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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从不讳言自己是佛教徒,评论时事时也从不隐藏自己嫉恶如仇的性格。这个男人拥有非凡的语言组织能力,即使他冷静叙述一件事,也能唤起听众的热情。冷与热、平静与激情,这并不矛盾,二元对立原本就是佛教徒梁文道需克服的陷阱。“我只有一个希望,活在真实里。”
没有“国民。性格”这回事
9月1日,梁文道在成都举行演讲的当天,成都大雨。即使天气恶劣,金沙剧场远在西三环,场地内依然座无虚席。从一开始,梁文道的演讲就似乎偏题了,这场原以“道德”为题的演讲不但没有一直“扣题”,他的论述反而以“小心道德”为主题。听众普遍买账,有掌声为证,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人。
跑题进行到底,有人问梁文道对内地流行的“民国风”作何想法,他笑了:“我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既是对台湾的误会,也是对‘民国’的误会。韩寒写了一篇《太平洋上的风》盛赞台湾民风淳朴,大家也见到了,台湾人并不买账。”梁文道认为盲从“民国风”,既是一厢情愿,也是对海峡对岸那片土地上的人不够尊重。“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成为今天让人羡慕的样子,是有复杂的历史条件在演变,也有当地人的努力。”台下立即有情绪激动的听众追问:“请问您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怎么看?”他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我认为,根本没有国民性格这回事,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一些词高度概括一大群人呢?”
如今“公共知识分子”被一些网民视作含有贬义的词汇,梁文道却丝毫不否认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责任。他认为既然有了微博,那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真实与否的区别。“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活在真实里’,假如我是一个肉贩,如果我不认同某些苛捐杂税,那我就拒绝交纳,不管有多少人随大流地如数交纳。”著书、评论,“活在真实里”是梁文道最低的底线和最高的要求。
讲座的现场有从《锵锵三人行》节目创始之初就开始“迷”梁文道的大学老师,有一开口便慷慨激昂大讲家国千秋的“围观群众”,更有拿媒体人、作家梁文道当“万能药”的人。他们向讲台上着白衬衫、黑裤子,站得笔直,作倾听状的梁文道发问,无论问了什么,他身体前倾尽量作答。有时他诚恳地说:“抱歉,我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不能在此回答您的问题。”有时,他对着滔滔不绝的提问者开玩笑:“您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回答一次了吧?”
现场提问的名额原定为5个,实际上发问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主办方试图截住传递的话筒,梁文道挥手示意:“我再答一个。”原以“道德”为论述重点的演讲,最后呈现的效果与“道德”之间保持了似有还无的距离,这个难以拿捏的距离,恰是梁文道自己与大众语境中的“道德”一词之间的距离。时不时掌声四起,梁文道的幽默每隔几分钟便让听众大笑一次,他自己双手撑着讲台,脸上并无笑容。
“我嫌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还不够远”
在2011年出了一本名为《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的书之后,梁文道没有再出书了,他的名字倒是频繁出现在新出版的图书腰封上:“梁文道、XXX联合推荐”。对于出书进度远远落后于其他知名作家,梁文道慢条斯理地说:“不着急。”
3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梁文道走到金沙剧场背后的茶室接受记者采访。工作人员根本无法阻挡热情的粉丝涌入茶室,也无法阻止一个又一个的人上前与梁文道合影,他既不笑,也不故作亲切,每张合影看起来更像是两个路人恰好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
入座之后,梁文道摸出随身携带的烟丝与卷烟纸,迅速地卷了一支烟,开始等人发问。有人发问,他的身体便在椅子里向前动了一动,眼睛直视发问者。“我只是提供我的想法给大家参考,”他说,“我未曾了解的,抱歉不能回答。”
不打诳语,是梁文道作为佛教徒的修行,写评论,是他作为评论员的修行,两者并不矛盾。“也曾有人问过我,佛教徒是该入世还是该出世?在我看来,将出世与入世对立划分反而是个问题。我是个信奉‘人间佛法’的佛教徒,这怎么理解呢?我是个对介入社会的倾向比较强的佛教徒。要知道,佛教对其信徒是没有道德指令的,没有绝对的‘该怎么做’的行为标准,我选择加入社会,是我个人的修行方式。”
对梁文道而言,介入是修行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是“抽离”。每一个哲学家审视任何一件日常小事时都会察觉其荒诞之处,每一个审视都是在将自身作为一切事物外的陌生人。梁文道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时就是一个满头问号的陌生人。从前他一天看8份报纸,阅读许多书,回复无数邮件,现在他一个月也不见得会回复一次邮件,远离电脑,减少阅读。“我没什么应酬交际,不混圈子,在凤凰卫视工作十余年,唯一一位可以称为朋友的,只有窦文涛。”去凤凰卫视录节目,走在过道里,许多人向他打招呼,“我一个也不认识。”
曾是热血青年的梁文道至今血仍未冷,只是对现在的他来说有一些比血液温度更重要的事,比如严谨,比如介入社会,比如将自身抽离于贪嗔痴,抽离于妄想。这并不容易,否则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不会脸上常带着收敛而严肃的表情。
问他
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Q=《成都女报》A=梁文道
Q:你能形容一下你的爱情观吗?
