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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人的生命中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张醒生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
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尽管在商业上颇有建树，张醒生却从未将其视为归宿。
50岁那一年，他辞去跨国公司高管的职务，宣布从此退休，不再担任职业经理人。
三年之后，他加入全球最大生态环保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The Nature Conservation），专职做起了环保。
十余年间，张醒生相继参与了阿拉善生态协会（SEE）、TNC北亚区和“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的创立，推动了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的发展。
这于他是一条自我价值的追寻之路。“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人的生命中應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必行的“还债”之旅。“改革开放40年，我们成就斐然，但是我们的物质财富积累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我们不能只索取，要回馈了。”
张醒生的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所代表的中国商界精英群体在公益事业上的觉醒与重塑。
Life for something else
张醒生的“自我发现”始于一次可可西里之旅。
2001年，《北京青年报》上一张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大规模屠杀的照片引起了张醒生的注意。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一度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
是时，张醒生是爱立信中国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企业社会责任事务也是他负责的内容之一。看到这个消息，他立刻召集团队商议方案，启动了对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行动进行资金和物资支持的“爱立信地球之友”计划。这一计划后来一共实施了3年。
计划实施的第二年，为了引导更多社会力量一起介入，张醒生组织了田溯宁、王维嘉、王中军等七八个企业家前往可可西里参观考察。旅途中，藏区的生态破坏给一行人带来了巨大震撼：天际线下除了雄伟的天山、昆仑山以外，就是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铁路两边都是废物，塑料袋四处飘飞，三江源江泽民题字碑下面，到处都是垃圾。
进入可可西里之后，成百上千具被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更是让他们“仿佛坠入一场噩梦”。返回途中，张醒生鼓动王中军“一定要拍个电影”，影片《可可西里》由此诞生。
2004年，影片上映，因其直观地再现了巡山队员为保护藏羚羊，以生命换取人与自然和谐的感人故事，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生态电影，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公益大讨论。之后，随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打击盗猎行动的不断开展，当地杀害藏羚羊事件基本绝迹，藏羚羊种群数量现在已经恢复到30多万只。
“当你发现自己能促成这样的关注和警醒时，个人成败，好像开始变得不再重要。”彼时张醒生正处于事业巅峰，爱立信在中国拥有近5000名员工，每年的销售额达数百亿元，身为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的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与商业合同打交道，“一年打到几十亿美元的单子”。
但这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充实。“年复一年都是为了同一个商业目标而奋斗，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与看到成群藏羚羊得到保护时的喜悦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张醒生希望去做一些“更自由、更有意义的事”。
重塑信条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代人，是在“人定胜天”的教育下长大的。参与到保护大自然的活动中后，张醒生开始反省那个当年深信不疑的信条。这样的怀疑，在参与时任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呼吁建立的“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简称阿拉善SEE）”的过程中，他体会得更加深刻。
2004年，北京，一个黄沙滚滚的下午，刘晓光给张醒生打了一个电话。“醒生，看到外头这天气没有，这还能开奥运会不？”接着刘晓光提了一个想法，“咱们这些企业家就不能采取点什么行动吗？我计划号召一些企业家朋友站出来，把沙尘暴给治了，保证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刘晓光的倡议下，这一年6月，阿拉善SEE成立，张醒生和近百位企业家正式关注并参与到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来。
