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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写作者都说,童年时期的生活对自己几乎影响了一生,对此我也深有同感。相对当下更加糟糕的环境,我还是为自己生在上世纪70年代感到幸运。我生在离鲁山小城不远的上洼村,村后是一座小山,属于伏牛山的余脉,山势起伏,尚有小泉隐现。小小的村子为多种杂木所笼罩,可以听到各种鸟雀的叫声,因为地势低洼,村子里外多是沟渠和坑塘,是适合鸟雀动物和诗人居住的地方。让我感到快乐的是,在村里可以借到一些好书。我没认识多少字的时候就喜欢上了阅读,父亲在工厂上班,那时候比我多认识一些字,有时候会买回一两本连环画回来,偶尔还会带我到不远处的县剧院看戏。虽然年龄不大,我看得还是非常投入,常常会为剧中的某个角色担心或迷恋不已。我每周会攒一毛钱左右,和小伙伴们一块进城,我不舍得买其他的东西,只买连环画和小故事书。大约上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已开始借较大部头的书来看了。当时读到了《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有一年在姨家,姨夫看我捧着又大又厚的《封神演义》,颇有点不以为然地说你能看得懂吗?不过,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小孩子的理解和想象的能力,10岁以前读到的那些书,直到现在我还能描绘出许多场景和情节。在村里还借到过一本张洁的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其中《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除了阅读,我感到庆幸的是即使上了学,也没有几门功课。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在课堂上走神、扮鬼脸,在山林水塘里玩耍。我在燕窝早年给我做的一篇访谈里说,小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脸盆,我家门口就是小溪,无论冬夏,早上起床跑过去洗一把就好了。母亲几乎不识字,在家干农活,父亲上班,从来没有过问过我一次功课,我只管去玩。小小的村子,人本来就不多,大人们忙着干活,小孩子们忙着玩耍。我最喜欢的的游戏就是逮鱼,把门口的小溪上游堵一下,小鱼就留在溪水的小坑里,很好抓。抓完了放小桶里看,看完了再放回小溪,像西绪弗斯那样。村后小山有桐树林、核桃树林、柿树园、苹果树园等,我常常是从一个林子钻到另一个林子,看各种的花草,听各种的鸟叫,遇见突然跳出的兔子,就大声吆喝:兔儿,兔儿……,那时,大自然是我最好的心灵读本。初中时喜欢上了画画,美术小组的邢老师经常趁着星期天,带我们一帮小伙伴上山写生,画倒没画几幅,却跑了很多没去过的山野。有些朋友说我的诗歌画面感比较强,应该是与那时培养的用绘画的眼光看世界有很大关系。同学们都在订阅《数理化》之类的书,说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却订阅了《童话大王》和《故事世界》。大家都在哇哇地背书或演算的时候,我和皮皮鲁、鲁西西正在另外一个世界漫游。
真正开始喜欢上诗歌,是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喜欢的女孩子通信,她每次都会在信后附一首诗。我也跟着附给她。那时候可以读到的好诗歌不多,而能较为准确地表情达意的更少,我就开始把几首拆开,拼凑一首给她,后来干脆自己写起来。离学校不远是县图书馆,我每天下午去借书,那时胃口真好,上课下课都在读,几乎每天一本,一套《静静的顿河》四天读完,有些句子还能背下来——《约翰·克里斯多夫》、《金阁寺》、《复活》、《古都》……几乎把小小的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有一天,我在同桌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首诗,顾城的《远和近》,与以前读到的诗歌颇为不同,很是喜欢,问他从哪里弄的,他说是哥哥从杂志上抄的。