A:我知道怎么形容。但我认为,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了,其实爱情没有那么重要。
Q:现代人把爱情看得太重,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我们爷爷一辈的人有爱情吗?没有,依然相安无事地过了一辈子,可见爱情对他们来说不是必需品。即使是我们父母这辈人,因爱情结合的也是少之又少。爱情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如果你翻阅十七世纪时的小说便会发现,所谓爱情是专属于上层阶级的,而且和婚姻无关,单指婚外情。我认为现代人把爱情看得太重,是因为媒体有意识地引导和宣传,而且仅仅对女性宣传。女性杂志都在宣传如何拴住男人的心,男性杂志中与爱情有关的内容非常少,我认为这是性别歧视。
Q:怎么理解把爱情看得太重是性别歧视呢?
A:这会导致女性把自己的人生看得太窄,好像只有爱情是重要的,没有爱情必定是失败者。女人可以做那么多的事,可以扩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和深度,为什么让女性相信一个单一的价值取向?说得严重点,我认为过于宣扬爱情,是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值得拥有的人生远远不止爱情。
Q:你看待女性的视角和常人不同,这是为什么?
A: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啊,年轻时第一次参加示威,到街上派发传单就是因为抵制当时的“香港小姐”选美,在我看来,那是对女性价值的低估和不尊重。
没有“国民。性格”这回事
9月1日,梁文道在成都举行演讲的当天,成都大雨。即使天气恶劣,金沙剧场远在西三环,场地内依然座无虚席。从一开始,梁文道的演讲就似乎偏题了,这场原以“道德”为题的演讲不但没有一直“扣题”,他的论述反而以“小心道德”为主题。听众普遍买账,有掌声为证,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人。
跑题进行到底,有人问梁文道对内地流行的“民国风”作何想法,他笑了:“我觉得这是天大的误会,既是对台湾的误会,也是对‘民国’的误会。韩寒写了一篇《太平洋上的风》盛赞台湾民风淳朴,大家也见到了,台湾人并不买账。”梁文道认为盲从“民国风”,既是一厢情愿,也是对海峡对岸那片土地上的人不够尊重。“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成为今天让人羡慕的样子,是有复杂的历史条件在演变,也有当地人的努力。”台下立即有情绪激动的听众追问:“请问您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怎么看?”他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我认为,根本没有国民性格这回事,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一些词高度概括一大群人呢?”
如今“公共知识分子”被一些网民视作含有贬义的词汇,梁文道却丝毫不否认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责任。他认为既然有了微博,那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真实与否的区别。“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活在真实里’,假如我是一个肉贩,如果我不认同某些苛捐杂税,那我就拒绝交纳,不管有多少人随大流地如数交纳。”著书、评论,“活在真实里”是梁文道最低的底线和最高的要求。
讲座的现场有从《锵锵三人行》节目创始之初就开始“迷”梁文道的大学老师,有一开口便慷慨激昂大讲家国千秋的“围观群众”,更有拿媒体人、作家梁文道当“万能药”的人。他们向讲台上着白衬衫、黑裤子,站得笔直,作倾听状的梁文道发问,无论问了什么,他身体前倾尽量作答。有时他诚恳地说:“抱歉,我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不能在此回答您的问题。”有时,他对着滔滔不绝的提问者开玩笑:“您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回答一次了吧?”