阿拉善SEE建立的初衷是治沙。张醒生回忆，最初，参与治沙的企业家们在讨论过程中，谈的跟生态保护大都没什么关联。“想到的都是我们能不能出资租用飞机去播种，或者能不能赞助一个企业发明凝胶剂，喷上去凝住沙子……总之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协会成立大会在沙漠中举行，到达阿拉善沙漠之后，看到连绵不断跟山似的滚滚沙丘，一帮人“全傻了”，“这么多沙怎么可能治得了呢？”最后，企业家们请来治沙专家—田溯宁的父母，才明白光有热情和资金是行不通的。阿拉善沙漠化的问题，主要是之前的垦荒造成沙底下的水被大量抽取。另外，在三年自然灾难和“文革”期间，二十余万人口到沙漠中定居，挖苁蓉，放羊和骆驼，导致亿万年形成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解决沙漠化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当地的贫穷和保护生态。从那时起，张醒生意识到，环保首先需要的是敬畏与谦恭。人应顺天，要与大自然恢复更和谐的状态。
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两年后，通过田溯宁搭桥，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建立了联系。自此，张醒生与TNC结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TNC决定成立新机构北亚区，请张醒生出任北亚区总干事，希望用他的热情、经验和人脉关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次年，张醒生发动一批中国企业家组建了TNC中国理事会，马云、马化腾、牛根生、田溯宁、黄怒波、郭广昌等30多名知名企业家以及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等均加入其中。 2011年，部分中國TNC的理事联合其他企业家，尝试着打造了一个新的环保公益平台。16位企业家出资在四川成立“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搭建起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和管理平台，启动了社会公益保护模式的探索。现在，该基金会与TNC联手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打造老河沟保护区项目。
同在这一年，中国TNC理事在TNC发起设立“中国全球保护基金（CGCF，China Global Conservation Fund）”。从2012年到2014年，CGCF资助了“肯尼亚的亨氏牛羚（Hirola）救护所”“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保护区”等7个TNC全球项目，少则30万美元，多则100万美元。
来自中国的企业家、慈善家群体为全球的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平台，进行巨额捐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2010年，老牛基金会与TNC签订协议，并在3年内捐赠了450万美元（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在和林格尔启动“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植被恢复项目”，计划用30年左右的时间重建并维护一个健康、稳定的近自然生态系统。因为这次合作，张醒生与老牛基金会结下缘分，之后他出任老牛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在任期间参与了建设中国儿童中心老牛探索博物馆等项目。
商业之间
转型成为公益人，张醒生自感并不突然。“很多企业家都天生有一种社会使命感，这很正常。”他认为，很多社会资源早就存在，需要的只是穿针引线将这些资源穿起来的人。“当年刘晓光作为阿拉善SEE的创始人，便是给自己的企业家朋友挨个儿打电话呼吁。”
在他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人士都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和谐社会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和谐，也要保证人与环境的和谐。
“中国环保最大的挑战是社会的认知和公众的参与。以国家的制度、社会认知来讲，现在的80后、90后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对环保都是非常积极参与的。”面对未来，张醒生非常乐观，“企业家正渐渐意识到环保是企业自身生存的关键。”
“让中国大马哈鱼回家”是张醒生最新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这个项目源自2014年他受邀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生态环境推广大使时了解到的一个故事。五六十年前，大马哈鱼（即三文鱼）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在北美越来越少。为了保护生态，加拿大开始大规模人工繁育大马哈鱼苗，让它们游向大海。60年过去，大马哈鱼在加拿大成了国家的一个标志。
陪同的科学家告诉张醒生，50年前中国其实也是北太平洋三文鱼最主要的来源国之一，但现在从中国来的三文鱼在西北太平洋里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原因是中国的很多河流生态形态已经被破坏。另外，在三文鱼洄游期间没有生态保护的意识，“把洄游的母鱼也都给捕捞了”。
听到这个故事后，成千上万条大马哈鱼在白令海峡阿拉斯加海北太平洋里巡游的壮观场景，以及当年可可西里的蓝天白云和雪山之下，成百上千只藏羚羊从湛蓝湛蓝的湖边奔来，像旗舰似地从荒漠上飘过的场景，不停在张醒生脑海中回闪。
“如果垃圾遍地、河水污染、生灵涂炭、物种灭绝，这样的生活谁还想要呢？”他反问自己。
随即，他启动“让中国的大马哈鱼回家”公益项目。为了让这个项目能够可持续成长， 2015年6月，张醒生成立“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对其进行支持。
