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温州民间金融问题仍在困局中求索。
按照当地政府2011年9月份的政策措施，政府当时重点是保持局面稳定，禁止高利贷恶性讨债，让企业获得舒缓空间，并将一些高利贷期限从9月份延长至农历新年之前。但期间并没有新的大额资金来盘活这条超级资金链，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均无力在短期内消减庞大高利贷资金的潜藏风险。
临近年关，企业主逃跑现象仍有发生，温州楠溪江农业集团、海鹤药业、潘发实业等新的企业名字先后出现在问题名单上。当地法院也开始谨慎受理高利贷案件。
专家认为，温州民间金融体系的问题，除了整个金融体制原因外，最大的原因是温州的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包括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落后以及企业家过度涉及资本市场。不少企业成为民间金融链条的融资平台，实业发展空有其表。
与此同时，这种民间危机也在向传统金融机构蔓延，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连续几年下降后首次出现上升。据当地银监分局人士估算，不良率将从2011年年初的0.4%上升至目前的0.7%~0.8%左右。
“金融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的核心问题。对于温州来说，无法回避的路径是，重建民间信用，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完成温州经济的产业升级换代。
民间信用体系坍塌
每到年关，企业都要支付工人工资、原材料等费用以及归还银行到期借款。往年这个时候，有企业找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办者、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借钱周转时，方几个电话就能搞掂。“现在无计可施，因为跑路太多，民间的钱变成死钱了，有钱的也不愿意借，这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方培林说。
温州当地的一位金融律师告诉本刊记者，从去年10月至今，民间借贷案件有增无减，法院面临较大立案压力。
本刊记者近日获悉，2011年上半年还为重组湖北蓝田股份而忙碌的温州楠溪江农业集团，因借壳上市未获成功，出现资金链断裂，坊间传闻其涉及的民间借贷资金有数亿元之多。
此前的11月份，当地网站披露温州潘发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人均已跑路，涉及民间借贷9000多万元人民币；同时，海鹤药业董事长叶可为因向民间融资13亿元，其主动向政府寻求重组，目前公司已进入资产清查核算阶段。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2年1月14日，湖南省岳阳市温州商会会长白洪光在其温州市区百里路一大厦9楼的办公室内自缢。
加上之前的瓯海信泰集团、浙江麦浪实业，以及宏牛、嘉甸、星际等鞋业老板的跑路，一年来温州地区企业主及高利贷者跑路、自杀的案件尚没有准确的统计。
跑路潮下，温州长期以来较为稳固的草根式金融信用体系被打破。“以前，两个熟人之间借个钱，打个借条就可以，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温州当地一位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士说。
民间信用体系的破坏，对企业来说增加了营运成本。同时，企业从银行贷款大多采用捆绑担保方式，一家企业跑路，影响整个担保群、担保链，并开始波及金融机构。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底，温州有关部门监控到的87家问题企业，涉及银行贷款15.86亿元、票据9.06亿元，这些问题企业的一级担保链企业153家，涉及银行贷款50.75亿元；二级担保链企业353家。
为缓解系统风险，温州银监分局从2011年11月开始，对捆绑式担保进行隔断，将单笔的贷款一一拆解。
记者同时获悉，银行业也开始未雨绸缪。目前温州当地的各家银行开始准备应对今年一季度的企业违约风险，储备法律人才或进行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加大对不良资产的清收力度。
草根金融的死结
一位曾参与信泰集团重组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信泰集团的重组因资金无法到位而陷入停滞。
以现代银行业为主的正规金融，和以合会、集资、民间借贷为主的传统资金市场二元并存的结构，曾被认为是温州金融30多年改革创新的一大特色。当地政府认为，这种二元金融结构与当地个体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相辅相成，起到补充融资、风险投资和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温州经济发展初期，民间资金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温州，市场主体的98%是民营企业，其中80%为中小微型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很难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情况下，经营过程中往往依靠草根金融的支持。
但最近几年，温州草根金融的短板日益凸显。在操作方式上，温州的民间借贷普遍没有担保和抵押物，双方借贷只凭一张借条，有的连借条都不用，完全靠口头信用，在借钱方出现亏损或破产时，出借资金的一方就会面临极高的信用风险。
当这种模式进入银根紧张的2011年时，随着民间资金大规模参与到资金炒钱的行列，实体经济的回报已经不可能覆盖高昂的资金回报敞口，企业主消失、逃跑就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认为，温州今天的民间金融危机，与大的经济环境有关。由于温州中小企业外向型依赖程度达60%，有超过70%的温州中小企业直接或间接出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找不到投资出路的民间资金开始追逐各种资产投资。
同时，民间资金的逐利特性，也让资金自然流向回报较高的行业和方向。2008年后温州的资金开始撤离实业，一些中小企业无心于生产，并且将从银行获得的部分信贷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或转向高回报的资本市场。炒股、炒房、炒大蒜等变得司空见惯。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
2011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趋紧，加之生产资金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温州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紧缩，实业普遍亏损。
随着民间信用体系的坍塌，温州民间草根金融的“死结”表露无遗。上述当地民间借贷参与者认为，这种没有担保、抵押以及缺乏有效监管的民间金融体系，本身存在金融缺陷，隐藏系统性民间金融风险。
“信用破坏不是一两天能够恢复的。”方培林说，要通过健全民间金融体系，在民间借贷链条中引进担保机构和中介，辅之以阳光化运作，使整个链条趋向合理，慢慢建立新的民间信用体系。
根在产业升级迟滞
4年间，温州模式似乎有了从天堂到地狱的经历。