现场提问的名额原定为5个,实际上发问人数远远超出这个数目。主办方试图截住传递的话筒,梁文道挥手示意:“我再答一个。”原以“道德”为论述重点的演讲,最后呈现的效果与“道德”之间保持了似有还无的距离,这个难以拿捏的距离,恰是梁文道自己与大众语境中的“道德”一词之间的距离。时不时掌声四起,梁文道的幽默每隔几分钟便让听众大笑一次,他自己双手撑着讲台,脸上并无笑容。
“我嫌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还不够远”
在2011年出了一本名为《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的书之后,梁文道没有再出书了,他的名字倒是频繁出现在新出版的图书腰封上:“梁文道、XXX联合推荐”。对于出书进度远远落后于其他知名作家,梁文道慢条斯理地说:“不着急。”
3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梁文道走到金沙剧场背后的茶室接受记者采访。工作人员根本无法阻挡热情的粉丝涌入茶室,也无法阻止一个又一个的人上前与梁文道合影,他既不笑,也不故作亲切,每张合影看起来更像是两个路人恰好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
入座之后,梁文道摸出随身携带的烟丝与卷烟纸,迅速地卷了一支烟,开始等人发问。有人发问,他的身体便在椅子里向前动了一动,眼睛直视发问者。“我只是提供我的想法给大家参考,”他说,“我未曾了解的,抱歉不能回答。”
不打诳语,是梁文道作为佛教徒的修行,写评论,是他作为评论员的修行,两者并不矛盾。“也曾有人问过我,佛教徒是该入世还是该出世?在我看来,将出世与入世对立划分反而是个问题。我是个信奉‘人间佛法’的佛教徒,这怎么理解呢?我是个对介入社会的倾向比较强的佛教徒。要知道,佛教对其信徒是没有道德指令的,没有绝对的‘该怎么做’的行为标准,我选择加入社会,是我个人的修行方式。”
对梁文道而言,介入是修行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是“抽离”。每一个哲学家审视任何一件日常小事时都会察觉其荒诞之处,每一个审视都是在将自身作为一切事物外的陌生人。梁文道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时就是一个满头问号的陌生人。从前他一天看8份报纸,阅读许多书,回复无数邮件,现在他一个月也不见得会回复一次邮件,远离电脑,减少阅读。“我没什么应酬交际,不混圈子,在凤凰卫视工作十余年,唯一一位可以称为朋友的,只有窦文涛。”去凤凰卫视录节目,走在过道里,许多人向他打招呼,“我一个也不认识。”
曾是热血青年的梁文道至今血仍未冷,只是对现在的他来说有一些比血液温度更重要的事,比如严谨,比如介入社会,比如将自身抽离于贪嗔痴,抽离于妄想。这并不容易,否则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不会脸上常带着收敛而严肃的表情。
问他
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Q=《成都女报》A=梁文道
Q:你能形容一下你的爱情观吗?
A:我知道怎么形容。但我认为,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了,其实爱情没有那么重要。
Q:现代人把爱情看得太重,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我们爷爷一辈的人有爱情吗?没有,依然相安无事地过了一辈子,可见爱情对他们来说不是必需品。即使是我们父母这辈人,因爱情结合的也是少之又少。爱情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如果你翻阅十七世纪时的小说便会发现,所谓爱情是专属于上层阶级的,而且和婚姻无关,单指婚外情。我认为现代人把爱情看得太重,是因为媒体有意识地引导和宣传,而且仅仅对女性宣传。女性杂志都在宣传如何拴住男人的心,男性杂志中与爱情有关的内容非常少,我认为这是性别歧视。
Q:怎么理解把爱情看得太重是性别歧视呢?
A:这会导致女性把自己的人生看得太窄,好像只有爱情是重要的,没有爱情必定是失败者。女人可以做那么多的事,可以扩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和深度,为什么让女性相信一个单一的价值取向?说得严重点,我认为过于宣扬爱情,是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值得拥有的人生远远不止爱情。
Q:你看待女性的视角和常人不同,这是为什么?
A: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啊,年轻时第一次参加示威,到街上派发传单就是因为抵制当时的“香港小姐”选美,在我看来,那是对女性价值的低估和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