“打死藏羚羊，可能只是为了做一条围巾;捕杀繁殖中的大马哈鱼，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口腹之欲—但这种罪孽的后果可能延续亿万年。”进入公益领域的10年中，张醒生一直在反思：商业的行为是否得当？人类追求的商业目的应该是什么？
为遏制“恶商业”，他提出绿色金融的理念，呼吁用金融力量扶持具有很好的投资回报且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如水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渔业、牧业等领域;用金融手段抑制损害环境的企业和商机，如无核心技术的金属回收、生产和销售，野生动物贩卖链上的企业等。
环保之外，张醒生关注的领域也不断拓展。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他加入昆山杜克大学顾问委员会，为这所中外合办大学提供战略指导和发展咨询志愿服务。2015年，他作为创始理事，参与发起了“未来论坛”，该论坛是中国唯一商学跨界的科学公益平台，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科学公益平台之一。
“商业是我们个人从事的事业，公益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企业家，必须参与到人类的事业中来。”张醒生说。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张醒生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
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尽管在商业上颇有建树，张醒生却从未将其视为归宿。
50岁那一年，他辞去跨国公司高管的职务，宣布从此退休，不再担任职业经理人。
三年之后，他加入全球最大生态环保公益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The Nature Conservation），专职做起了环保。
十余年间，张醒生相继参与了阿拉善生态协会（SEE）、TNC北亚区和“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的创立，推动了中国环保公益组织的发展。
这于他是一条自我价值的追寻之路。“我不希望人生的最后阶段还是跟合同、商业打交道。人的生命中應该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必行的“还债”之旅。“改革开放40年，我们成就斐然，但是我们的物质财富积累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我们不能只索取，要回馈了。”
张醒生的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所代表的中国商界精英群体在公益事业上的觉醒与重塑。
Life for something else
张醒生的“自我发现”始于一次可可西里之旅。
2001年，《北京青年报》上一张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大规模屠杀的照片引起了张醒生的注意。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一度生活着大约100万只高原动物藏羚羊。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可可西里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屠杀。
是时，张醒生是爱立信中国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企业社会责任事务也是他负责的内容之一。看到这个消息，他立刻召集团队商议方案，启动了对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行动进行资金和物资支持的“爱立信地球之友”计划。这一计划后来一共实施了3年。
计划实施的第二年，为了引导更多社会力量一起介入，张醒生组织了田溯宁、王维嘉、王中军等七八个企业家前往可可西里参观考察。旅途中，藏区的生态破坏给一行人带来了巨大震撼：天际线下除了雄伟的天山、昆仑山以外，就是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铁路两边都是废物，塑料袋四处飘飞，三江源江泽民题字碑下面，到处都是垃圾。
进入可可西里之后，成百上千具被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更是让他们“仿佛坠入一场噩梦”。返回途中，张醒生鼓动王中军“一定要拍个电影”，影片《可可西里》由此诞生。
2004年，影片上映，因其直观地再现了巡山队员为保护藏羚羊，以生命换取人与自然和谐的感人故事，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生态电影，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公益大讨论。之后，随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打击盗猎行动的不断开展，当地杀害藏羚羊事件基本绝迹，藏羚羊种群数量现在已经恢复到30多万只。
“当你发现自己能促成这样的关注和警醒时，个人成败，好像开始变得不再重要。”彼时张醒生正处于事业巅峰，爱立信在中国拥有近5000名员工，每年的销售额达数百亿元，身为爱立信中国区执行副总裁的他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与商业合同打交道，“一年打到几十亿美元的单子”。
但这并没有带给他真正的充实。“年复一年都是为了同一个商业目标而奋斗，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与看到成群藏羚羊得到保护时的喜悦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张醒生希望去做一些“更自由、更有意义的事”。
