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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2日下午，蒋洪选择了一身他很少穿的体面衣服—— 一套深色西装。
下午2时，他准时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主会场。这里将举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会议第一次全会的闭幕式，主要议程是对新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及常委的选举和投票。
63岁的蒋洪，矮小敦实，腰杆很直，几乎掉光的白发使他在人群中很显眼。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他第六年作为全国政协代表参加会议。在上一届政协委员即将到期时，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连任，“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本次两会开幕不久，3月8日，蒋洪就和其他政协委员一起收到了选票模板，并有专人到房间里讲解了填写办法。
2013年是换届年。政协会议的选举办法是在上一届选举办法的基础上修订的：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选票上每名候选者的名字下对应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选项。如赞成，不需在选票上作任何符号；如反对，则需涂满候选人姓名右边的长方形框；如弃权，需涂满该候选人姓名右边的椭圆形框。
这种方式也反复在委员驻地酒店里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
蒋洪对此并不陌生。从1997年起的十年间，他一直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2007年起，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资料图）蒋洪。
除了选票填写办法，发给委员代表的候选人资料他也觉得有些简单，“只有姓名、年龄、党别和简单的工作经历，但我更想了解他们的参政议政观点与能力。”
他还记得，2002年，他在上海两会上第一次对选票的填涂及候选人资料提出意见后，大会组织处特地向他解释：“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马上要改的话很难。”蒋洪表示理解，并投了赞成票。事后，另一位代表问他得到什么答复，蒋洪转告后，那位代表说：“五年前，他们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蒋洪生于1950年，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最正统的教育”，向往“为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生活。16岁，蒋洪和其他青年一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先是在农场种地，之后去铁路上当搬运工，有机会重返学校时，他已经30多岁了。
十余年的体力劳动、政治运动以及个人生活境遇的不断转变，使他从最初的狂热中冷却下来。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遇事常想想“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角度”。
他把这种习惯带到了课堂。1993年，蒋洪那时的学生、如今的同事刘守刚第一次进入他的课堂时感到“非常震憾”，蒋洪几乎没讲什么，全部在引导学生讨论，各种观点都可以陈述，互相反对，互相质疑，气氛浓烈，以至于下课许久，同学们还沉浸其中。“那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但青少年的成长仍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们这一代人，天然地就会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改不掉了。”蒋洪说。
进大学时，他选择了财政政策，之后便没有离开。这项研究需要各项政府财政信息数据，他们唯一的来源只有统计年鉴，可是又太笼统，只有数字，各项财政预算如何花掉无从查起；有时通过私人找到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又会被告知：“不能随便用啊！”
因此，当他得知被选为市人大代表，着实兴奋了一阵儿，他认为人大代表肩负着审议政府财政预算的职责，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更翔实的数据——然而他发现，“和平常能看到的内容差不多”。
“如果不能清楚了解钱从哪里来？去向何处？我怎么判断钱花得对不对？”
他通过分组讨论发言和提交议案，要求：政府提供人大代表审议的财政预算应该分预算内和预算外，所有资金都要经过审议，同时，各项资金需细化，即使变成固定资产，亦需对人大有所交代。
从1997年至2007年，蒋洪连任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议案整整提了十年，从没人意识到这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掣肘之处，到成为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焦点，到政府提供给人大代表审议的预算报告终于从每个类别“只有1个数字增加到2个数字”，蒋洪仍觉得不够，“只多了一个数字，我还是无法判断”。
十年市人大代表经历，对于市政府预算报告的审议，蒋洪投的几乎全是“弃权”或者“反对”。
曾有一位领导找到他：蒋代表，对于今年的预算，你看是不是就做个原则性的赞成表示？
蒋洪回答：“可是，原则上我就不赞成。”
