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曲舞台和文学作品中，包拯是一位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神话般官员，世称包龙图。虽然，这里面有许多虚构的故事和细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包拯不仅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而且是官场不倒翁，从来没有被贬或者撤职。然而，不给人送礼而又四处“得罪”人的包拯缘何在宋朝的职场上步步高升呢?其中缘由还得从包拯的人生哲学说起。
　　公元999年，包拯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包拯并不像戏曲中说的那样，父母早逝，靠哥嫂抚养成人。相反，真实的包拯是兄弟三人，两位哥哥早年去世，赡养父母的重任便落到包拯一个人身上。包拯28岁就考中进士，按照宋朝法律，进士可以入仕为官。可是，包拯几次辞掉官职，在家赡养父母。一直等到父母去世后，包拯才入仕。百事孝为先，包拯没有入仕就成为名震朝野的大孝子，类似于现在的网络红人。这种品德看起来似乎与职场无关，但是，它为包拯入仕赢得了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其一。
　　有真本领是包拯的第二种人生哲学。包拯5岁就开始熟读史书，研究古代贤人的思想和经典案例，这对包拯入仕后能够对工作游刃有余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办案程序进行了改革。在此之前，告状者是要先将状纸递交给衙吏，然后再由衙吏转呈，而衙吏却借此敲诈勒索，致使冤屈者常因为送不起钱而告状无门。为此，包拯在衙门口设置了一面鼓，冤屈者只要击鼓，包拯就升堂问案。这种做法深得民心，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并代代相传，这就是击鼓升堂的来历。正因为包拯有了这些真本领，才能够侦破诸多复杂案件，赢得了“包青天”的美誉。
　　为领导解忧是包拯的第三种人生哲学。包拯的最大领导当然是宋仁宗。对于宋仁宗，包拯不送礼，不拍马溜须，而是真心实意为宋仁宗排忧解难。公元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上任第一天，他就精选了唐代魏征的三篇奏议，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很欣赏包拯的用心，也就把包拯当成了自己人。宋仁宗自幼失去亲生母亲，心中常常思念和遗憾。包拯急领导之所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流落宫外多年的李娘娘，让宋仁宗母子团聚。宋仁宗因此感激，赏赐包拯半个庐州。包拯推辞不过，只要了庐州城外半条护城河。如今，这条河还叫做包河。
　　洁身自爱是包拯的第四种人生哲学。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包拯在职期间，特别廉洁自律，他不仅不给领导送礼，而且也绝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包拯在任端州知州期间，端州出产一种名贵的砚台，名曰端砚。端砚举世闻名，被确定为朝廷贡品。此前历任知州都向各县征收贡品数倍的端砚，拿到京城打点，为自己升迁铺路。包拯到任后，一块儿也不多收。不仅如此，包拯在离任时，就连案头的端砚也造册上缴。百姓过意不去，偷偷地在包拯的行李里放了一块儿端砚。包拯在路上发现后，把这块儿无主的端砚抛入江中。不仅如此，包拯还把拒绝贿赂写入《家训》，规定凡贪赃枉法的包氏子孙，退休或罢官后不得回庐州老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坟。这些足以证明包拯洁身自爱的决心。
　　唯才是举是包拯的第五种人生哲学。范仲淹变法失败，其提拔的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与范仲淹一起被贬。包拯虽然站在守旧派一边，但是包拯认为杨纮、王鼎、王绰三人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政绩卓著。他向宋仁宗力举这三个人，最终使杨纮三人官复原职。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王鼎与包拯一样，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恢复提点刑狱的官职后，不仅不感谢包拯，还立即向宋仁宗弹劾包拯，说他办事急躁，不按程序办案。包拯得知后，不仅不怪罪王鼎以怨报德，而且当面向王鼎表示感谢。由此可见，包拯唯才是举和正视自己缺点的博大胸怀。
　　有品德、有本领、为领导解忧、洁身自爱和唯才是举，这是包拯职场的五条做人原则。正是有了这五条人生哲学，包拯才敢不畏权贵，成为百姓心中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