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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西村成为一种标志之前，在国人的心中，农村几乎是贫困的代名词。而当华西村的前任当家人吴仁宝，这位建国60年以来任期最长的村官，带领村民们从“农业学大寨”，到办小五金厂，再到把华西村打造成为“天下第一村”时，农村和农民才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能力。
美国(时代周刊)也曾因此用一期封面文章来解读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之路”。而今，在走过了激情燃烧岁月的吴仁宝的身上，依然给人一种“野心勃勃”的感觉。“一个人想的目标越远，精神就越足，这就叫精神动力。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如果想的都是再过几年自己就要走了，那积极性可能就会挫伤了。我只能想远点的事，干近点的事。”81岁的吴仁宝说。
泥窝里飞出金凤凰
1928年11月17日，吴仁宝出生在江南吴家基一户农民家里。14岁那年，吴仁宝家里断粮，只好扛起竹篓鱼网，四处奔波，到江河湖汉里摸鱼捉虾，到集市上去卖，换点富人家喂猪的碎米煮粥供一家人充饥。砍柴和捕鱼都不行的时候，吴仁宝就挑起担子，做起了小本生意。1954年，吴仁宝当上了瓠岱乡的财粮委员，成了人们羡慕的国家干部。1961年，吴仁宝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华西村，土墩洼地星罗棋布，村民缺吃少穿，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让吴仁宝开始“穷则思变”的是一篇报道：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寨之路》。吴仁宝捏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他的“偶像”，
被大寨精神鼓舞起来的吴仁宝在1965年，就发动村民制定了一个《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他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进行河流改道，土地平整。由于规划切合华西的实际，符合群众的心意，结果提前7年完成了，到1972年，全村200户农民全部住进了新盖的瓦房。吴仁宝和华西人硬是凭着一股改天换地的激情和干劲把原来的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高产稳产的优质粮田。华西村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
然而，地少人多。精明的吴仁宝在算经济账时，考虑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问题。“1961年，华西建村时，劳动力人数为292人，土地845亩，1968年，劳动力增长至434人，增加了142人，土地增加了6亩，为851亩。劳动力还在呈迅速增长之势，而土地几乎成了一个常数，没有多少增长的潜力。”
为了安排多余的劳动力，寻求新的发展之道，吴仁宝开始新的尝试，他决定创办一个为农业服务的五金加工厂。可这一动作刚一提出，就有人说“缺资金、少原料、无设备、无人才、车、钳、刨一样没有，能办什么厂?别说办不成，就是办成了，我们拿锄头的手，怎么会开车床，拿扳子?天生的祖祖辈辈啃地球的命，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破屋里想飞出金凤凰啦!”
“怎么飞不出?50年代，我们党就提出过‘要想富，多栽树’，‘要想富，农工副’的口号。毛主席也曾对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满怀激情地预言：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泥屋里一定能飞出金凤凰! 吴仁宝坚定地回道。
决定办五金加工厂之后，吴仁宝就开始走南闯北，调查市场，搜集信息。后来，他终于发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丝攻(螺丝帽的模具)和板牙(螺丝的模具)。
接着，吴仁宝要了解如何生产这两种产品。他决定学刘备，三顾茅庐，去无锡请来了一位从事五金加工的老师傅。经过六七个月时间的七拼八凑，终于凑齐了老师傅说的全部设备后，却发现村里竟然没人能把机器开转!这让吴仁宝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选派华西人远赴外地学艺，一个多月后，终于让机器转了起来。
接下来要找原材料。吴仁宝开着手扶拖拉机，到靖江县求人买材料，原指望能拉回一拖拉机，可千求万求，人家才忍痛割爱，卖给他十几公斤直径四厘米的钢棍。虽然远不够用，但终于使机器运转起来。
1969年，中共“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人们被一种罕有的激情鼓舞着，他们高举着红宝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对在“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大清查)……那个年代，“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
“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当时，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呢?我们偷偷地办了个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就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吴仁宝回忆道。这个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雏形。
虽然像带着镣铐跳舞似的备受束缚，但吴仁宝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为华西村乃至中国农村的未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到1975年，吴仁宝与华西人用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1969年创办至1978年，华西五金厂“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