蒋洪的回答源于自己的实践。2005年前后，他任本校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严格对待学院每年的财政预算和花费情况，坚持每项都要交由教授委员会签字通过，每个财年结束时，剩下的经费一分不留，全部交回学校。
他想不通，“这有什么难的。”
刘守刚把蒋洪描述成一个“只穿20块钱的夹克，抽一块多红上海”、不讲究吃穿的人。“不是因为他没钱，他是真的不在乎，觉得这样舒服、自在”。
另一位学生邓淑莲则说他“对什么都不敏感”。蒋洪带队出去调研，学生们抱怨睡得不舒服，吃得不好，但“蒋老师觉得无所谓，只要困了，哪里都能睡”。邓淑莲最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大的教授，长得也不差，穿得很赖，只穿120块钱的西装，地摊上买的”。
不过，“蒋教授只要想明白一件事，就会坚持到底”。
1998年时，蒋洪决定要戒烟，第二天开始，就再也不抽了；蒋洪总是自嘲“太懒”，从小到大，没有一项运动坚持过一个月，但去年医生宣判他患上了腰间椎盘突出，必须要运动，他便下决心游泳，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3月11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工作人员在统计发票情况。
蒋洪的女儿对他的执拗感受最深。她还记得，1990年代初，上海开始销售股票认购券，这个财政学者计算了一晚上，宣布要“倾家荡产”去认购，别人怎么劝都不听，甚至“逼”女儿交出400块压岁钱，当然，他也翻出了自己的100块私房钱。
蒋洪的博士论文一写就是8年。他的导师是当年号称上海财经大学“四大金刚”之一的席克政教授，过一段时间就骑自行车去催蒋洪的论文。
席老后来病了，又嘱咐其他学生去催。蒋洪并非没有动笔，只是觉得尚未达到预期，不够完美，稿纸写了一抽屉，就是不想发表。
最后，席老说：“你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我的开门弟子，你不能最后还是我的关门弟子吧？”
蒋洪这才交了论文。
但这篇酝酿了8年的论文成为蒋洪日后学术成绩最坚实的基础。凭借这一篇论文，他拿到博士学位，评了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
这本专著还成了教科书，即1996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程》，在当时的财政学界颇有反响。有人批判这本书不符合中国现实，纯粹套用西方理论；也有人说，它真正将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应用在了中国的现实。
“作为人大代表，我做得其实不多。”回顾十余年来的两会经验，蒋洪坦承地说，“我没跟选民见过面，最初也是碌碌无闻，没人知道我。后来有媒体报道我，我也收到过举报材料，但我没有精力和专业知识去核实，也就没有提。”
蒋洪心里一直想的，是建立一套政府预算评估体系，为全国各地的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状况排名。“我作为一个财政学教授，看不懂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抱怨政府是没有用的，我们自己要有所推动。”
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改变怎么那么难，但事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而不是问社会，问问你是否能改变自己，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去做，说心里面想说的话，做心里面想做的事
邓淑莲和同学们在2002年第一次听蒋洪说起这个想法时，大吃一惊，“蒋教授，这能行吗？”蒋洪回答：“这有什么不行？大学可以排名，富豪也可以排名，政府当然也可以排名。”
从2002年起，蒋洪便带领学生着手搜集相关资料，邓淑莲2005年出国留学，蒋洪得知她留学所在地政府正在做绩效排名，特地打电话嘱咐她，“一定要将所有资料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各项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这时，蒋洪的“政府财政透明度排名”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指标方案，只待实施。
这是一个以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为对象、每年一次的研究报告，既没开动员大会，也没有启动仪式，10名教授轮流主持，1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要操作，项目就开始执行了。
学生们将由113个问题为基础的试卷，以挂号信的方式分别寄给31个省级政府，之后根据答复情况、网络检索资料等，为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情况评分。没有国家科研项目经费，也没有专项资金，仅靠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的10万元经费，就这样坚持了5年。
邓淑莲津津乐道五年来的细节变化。第一年，大约有15%的政府不予理采，有的打电话来质问：“谁让你们做这个的？”有的要求看科研立项报告后回复说：“你们这个与生产生活没关系，我们不给答复。”还有的直接说：“你们要的这些资料我们都没有，你们简直就是给我们增加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邓淑莲印象最深的是，项目执行至第三年，有个电话这样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我们全国31个省份的财政厅长都给你们打工的。”
坚持也使蒋洪看到了变化：在《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的百分制评估体系中，31个省级财政单位在2009年的平均得分是27.71分，而2012年是27.84分。“涨了0.13，”蒋洪笑道，“这是唯一一项没有回复也可以做的研究——因为没有回复就意味着：不透明。”