我就去了县图书馆阅览室,那里有过期阅览架,12期合订本,我一册一册地翻各种诗刊和文学杂志,把北岛、顾城、杨炼等几个人的诗歌一首一首抄在笔记本上。期间还遇见过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的几首,还有翟永明的《静安庄》,也甚入眼,一并都抄了下来。在辛勤抄诗的时候,有一次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说你写诗?我说嗯。他说我叫黄岩也写诗,然后给我留了个地址,叫我抽空去找他。我在他家看见两个小书架,有不少从未见过的好书,很是欣喜。从他那里借回来顾城的诗集《黑眼睛》和两本《现当代世界诗坛》,回去连夜抄录。以前只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泰戈尔、雪莱、拜伦、济慈他们的诗集,一看到布罗茨基和艾吕雅他们,真被惊呆了。从此以后,我写的诗歌同学们就看不懂了,拿给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她说不错,不过她也看不太明白,坚持吧。
高二的时候,学校附近的小街开了个自选书店,在里面买到了克劳德·西蒙、加缪、略萨他们的书,并结识了店主冯新伟,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白天经营书店,晚上我们常去一家小店。一瓶二锅头,一盘花生米,一份黄瓜,我们可以聊诗到半夜。现在想想,那时的店主真是淳朴。昏黄的小店,隔着木架和一株龙舌兰的女店主姐妹,一直在记忆里。午夜过后,去他化肥厂的小院,听音乐,阅读,谈诗歌,直到天蒙蒙亮我回寝室睡觉。从他那里借到了福克纳的中短篇小说集,彭燕郊、北岛他们编的《国际诗坛》等。学校南面是个小村,穿过小村就是田野,当时学生们大多喜欢到田野里背书。我也经常带了书去大声地念诵,不过不是课本,而是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或者是迪兰·托马斯……当时几乎每天都能写,有时候做梦也在写,醒的时候还能记住一些句子。整个高中期间,就是读书、背诵诗歌、逃学、喝酒、在大街上、田野里或沙河边溜达。高考时数学基本只会做选择题和填空,蒙了60分,政治从来没听过,靠着语文和英语等勉强考了个师专。上师专时,经冯新伟介绍,认识了当时生活在平顶山的诗人森子、海因、罗羽、老船、蓝蓝等。当时大家聚会比较多,常常是他们谈诗论艺,我在一旁侧耳倾听,一句话也插不上,只是碰酒时举下杯子一饮而尽。我常常对朋友们说,我因生活在平顶山而感到幸运,能在年龄不算很大的时候遇到这么多优秀的诗人。那时候虽然手低,眼却很高。除了国外那些优秀的诗人作家,国内基本上只阅读古典哲学、历史、诗词文赋。民国时代的作家最喜欢的是沈从文。阅读之余,就是溜达、喝酒、写东西,不过现在看来那时候写了一本又一本,几乎全是习作,没有几首像样子的。
毕业以后,没有按分配回县城教书,留在平顶山打工,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因为内心安静,没有更多欲求,生活得还是很自在的,一碗拉面加点牛肉,配上几两酒,回到住处,依然是悠然地读书、写字、听音乐。从初中到开始工作,一路上认识了很多写东西的朋友,到如今坚持下来的没有几个。还有一些人埋怨是因为诗歌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而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常常是很快就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了,心就回归了自我,中午休息就可以看书、走神。坐在马路牙子上,人来车往,并不影响我拿出书来读。我读杰克伦敦传,说是他一天工作近二十个小时,还有时间写长篇小说,让我惊讶不已,不过我可做不到。我觉得人要活得安静自在,诗才能语出自然。感谢诗人简单,在2000年手把手教会我上网,进入诗生活、外省等网站,让我的视阈再次开阔。除了平顶山的师友,外地的诗人朋友大多是从网上认识的。那时候大家交流的风气还是很正的,多愿仔细地阅读别人的作品,并且做出多或者少的点评,很多人也因此而受益。不像今天,大多数人越来越浮躁,作品看不看随手点个赞。我在网下阅读,写作,在网上交流,有不少朋友们较为认可的作品都是那时候产生的。
