类学考察，也不是艺术创作，仅仅是为了记录各种各样人的生存状态。卡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人类的沟通。”尽管在他在世时这个目的没有完全达成，在他去世以后，卡恩的遗产通过各种方式被继承，并持续不断地促进全人类的交流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