刘守刚说，蒋洪的执著使得财政信息公开办公室特别命名了一种“蒋洪类申请”，用来指代专门指以研究为目的、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
时间到了2013年3月12日，蒋洪将他的执著带到了北京。
带着能够对选举和选票制度的改革有所推动的愿望，他决定继续做一件“不受欢迎”的事——对每位候选人，投上一票弃权。
蒋洪不想引人注目，因此，会议开始前，他就盘算如何能在规定时间内最快完成选票的填涂，“我大概计算了下，虽然工作量很大，可如果算上分发选票、讲解注意事项的时间，应该够用。”
从拿到选票起，蒋洪就开始逐一把320个名字后面的椭圆形空格涂满。不过，他觉得大会专门定做的签字笔“太细”，影响速度。
这并非他此生做的最出格的决定。
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学界人士经常有机会参与政府项目评估，有些人将这些视为与政府搞熟人脉的机遇，但蒋洪一个也不去，觉得“没意思”“没价值”，有时还要付出代价：“如果政府暗示我要给高分，我又不想，怎么办？”
他也从不参与任何学校以外、课程以外的培训，尽管这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唯一一次“参与”，大概是为学生刘守刚的书作扉页题词。他写道：“坦诚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
“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改变怎么那么难，”蒋洪解释说，“但事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而不是问社会，问问你是否能改变自己，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去做，说心里面想说的话，做心里面想做的事。”
3月12日这天下午，蒋洪正在实践自己的信条。不过，他要先保证自己的选票不能成为废票。
大约过了15分钟，主持人问：“大家写完了没有？”
蒋洪一边继续填涂，一边举起手说：“还没有。”
几分钟后，主持人再次提问：“写好了没有？”
蒋洪再次尴尬地举手，“还没有。”
“这时候全场哗然了。”同是政协委员的葛剑雄在他的《两会日记》中写道：“大家都望向他。这时会场里居然响起了一片掌声。第三次主持人问：有没有写好？这次他没有再举手”
事实上，蒋洪说，他根本没听到第三次提问，只听到坐在他身边的委员小声对别人说：“看他累得手直抖。”
选票终于填涂完毕。他缓缓站起身，拿出口袋里的手机，给自己这份选票拍了照。
“我害怕被计成无效票。”几天后，蒋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这起出乎众人意料的事件随着同是政协委员的葛剑雄的《两会日记》迅即流传开来，并引起关注和猜测：这是2000多名委员中的哪一个？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蒋洪时，他已从北京回到上海，穿回了袖子上磨起球的呢子夹克，还用着一个铃声坏掉的手机。坐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办公室里，他慢条斯理地回应这件事所引起的关注：“我也只是说了想说的话，做了能做的事。”
下午2时，他准时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主会场。这里将举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会议第一次全会的闭幕式，主要议程是对新一届政协主席、副主席及常委的选举和投票。
63岁的蒋洪，矮小敦实，腰杆很直，几乎掉光的白发使他在人群中很显眼。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是他第六年作为全国政协代表参加会议。在上一届政协委员即将到期时，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连任，“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这有什么难的”
本次两会开幕不久，3月8日，蒋洪就和其他政协委员一起收到了选票模板，并有专人到房间里讲解了填写办法。
2013年是换届年。政协会议的选举办法是在上一届选举办法的基础上修订的：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选票上每名候选者的名字下对应有“赞成”“反对”和“弃权”三个选项。如赞成，不需在选票上作任何符号；如反对，则需涂满候选人姓名右边的长方形框；如弃权，需涂满该候选人姓名右边的椭圆形框。
这种方式也反复在委员驻地酒店里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
蒋洪对此并不陌生。从1997年起的十年间，他一直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2007年起，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除了选票填写办法，发给委员代表的候选人资料他也觉得有些简单，“只有姓名、年龄、党别和简单的工作经历，但我更想了解他们的参政议政观点与能力。”
他还记得，2002年，他在上海两会上第一次对选票的填涂及候选人资料提出意见后，大会组织处特地向他解释：“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马上要改的话很难。”蒋洪表示理解，并投了赞成票。事后，另一位代表问他得到什么答复，蒋洪转告后，那位代表说：“五年前，他们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蒋洪生于1950年，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最正统的教育”，向往“为国家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生活。16岁，蒋洪和其他青年一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先是在农场种地，之后去铁路上当搬运工，有机会重返学校时，他已经30多岁了。