此后就是继续生活、工作、阅读和写作。因为闲暇的时间多,也多是无人可对谈,几乎每天都要喝点酒,半晕或醉。诗是酒前酒中酒后都可以写,状态好的时候写得好一点,不好的时候写得差一点。我一直喜欢中国的老庄、陶潜、李白和苏轼,喜欢旷达自在的人。生在当下中国,旷古未有的时代,郁闷在所难免。不过,我还是过得相对静心。有一次在荆紫关,我快喝醉的时候也高谈阔论了一番,大约是在这个时代,要清醒地随波逐流,学会像庄子那样坐在时代高高的山顶,看人间鸟来虫往,江山代谢,偶或击颅而歌,在无用的大树下乘凉,乘葫芦腰舟而浮游于梦幻世界。
除了阅读,我感到庆幸的是即使上了学,也没有几门功课。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在课堂上走神、扮鬼脸,在山林水塘里玩耍。我在燕窝早年给我做的一篇访谈里说,小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脸盆,我家门口就是小溪,无论冬夏,早上起床跑过去洗一把就好了。母亲几乎不识字,在家干农活,父亲上班,从来没有过问过我一次功课,我只管去玩。小小的村子,人本来就不多,大人们忙着干活,小孩子们忙着玩耍。我最喜欢的的游戏就是逮鱼,把门口的小溪上游堵一下,小鱼就留在溪水的小坑里,很好抓。抓完了放小桶里看,看完了再放回小溪,像西绪弗斯那样。村后小山有桐树林、核桃树林、柿树园、苹果树园等,我常常是从一个林子钻到另一个林子,看各种的花草,听各种的鸟叫,遇见突然跳出的兔子,就大声吆喝:兔儿,兔儿……,那时,大自然是我最好的心灵读本。初中时喜欢上了画画,美术小组的邢老师经常趁着星期天,带我们一帮小伙伴上山写生,画倒没画几幅,却跑了很多没去过的山野。有些朋友说我的诗歌画面感比较强,应该是与那时培养的用绘画的眼光看世界有很大关系。同学们都在订阅《数理化》之类的书,说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却订阅了《童话大王》和《故事世界》。大家都在哇哇地背书或演算的时候,我和皮皮鲁、鲁西西正在另外一个世界漫游。
真正开始喜欢上诗歌,是高中的时候。我和一个喜欢的女孩子通信,她每次都会在信后附一首诗。我也跟着附给她。那时候可以读到的好诗歌不多,而能较为准确地表情达意的更少,我就开始把几首拆开,拼凑一首给她,后来干脆自己写起来。离学校不远是县图书馆,我每天下午去借书,那时胃口真好,上课下课都在读,几乎每天一本,一套《静静的顿河》四天读完,有些句子还能背下来——《约翰·克里斯多夫》、《金阁寺》、《复活》、《古都》……几乎把小小的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有一天,我在同桌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一首诗,顾城的《远和近》,与以前读到的诗歌颇为不同,很是喜欢,问他从哪里弄的,他说是哥哥从杂志上抄的。我就去了县图书馆阅览室,那里有过期阅览架,12期合订本,我一册一册地翻各种诗刊和文学杂志,把北岛、顾城、杨炼等几个人的诗歌一首一首抄在笔记本上。期间还遇见过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的几首,还有翟永明的《静安庄》,也甚入眼,一并都抄了下来。在辛勤抄诗的时候,有一次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说你写诗?我说嗯。他说我叫黄岩也写诗,然后给我留了个地址,叫我抽空去找他。我在他家看见两个小书架,有不少从未见过的好书,很是欣喜。从他那里借回来顾城的诗集《黑眼睛》和两本《现当代世界诗坛》,回去连夜抄录。以前只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泰戈尔、雪莱、拜伦、济慈他们的诗集,一看到布罗茨基和艾吕雅他们,真被惊呆了。从此以后,我写的诗歌同学们就看不懂了,拿给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她说不错,不过她也看不太明白,坚持吧。