在2007年，温州民营经济当年的经济增加值为1741.14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80.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的民营经济遭受重挫。以2011年1~7月的数据为例，温州市规模以上326家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6.4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2亿元，同比增长52.2%，比2011年初上升了27.1个百分点。
温州区域经济出现的困境，在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秩清看来，本质的原因是低端产能过剩所导致，这也是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遇困境与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会做袜子的企业太多了，但全世界的销售量只有那么一些。”
温州的产业是在中国短缺经济时代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很快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温州的这些低端产业的竞争优势渐渐失去。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认为，温州产业应该在2008年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绝大多数企业因缺少整合资源，没有及时地兼并重组。同时，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制度缺陷、管理粗放、急功近利、盲目扩张等问题，在管理、技术和经营上也缺少创新，风险防范机制严重缺损。
企业的转型升级客观结果是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但这两者的前提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企业主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一是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
杨秩清认为，当前温州企业家的能力、文化和价值观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企业家行为方式已发生转化，热衷于投机性的盈利，对实业失去了兴趣。而地方政府职能弱化、淡化，缺少对企业的引导。
“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表示，在产业转型方面，浙江企业已经有些落后于江苏等地。
“相当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应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安乐死。”杨秩清说，淘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空间的平面转移，一种是纵向升级。
保育钧也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必经的一个坎，经过阵痛后重新洗牌，这也是市场的一个自然选择。
当地一位官员也表示，温州当前最大难题是实业难题，实业经济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温州的经济发展，引进新的产业结构是必然趋势，温州应该借此次民间借贷危机完成产业升级换代。
金融创新亟待破局
杨秩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从内因看是温州企业家对实业失去兴趣，热衷于赚快钱和投机性盈利，是资金资本化、资本热钱化的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新老36条鼓励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在现实中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
“大量的民间游资找不到正常出路，转而进行资本炒作，想钱生钱。”保育钧说，如果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大量的游资也许就能规范运作。
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确立了金融立市政策，宣布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旨在让民间资本借贷合理化、阳光化。
当中的一个方案是，以公开招标方式，在三年内发展成立120家小额贷款公司，有望吸收民间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并规定一定比例给温州以外的企业，以鼓励温商回归温州创业。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长周德文认为，加快金融改革，政府应开放小银行注册登记，将地下资金引导到地面，让民间借贷公开化、合法化，建立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
据悉，温州综合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上报，系列金融改革方案正在实施推进，目前温州江滨路的金融商务区也已开始动工建设。
同时，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民间资金动向，防范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温州市政府试点开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方培林认为，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如果仅是为了登记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引入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鼓励老百姓民间融资，恢复民间借贷。
在增设金融机构上，温州市政府积极申报设立侨资民营银行、温州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地方性金融组织。
温州银监分局监管三处处长李鼎认为，增设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重整，目前的多头监管和监管体系不健全不足以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
“温州问题不是金融机构数量不够，而是结构上的问题，包括银行信贷结构、温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上述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官员说。
不过，杨秩清认为，金融改革和实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协调过程，金融是产业之母，温州经济主要靠的是草根民间金融，温州危机表现出的重灾区也在民间金融领域，客观上金融改革见效快，因此，改革应当以金融为先导。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称，目前小贷公司只能从批发机构获取资金增加杠杆，而这受国家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束缚，只有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如此大银行也可以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资金获利，这种情况下，银行肯定有积极性。