十余年的体力劳动、政治运动以及个人生活境遇的不断转变，使他从最初的狂热中冷却下来。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遇事常想想“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角度”。
他把这种习惯带到了课堂。1993年，蒋洪那时的学生、如今的同事刘守刚第一次进入他的课堂时感到“非常震憾”，蒋洪几乎没讲什么，全部在引导学生讨论，各种观点都可以陈述，互相反对，互相质疑，气氛浓烈，以至于下课许久，同学们还沉浸其中。“那完全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但青少年的成长仍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们这一代人，天然地就会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改不掉了。”蒋洪说。
进大学时，他选择了财政政策，之后便没有离开。这项研究需要各项政府财政信息数据，他们唯一的来源只有统计年鉴，可是又太笼统，只有数字，各项财政预算如何花掉无从查起；有时通过私人找到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又会被告知：“不能随便用啊！”
因此，当他得知被选为市人大代表，着实兴奋了一阵儿，他认为人大代表肩负着审议政府财政预算的职责，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更翔实的数据——然而他发现，“和平常能看到的内容差不多”。
“如果不能清楚了解钱从哪里来？去向何处？我怎么判断钱花得对不对？”
他通过分组讨论发言和提交议案，要求：政府提供人大代表审议的财政预算应该分预算内和预算外，所有资金都要经过审议，同时，各项资金需细化，即使变成固定资产，亦需对人大有所交代。
从1997年至2007年，蒋洪连任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议案整整提了十年，从没人意识到这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掣肘之处，到成为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焦点，到政府提供给人大代表审议的预算报告终于从每个类别“只有1个数字增加到2个数字”，蒋洪仍觉得不够，“只多了一个数字，我还是无法判断”。
十年市人大代表经历，对于市政府预算报告的审议，蒋洪投的几乎全是“弃权”或者“反对”。
曾有一位领导找到他：蒋代表，对于今年的预算，你看是不是就做个原则性的赞成表示？
蒋洪回答：“可是，原则上我就不赞成。”
蒋洪的回答源于自己的实践。2005年前后，他任本校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严格对待学院每年的财政预算和花费情况，坚持每项都要交由教授委员会签字通过，每个财年结束时，剩下的经费一分不留，全部交回学校。
他想不通，“这有什么难的。”
“蒋洪类申请”
刘守刚把蒋洪描述成一个“只穿20块钱的夹克，抽一块多红上海”、不讲究吃穿的人。“不是因为他没钱，他是真的不在乎，觉得这样舒服、自在”。
另一位学生邓淑莲则说他“对什么都不敏感”。蒋洪带队出去调研，学生们抱怨睡得不舒服，吃得不好，但“蒋老师觉得无所谓，只要困了，哪里都能睡”。邓淑莲最不能理解的是，“那么大的教授，长得也不差，穿得很赖，只穿120块钱的西装，地摊上买的”。
不过，“蒋教授只要想明白一件事，就会坚持到底”。
1998年时，蒋洪决定要戒烟，第二天开始，就再也不抽了；蒋洪总是自嘲“太懒”，从小到大，没有一项运动坚持过一个月，但去年医生宣判他患上了腰间椎盘突出，必须要运动，他便下决心游泳，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蒋洪的女儿对他的执拗感受最深。她还记得，1990年代初，上海开始销售股票认购券，这个财政学者计算了一晚上，宣布要“倾家荡产”去认购，别人怎么劝都不听，甚至“逼”女儿交出400块压岁钱，当然，他也翻出了自己的100块私房钱。
蒋洪的博士论文一写就是8年。他的导师是当年号称上海财经大学“四大金刚”之一的席克政教授，过一段时间就骑自行车去催蒋洪的论文。
席老后来病了，又嘱咐其他学生去催。蒋洪并非没有动笔，只是觉得尚未达到预期，不够完美，稿纸写了一抽屉，就是不想发表。
最后，席老说：“你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我的开门弟子，你不能最后还是我的关门弟子吧？”
蒋洪这才交了论文。
但这篇酝酿了8年的论文成为蒋洪日后学术成绩最坚实的基础。凭借这一篇论文，他拿到博士学位，评了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
这本专著还成了教科书，即1996年出版的《财政学教程》，在当时的财政学界颇有反响。有人批判这本书不符合中国现实，纯粹套用西方理论；也有人说，它真正将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应用在了中国的现实。
“作为人大代表，我做得其实不多。”回顾十余年来的两会经验，蒋洪坦承地说，“我没跟选民见过面，最初也是碌碌无闻，没人知道我。后来有媒体报道我，我也收到过举报材料，但我没有精力和专业知识去核实，也就没有提。”
蒋洪心里一直想的，是建立一套政府预算评估体系，为全国各地的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状况排名。“我作为一个财政学教授，看不懂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抱怨政府是没有用的，我们自己要有所推动。”
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改变怎么那么难，但事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而不是问社会，问问你是否能改变自己，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去做，说心里面想说的话，做心里面想做的事