高二的时候,学校附近的小街开了个自选书店,在里面买到了克劳德·西蒙、加缪、略萨他们的书,并结识了店主冯新伟,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白天经营书店,晚上我们常去一家小店。一瓶二锅头,一盘花生米,一份黄瓜,我们可以聊诗到半夜。现在想想,那时的店主真是淳朴。昏黄的小店,隔着木架和一株龙舌兰的女店主姐妹,一直在记忆里。午夜过后,去他化肥厂的小院,听音乐,阅读,谈诗歌,直到天蒙蒙亮我回寝室睡觉。从他那里借到了福克纳的中短篇小说集,彭燕郊、北岛他们编的《国际诗坛》等。学校南面是个小村,穿过小村就是田野,当时学生们大多喜欢到田野里背书。我也经常带了书去大声地念诵,不过不是课本,而是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或者是迪兰·托马斯……当时几乎每天都能写,有时候做梦也在写,醒的时候还能记住一些句子。整个高中期间,就是读书、背诵诗歌、逃学、喝酒、在大街上、田野里或沙河边溜达。高考时数学基本只会做选择题和填空,蒙了60分,政治从来没听过,靠着语文和英语等勉强考了个师专。上师专时,经冯新伟介绍,认识了当时生活在平顶山的诗人森子、海因、罗羽、老船、蓝蓝等。当时大家聚会比较多,常常是他们谈诗论艺,我在一旁侧耳倾听,一句话也插不上,只是碰酒时举下杯子一饮而尽。我常常对朋友们说,我因生活在平顶山而感到幸运,能在年龄不算很大的时候遇到这么多优秀的诗人。那时候虽然手低,眼却很高。除了国外那些优秀的诗人作家,国内基本上只阅读古典哲学、历史、诗词文赋。民国时代的作家最喜欢的是沈从文。阅读之余,就是溜达、喝酒、写东西,不过现在看来那时候写了一本又一本,几乎全是习作,没有几首像样子的。
毕业以后,没有按分配回县城教书,留在平顶山打工,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因为内心安静,没有更多欲求,生活得还是很自在的,一碗拉面加点牛肉,配上几两酒,回到住处,依然是悠然地读书、写字、听音乐。从初中到开始工作,一路上认识了很多写东西的朋友,到如今坚持下来的没有几个。还有一些人埋怨是因为诗歌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而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常常是很快就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了,心就回归了自我,中午休息就可以看书、走神。坐在马路牙子上,人来车往,并不影响我拿出书来读。我读杰克伦敦传,说是他一天工作近二十个小时,还有时间写长篇小说,让我惊讶不已,不过我可做不到。我觉得人要活得安静自在,诗才能语出自然。感谢诗人简单,在2000年手把手教会我上网,进入诗生活、外省等网站,让我的视阈再次开阔。除了平顶山的师友,外地的诗人朋友大多是从网上认识的。那时候大家交流的风气还是很正的,多愿仔细地阅读别人的作品,并且做出多或者少的点评,很多人也因此而受益。不像今天,大多数人越来越浮躁,作品看不看随手点个赞。我在网下阅读,写作,在网上交流,有不少朋友们较为认可的作品都是那时候产生的。
此后就是继续生活、工作、阅读和写作。因为闲暇的时间多,也多是无人可对谈,几乎每天都要喝点酒,半晕或醉。诗是酒前酒中酒后都可以写,状态好的时候写得好一点,不好的时候写得差一点。我一直喜欢中国的老庄、陶潜、李白和苏轼,喜欢旷达自在的人。生在当下中国,旷古未有的时代,郁闷在所难免。不过,我还是过得相对静心。有一次在荆紫关,我快喝醉的时候也高谈阔论了一番,大约是在这个时代,要清醒地随波逐流,学会像庄子那样坐在时代高高的山顶,看人间鸟来虫往,江山代谢,偶或击颅而歌,在无用的大树下乘凉,乘葫芦腰舟而浮游于梦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