按照当地政府2011年9月份的政策措施，政府当时重点是保持局面稳定，禁止高利贷恶性讨债，让企业获得舒缓空间，并将一些高利贷期限从9月份延长至农历新年之前。但期间并没有新的大额资金来盘活这条超级资金链，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均无力在短期内消减庞大高利贷资金的潜藏风险。
临近年关，企业主逃跑现象仍有发生，温州楠溪江农业集团、海鹤药业、潘发实业等新的企业名字先后出现在问题名单上。当地法院也开始谨慎受理高利贷案件。
专家认为，温州民间金融体系的问题，除了整个金融体制原因外，最大的原因是温州的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包括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落后以及企业家过度涉及资本市场。不少企业成为民间金融链条的融资平台，实业发展空有其表。
与此同时，这种民间危机也在向传统金融机构蔓延，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连续几年下降后首次出现上升。据当地银监分局人士估算，不良率将从2011年年初的0.4%上升至目前的0.7%~0.8%左右。
“金融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的核心问题。对于温州来说，无法回避的路径是，重建民间信用，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完成温州经济的产业升级换代。
民间信用体系坍塌
每到年关，企业都要支付工人工资、原材料等费用以及归还银行到期借款。往年这个时候，有企业找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创办者、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借钱周转时，方几个电话就能搞掂。“现在无计可施，因为跑路太多，民间的钱变成死钱了，有钱的也不愿意借，这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方培林说。
温州当地的一位金融律师告诉本刊记者，从去年10月至今，民间借贷案件有增无减，法院面临较大立案压力。
本刊记者近日获悉，2011年上半年还为重组湖北蓝田股份而忙碌的温州楠溪江农业集团，因借壳上市未获成功，出现资金链断裂，坊间传闻其涉及的民间借贷资金有数亿元之多。
此前的11月份，当地网站披露温州潘发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人均已跑路，涉及民间借贷9000多万元人民币；同时，海鹤药业董事长叶可为因向民间融资13亿元，其主动向政府寻求重组，目前公司已进入资产清查核算阶段。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2年1月14日，湖南省岳阳市温州商会会长白洪光在其温州市区百里路一大厦9楼的办公室内自缢。
加上之前的瓯海信泰集团、浙江麦浪实业，以及宏牛、嘉甸、星际等鞋业老板的跑路，一年来温州地区企业主及高利贷者跑路、自杀的案件尚没有准确的统计。
跑路潮下，温州长期以来较为稳固的草根式金融信用体系被打破。“以前，两个熟人之间借个钱，打个借条就可以，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温州当地一位金融监管机构的人士说。
民间信用体系的破坏，对企业来说增加了营运成本。同时，企业从银行贷款大多采用捆绑担保方式，一家企业跑路，影响整个担保群、担保链，并开始波及金融机构。
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底，温州有关部门监控到的87家问题企业，涉及银行贷款15.86亿元、票据9.06亿元，这些问题企业的一级担保链企业153家，涉及银行贷款50.75亿元；二级担保链企业353家。
为缓解系统风险，温州银监分局从2011年11月开始，对捆绑式担保进行隔断，将单笔的贷款一一拆解。
记者同时获悉，银行业也开始未雨绸缪。目前温州当地的各家银行开始准备应对今年一季度的企业违约风险，储备法律人才或进行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加大对不良资产的清收力度。
草根金融的死结
一位曾参与信泰集团重组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目前信泰集团的重组因资金无法到位而陷入停滞。
以现代银行业为主的正规金融，和以合会、集资、民间借贷为主的传统资金市场二元并存的结构，曾被认为是温州金融30多年改革创新的一大特色。当地政府认为，这种二元金融结构与当地个体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相辅相成，起到补充融资、风险投资和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温州经济发展初期，民间资金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温州，市场主体的98%是民营企业，其中80%为中小微型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很难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情况下，经营过程中往往依靠草根金融的支持。
但最近几年，温州草根金融的短板日益凸显。在操作方式上，温州的民间借贷普遍没有担保和抵押物，双方借贷只凭一张借条，有的连借条都不用，完全靠口头信用，在借钱方出现亏损或破产时，出借资金的一方就会面临极高的信用风险。
当这种模式进入银根紧张的2011年时，随着民间资金大规模参与到资金炒钱的行列，实体经济的回报已经不可能覆盖高昂的资金回报敞口，企业主消失、逃跑就成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认为，温州今天的民间金融危机，与大的经济环境有关。由于温州中小企业外向型依赖程度达60%，有超过70%的温州中小企业直接或间接出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找不到投资出路的民间资金开始追逐各种资产投资。
同时，民间资金的逐利特性，也让资金自然流向回报较高的行业和方向。2008年后温州的资金开始撤离实业，一些中小企业无心于生产，并且将从银行获得的部分信贷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或转向高回报的资本市场。炒股、炒房、炒大蒜等变得司空见惯。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一半涉足房地产。
2011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趋紧，加之生产资金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温州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紧缩，实业普遍亏损。
随着民间信用体系的坍塌，温州民间草根金融的“死结”表露无遗。上述当地民间借贷参与者认为，这种没有担保、抵押以及缺乏有效监管的民间金融体系，本身存在金融缺陷，隐藏系统性民间金融风险。
“信用破坏不是一两天能够恢复的。”方培林说，要通过健全民间金融体系，在民间借贷链条中引进担保机构和中介，辅之以阳光化运作，使整个链条趋向合理，慢慢建立新的民间信用体系。
根在产业升级迟滞
4年间，温州模式似乎有了从天堂到地狱的经历。