邓淑莲和同学们在2002年第一次听蒋洪说起这个想法时，大吃一惊，“蒋教授，这能行吗？”蒋洪回答：“这有什么不行？大学可以排名，富豪也可以排名，政府当然也可以排名。”
从2002年起，蒋洪便带领学生着手搜集相关资料，邓淑莲2005年出国留学，蒋洪得知她留学所在地政府正在做绩效排名，特地打电话嘱咐她，“一定要将所有资料完完整整地带回来”。
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各项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这时，蒋洪的“政府财政透明度排名”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指标方案，只待实施。
这是一个以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为对象、每年一次的研究报告，既没开动员大会，也没有启动仪式，10名教授轮流主持，1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要操作，项目就开始执行了。
学生们将由113个问题为基础的试卷，以挂号信的方式分别寄给31个省级政府，之后根据答复情况、网络检索资料等，为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情况评分。没有国家科研项目经费，也没有专项资金，仅靠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的10万元经费，就这样坚持了5年。
邓淑莲津津乐道五年来的细节变化。第一年，大约有15%的政府不予理采，有的打电话来质问：“谁让你们做这个的？”有的要求看科研立项报告后回复说：“你们这个与生产生活没关系，我们不给答复。”还有的直接说：“你们要的这些资料我们都没有，你们简直就是给我们增加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邓淑莲印象最深的是，项目执行至第三年，有个电话这样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我们全国31个省份的财政厅长都给你们打工的。”
坚持也使蒋洪看到了变化：在《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的百分制评估体系中，31个省级财政单位在2009年的平均得分是27.71分，而2012年是27.84分。“涨了0.13，”蒋洪笑道，“这是唯一一项没有回复也可以做的研究——因为没有回复就意味着：不透明。”
刘守刚说，蒋洪的执著使得财政信息公开办公室特别命名了一种“蒋洪类申请”，用来指代专门指以研究为目的、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
说想说的话，做能做的事
时间到了2013年3月12日，蒋洪将他的执著带到了北京。
带着能够对选举和选票制度的改革有所推动的愿望，他决定继续做一件“不受欢迎”的事——对每位候选人，投上一票弃权。
蒋洪不想引人注目，因此，会议开始前，他就盘算如何能在规定时间内最快完成选票的填涂，“我大概计算了下，虽然工作量很大，可如果算上分发选票、讲解注意事项的时间，应该够用。”
从拿到选票起，蒋洪就开始逐一把320个名字后面的椭圆形空格涂满。不过，他觉得大会专门定做的签字笔“太细”，影响速度。
这并非他此生做的最出格的决定。
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学界人士经常有机会参与政府项目评估，有些人将这些视为与政府搞熟人脉的机遇，但蒋洪一个也不去，觉得“没意思”“没价值”，有时还要付出代价：“如果政府暗示我要给高分，我又不想，怎么办？”
他也从不参与任何学校以外、课程以外的培训，尽管这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唯一一次“参与”，大概是为学生刘守刚的书作扉页题词。他写道：“坦诚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
“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改变怎么那么难，”蒋洪解释说，“但事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而不是问社会，问问你是否能改变自己，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去做，说心里面想说的话，做心里面想做的事。”
3月12日这天下午，蒋洪正在实践自己的信条。不过，他要先保证自己的选票不能成为废票。
大约过了15分钟，主持人问：“大家写完了没有？”
蒋洪一边继续填涂，一边举起手说：“还没有。”
几分钟后，主持人再次提问：“写好了没有？”
蒋洪再次尴尬地举手，“还没有。”
“这时候全场哗然了。”同是政协委员的葛剑雄在他的《两会日记》中写道：“大家都望向他。这时会场里居然响起了一片掌声。第三次主持人问：有没有写好？这次他没有再举手”
事实上，蒋洪说，他根本没听到第三次提问，只听到坐在他身边的委员小声对别人说：“看他累得手直抖。”
选票终于填涂完毕。他缓缓站起身，拿出口袋里的手机，给自己这份选票拍了照。
“我害怕被计成无效票。”几天后，蒋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这起出乎众人意料的事件随着同是政协委员的葛剑雄的《两会日记》迅即流传开来，并引起关注和猜测：这是2000多名委员中的哪一个？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蒋洪时，他已从北京回到上海，穿回了袖子上磨起球的呢子夹克，还用着一个铃声坏掉的手机。坐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办公室里，他慢条斯理地回应这件事所引起的关注：“我也只是说了想说的话，做了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