天下第一村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吴仁宝认为，“华西村人多地少，工业有基础，小五金厂已为村里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分田到户并不适合华西的实际”。吴仁宝为华西村做出了决定未来命运的抉择——华西还是要走集体致富的路，不搞分田到户。
华西村的40多公顷良田被承包给村里的30名种田能手耕种，村里其余的劳动力则投入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实我是最拥护的，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改革开放，是把过去错的思路纠正过来，所以叫‘拨乱反正’。把‘乱’反过来变成正，这是最大的变化。我那时候还被人家盖过很多帽子，那个时候搞生产，是偷偷摸摸的，是不合法的。我也不怕违法，因为我是个农民，没有什么顾虑。改革开放来了，允许我们这样搞了，我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对于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吴仁宝不为所动。“我是听中央的，因为中央讲的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中央是非常对的，我们中国有个毛病是一 刀切，一窝蜂。当时我们就没有这么做，我们是宜统的。有些人年纪大了，思想僵化了。就是搞一刀切，我是避开切。要避开切其实也很容易，那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当先进。你如果要去当先进一定会跟风。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不需要当先进。”
改革开放，给了吴仁宝巨大的动力。1985年8月19日，吴仁宝带着村里的100多名农民兄弟，来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华西村100多名农民代表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三年，目标一亿……”
此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民进行突飞猛进地建厂。钢铁，毛纺，冶金……华西村的田野上矗立起一座座工厂，建立了苏南农村第一个工业园区。到1988年，华西年产值超过亿元。
然而，真正让华西村“暴发”的是在1 992年。3月1日凌晨三点钟，也即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集党委开会，下达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我们一听到他的讲话，我们就感觉到机会又来了。我们凌晨三点开会，所有的钱都偷偷用来买原材料了，而且能够借到钱也要买。为什么?因为我们判断市场要上去，我一下子赚了不少钱。那时候不到一个月，价格上去非常快，建材卖700块一吨，最后涨到2000多；铝锭4000多一吨，没有几天就涨到8000多元。华西村在那一次是赚了很多钱。”于是，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吴仁宝停顿了一下，说，“刚开始觉得已经满足了，后来想想还是太少了。”
1999年华西村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创“村庄上市”的先例。2007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400多亿元，上交利税30多亿元，人称“天下第一村”。
“‘天下第村’不是我们自封的，而是中央给我们的鼓励也是社会一致公认的。建党80周年，国务院中宣部，中组部在‘肩负人民希望’大型图片展中，称华西是‘天下第一村’，称我吴仁宝是‘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
吴仁宝对“天下第一村”解释道：“我发动老百姓讨论“什么叫‘天下第村’?大家的结论是两句话：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那么，什么叫美丽的华西村?就是要建设‘五容’——山容、河容、田容、厂容、村容。而幸福的华西人则要有‘五子’——家家要有票子、家家要有较好的车子、家家要有较好的房子、重点要培养好孩子、人人都要讲面子。这就叫‘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这就是‘天下第一村’。”
退一步，进两步
华西村口有一块醒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吴仁宝的自律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从1970年代起，吴仁宝就给自己立下了“三不”规矩：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多年来，吴仁宝一直坚守自己定的规矩。
在华西，有很多广告牌子，其中不少就写着吴仁宝的语录，因为这些语录，人们送给吴仁宝一个“农民思想家”的称呼。但是，吴仁宝说，他并不想做什么思想家，而是要“做实干家，要不讲废话，只说实话，不来虚的，只是实干”。
“我工作这么多年，人家问我成功的秘诀是啥?我说，实事求是。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遇到任何困难，只要实事求是对待，就能大难变小难，小难变不难。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呢，因为单讲‘硬道理’老百姓听不懂，我就加了两点，叫‘有条件不发展是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
现在，已经退居二线的吴仁宝反而说自己更忙了。“我是退了，但是我这样退，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所谓‘进两步’，第一是我退了，班子里年轻的人进了；第二个是，对我来说，原来我对村情，民情比较了解，但是也有缺陷，对于意见大多数能听到，但也有少数意见听不到，那么我退下来以后，老百姓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我反馈，我更可以听到老百姓的意见，新班子的工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为他们服务，我是老百姓同新班子之间沟通的桥梁。担任这样的工作，虽然我吴仁宝退了，工作反而忙了，不是闲了。”