在2007年，温州民营经济当年的经济增加值为1741.14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为80.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的民营经济遭受重挫。以2011年1~7月的数据为例，温州市规模以上326家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为6.4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2亿元，同比增长52.2%，比2011年初上升了27.1个百分点。
温州区域经济出现的困境，在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秩清看来，本质的原因是低端产能过剩所导致，这也是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遇困境与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会做袜子的企业太多了，但全世界的销售量只有那么一些。”
温州的产业是在中国短缺经济时代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很快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发展，温州的这些低端产业的竞争优势渐渐失去。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认为，温州产业应该在2008年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绝大多数企业因缺少整合资源，没有及时地兼并重组。同时，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制度缺陷、管理粗放、急功近利、盲目扩张等问题，在管理、技术和经营上也缺少创新，风险防范机制严重缺损。
企业的转型升级客观结果是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但这两者的前提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企业主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一是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
杨秩清认为，当前温州企业家的能力、文化和价值观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企业家行为方式已发生转化，热衷于投机性的盈利，对实业失去了兴趣。而地方政府职能弱化、淡化，缺少对企业的引导。
“无为而治”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表示，在产业转型方面，浙江企业已经有些落后于江苏等地。
“相当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应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安乐死。”杨秩清说，淘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空间的平面转移，一种是纵向升级。
保育钧也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必经的一个坎，经过阵痛后重新洗牌，这也是市场的一个自然选择。
当地一位官员也表示，温州当前最大难题是实业难题，实业经济模式已经不足以支撑温州的经济发展，引进新的产业结构是必然趋势，温州应该借此次民间借贷危机完成产业升级换代。
金融创新亟待破局
杨秩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从内因看是温州企业家对实业失去兴趣，热衷于赚快钱和投机性盈利，是资金资本化、资本热钱化的结果。从外部原因看，新老36条鼓励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在现实中民间资本仍难以进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
“大量的民间游资找不到正常出路，转而进行资本炒作，想钱生钱。”保育钧说，如果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大量的游资也许就能规范运作。
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确立了金融立市政策，宣布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旨在让民间资本借贷合理化、阳光化。
当中的一个方案是，以公开招标方式，在三年内发展成立120家小额贷款公司，有望吸收民间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并规定一定比例给温州以外的企业，以鼓励温商回归温州创业。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长周德文认为，加快金融改革，政府应开放小银行注册登记，将地下资金引导到地面，让民间借贷公开化、合法化，建立规范的民间借贷市场。
据悉，温州综合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上报，系列金融改革方案正在实施推进，目前温州江滨路的金融商务区也已开始动工建设。
同时，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民间资金动向，防范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温州市政府试点开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方培林认为，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如果仅是为了登记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引入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鼓励老百姓民间融资，恢复民间借贷。
在增设金融机构上，温州市政府积极申报设立侨资民营银行、温州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地方性金融组织。
温州银监分局监管三处处长李鼎认为，增设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重整，目前的多头监管和监管体系不健全不足以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
“温州问题不是金融机构数量不够，而是结构上的问题，包括银行信贷结构、温州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上述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官员说。
不过，杨秩清认为，金融改革和实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协调过程，金融是产业之母，温州经济主要靠的是草根民间金融，温州危机表现出的重灾区也在民间金融领域，客观上金融改革见效快，因此，改革应当以金融为先导。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称，目前小贷公司只能从批发机构获取资金增加杠杆，而这受国家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束缚，只有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如此大银行也可以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批发资金获利，这种情况下，银行肯定有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