美国(时代周刊)也曾因此用一期封面文章来解读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之路”。而今，在走过了激情燃烧岁月的吴仁宝的身上，依然给人一种“野心勃勃”的感觉。“一个人想的目标越远，精神就越足，这就叫精神动力。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如果想的都是再过几年自己就要走了，那积极性可能就会挫伤了。我只能想远点的事，干近点的事。”81岁的吴仁宝说。
泥窝里飞出金凤凰
1928年11月17日，吴仁宝出生在江南吴家基一户农民家里。14岁那年，吴仁宝家里断粮，只好扛起竹篓鱼网，四处奔波，到江河湖汉里摸鱼捉虾，到集市上去卖，换点富人家喂猪的碎米煮粥供一家人充饥。砍柴和捕鱼都不行的时候，吴仁宝就挑起担子，做起了小本生意。1954年，吴仁宝当上了瓠岱乡的财粮委员，成了人们羡慕的国家干部。1961年，吴仁宝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华西村，土墩洼地星罗棋布，村民缺吃少穿，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让吴仁宝开始“穷则思变”的是一篇报道：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寨之路》。吴仁宝捏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他的“偶像”，
被大寨精神鼓舞起来的吴仁宝在1965年，就发动村民制定了一个《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他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进行河流改道，土地平整。由于规划切合华西的实际，符合群众的心意，结果提前7年完成了，到1972年，全村200户农民全部住进了新盖的瓦房。吴仁宝和华西人硬是凭着一股改天换地的激情和干劲把原来的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高产稳产的优质粮田。华西村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
然而，地少人多。精明的吴仁宝在算经济账时，考虑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问题。“1961年，华西建村时，劳动力人数为292人，土地845亩，1968年，劳动力增长至434人，增加了142人，土地增加了6亩，为851亩。劳动力还在呈迅速增长之势，而土地几乎成了一个常数，没有多少增长的潜力。”
为了安排多余的劳动力，寻求新的发展之道，吴仁宝开始新的尝试，他决定创办一个为农业服务的五金加工厂。可这一动作刚一提出，就有人说“缺资金、少原料、无设备、无人才、车、钳、刨一样没有，能办什么厂?别说办不成，就是办成了，我们拿锄头的手，怎么会开车床，拿扳子?天生的祖祖辈辈啃地球的命，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破屋里想飞出金凤凰啦!”
“怎么飞不出?50年代，我们党就提出过‘要想富，多栽树’，‘要想富，农工副’的口号。毛主席也曾对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满怀激情地预言：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泥屋里一定能飞出金凤凰! 吴仁宝坚定地回道。
决定办五金加工厂之后，吴仁宝就开始走南闯北，调查市场，搜集信息。后来，他终于发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丝攻(螺丝帽的模具)和板牙(螺丝的模具)。
接着，吴仁宝要了解如何生产这两种产品。他决定学刘备，三顾茅庐，去无锡请来了一位从事五金加工的老师傅。经过六七个月时间的七拼八凑，终于凑齐了老师傅说的全部设备后，却发现村里竟然没人能把机器开转!这让吴仁宝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选派华西人远赴外地学艺，一个多月后，终于让机器转了起来。
接下来要找原材料。吴仁宝开着手扶拖拉机，到靖江县求人买材料，原指望能拉回一拖拉机，可千求万求，人家才忍痛割爱，卖给他十几公斤直径四厘米的钢棍。虽然远不够用，但终于使机器运转起来。
1969年，中共“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人们被一种罕有的激情鼓舞着，他们高举着红宝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对在“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大清查)……那个年代，“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
“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当时，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呢?我们偷偷地办了个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就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吴仁宝回忆道。这个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雏形。
虽然像带着镣铐跳舞似的备受束缚，但吴仁宝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为华西村乃至中国农村的未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到1975年，吴仁宝与华西人用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1969年创办至1978年，华西五金厂“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
天下第一村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吴仁宝认为，“华西村人多地少，工业有基础，小五金厂已为村里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分田到户并不适合华西的实际”。吴仁宝为华西村做出了决定未来命运的抉择——华西还是要走集体致富的路，不搞分田到户。
华西村的40多公顷良田被承包给村里的30名种田能手耕种，村里其余的劳动力则投入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实我是最拥护的，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改革开放，是把过去错的思路纠正过来，所以叫‘拨乱反正’。把‘乱’反过来变成正，这是最大的变化。我那时候还被人家盖过很多帽子，那个时候搞生产，是偷偷摸摸的，是不合法的。我也不怕违法，因为我是个农民，没有什么顾虑。改革开放来了，允许我们这样搞了，我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对于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吴仁宝不为所动。“我是听中央的，因为中央讲的是‘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中央是非常对的，我们中国有个毛病是一 刀切，一窝蜂。当时我们就没有这么做，我们是宜统的。有些人年纪大了，思想僵化了。就是搞一刀切，我是避开切。要避开切其实也很容易，那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当先进。你如果要去当先进一定会跟风。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不需要当先进。”
改革开放，给了吴仁宝巨大的动力。1985年8月19日，吴仁宝带着村里的100多名农民兄弟，来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华西村100多名农民代表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三年，目标一亿……”
此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民进行突飞猛进地建厂。钢铁，毛纺，冶金……华西村的田野上矗立起一座座工厂，建立了苏南农村第一个工业园区。到1988年，华西年产值超过亿元。
然而，真正让华西村“暴发”的是在1 992年。3月1日凌晨三点钟，也即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集党委开会，下达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我们一听到他的讲话，我们就感觉到机会又来了。我们凌晨三点开会，所有的钱都偷偷用来买原材料了，而且能够借到钱也要买。为什么?因为我们判断市场要上去，我一下子赚了不少钱。那时候不到一个月，价格上去非常快，建材卖700块一吨，最后涨到2000多；铝锭4000多一吨，没有几天就涨到8000多元。华西村在那一次是赚了很多钱。”于是，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吴仁宝停顿了一下，说，“刚开始觉得已经满足了，后来想想还是太少了。”
1999年华西村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创“村庄上市”的先例。2007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400多亿元，上交利税30多亿元，人称“天下第一村”。
“‘天下第村’不是我们自封的，而是中央给我们的鼓励也是社会一致公认的。建党80周年，国务院中宣部，中组部在‘肩负人民希望’大型图片展中，称华西是‘天下第一村’，称我吴仁宝是‘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
吴仁宝对“天下第一村”解释道：“我发动老百姓讨论“什么叫‘天下第村’?大家的结论是两句话：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那么，什么叫美丽的华西村?就是要建设‘五容’——山容、河容、田容、厂容、村容。而幸福的华西人则要有‘五子’——家家要有票子、家家要有较好的车子、家家要有较好的房子、重点要培养好孩子、人人都要讲面子。这就叫‘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这就是‘天下第一村’。”
退一步，进两步
华西村口有一块醒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吴仁宝的自律名言——“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从1970年代起，吴仁宝就给自己立下了“三不”规矩：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多年来，吴仁宝一直坚守自己定的规矩。
在华西，有很多广告牌子，其中不少就写着吴仁宝的语录，因为这些语录，人们送给吴仁宝一个“农民思想家”的称呼。但是，吴仁宝说，他并不想做什么思想家，而是要“做实干家，要不讲废话，只说实话，不来虚的，只是实干”。
“我工作这么多年，人家问我成功的秘诀是啥?我说，实事求是。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遇到任何困难，只要实事求是对待，就能大难变小难，小难变不难。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呢，因为单讲‘硬道理’老百姓听不懂，我就加了两点，叫‘有条件不发展是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
现在，已经退居二线的吴仁宝反而说自己更忙了。“我是退了，但是我这样退，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所谓‘进两步’，第一是我退了，班子里年轻的人进了；第二个是，对我来说，原来我对村情，民情比较了解，但是也有缺陷，对于意见大多数能听到，但也有少数意见听不到，那么我退下来以后，老百姓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我反馈，我更可以听到老百姓的意见，新班子的工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为他们服务，我是老百姓同新班子之间沟通的桥梁。担任这样的工作，虽然我吴仁宝退了，工作反而忙了，不是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