重塑信条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代人，是在“人定胜天”的教育下长大的。参与到保护大自然的活动中后，张醒生开始反省那个当年深信不疑的信条。这样的怀疑，在参与时任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呼吁建立的“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简称阿拉善SEE）”的过程中，他体会得更加深刻。
2004年，北京，一个黄沙滚滚的下午，刘晓光给张醒生打了一个电话。“醒生，看到外头这天气没有，这还能开奥运会不？”接着刘晓光提了一个想法，“咱们这些企业家就不能采取点什么行动吗？我计划号召一些企业家朋友站出来，把沙尘暴给治了，保证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刘晓光的倡议下，这一年6月，阿拉善SEE成立，张醒生和近百位企业家正式关注并参与到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来。
阿拉善SEE建立的初衷是治沙。张醒生回忆，最初，参与治沙的企业家们在讨论过程中，谈的跟生态保护大都没什么关联。“想到的都是我们能不能出资租用飞机去播种，或者能不能赞助一个企业发明凝胶剂，喷上去凝住沙子……总之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协会成立大会在沙漠中举行，到达阿拉善沙漠之后，看到连绵不断跟山似的滚滚沙丘，一帮人“全傻了”，“这么多沙怎么可能治得了呢？”最后，企业家们请来治沙专家—田溯宁的父母，才明白光有热情和资金是行不通的。阿拉善沙漠化的问题，主要是之前的垦荒造成沙底下的水被大量抽取。另外，在三年自然灾难和“文革”期间，二十余万人口到沙漠中定居，挖苁蓉，放羊和骆驼，导致亿万年形成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解决沙漠化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当地的贫穷和保护生态。从那时起，张醒生意识到，环保首先需要的是敬畏与谦恭。人应顺天，要与大自然恢复更和谐的状态。
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两年后，通过田溯宁搭桥，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建立了联系。自此，张醒生与TNC结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TNC决定成立新机构北亚区，请张醒生出任北亚区总干事，希望用他的热情、经验和人脉关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次年，张醒生发动一批中国企业家组建了TNC中国理事会，马云、马化腾、牛根生、田溯宁、黄怒波、郭广昌等30多名知名企业家以及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等均加入其中。 2011年，部分中國TNC的理事联合其他企业家，尝试着打造了一个新的环保公益平台。16位企业家出资在四川成立“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搭建起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资和管理平台，启动了社会公益保护模式的探索。现在，该基金会与TNC联手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打造老河沟保护区项目。
同在这一年，中国TNC理事在TNC发起设立“中国全球保护基金（CGCF，China Global Conservation Fund）”。从2012年到2014年，CGCF资助了“肯尼亚的亨氏牛羚（Hirola）救护所”“印度尼西亚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保护区”等7个TNC全球项目，少则30万美元，多则100万美元。
来自中国的企业家、慈善家群体为全球的环境保护工作建立平台，进行巨额捐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2010年，老牛基金会与TNC签订协议，并在3年内捐赠了450万美元（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在和林格尔启动“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植被恢复项目”，计划用30年左右的时间重建并维护一个健康、稳定的近自然生态系统。因为这次合作，张醒生与老牛基金会结下缘分，之后他出任老牛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在任期间参与了建设中国儿童中心老牛探索博物馆等项目。
商业之间
转型成为公益人，张醒生自感并不突然。“很多企业家都天生有一种社会使命感，这很正常。”他认为，很多社会资源早就存在，需要的只是穿针引线将这些资源穿起来的人。“当年刘晓光作为阿拉善SEE的创始人，便是给自己的企业家朋友挨个儿打电话呼吁。”
在他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人士都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和谐社会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和谐，也要保证人与环境的和谐。
“中国环保最大的挑战是社会的认知和公众的参与。以国家的制度、社会认知来讲，现在的80后、90后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对环保都是非常积极参与的。”面对未来，张醒生非常乐观，“企业家正渐渐意识到环保是企业自身生存的关键。”
“让中国大马哈鱼回家”是张醒生最新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这个项目源自2014年他受邀担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生态环境推广大使时了解到的一个故事。五六十年前，大马哈鱼（即三文鱼）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在北美越来越少。为了保护生态，加拿大开始大规模人工繁育大马哈鱼苗，让它们游向大海。60年过去，大马哈鱼在加拿大成了国家的一个标志。
陪同的科学家告诉张醒生，50年前中国其实也是北太平洋三文鱼最主要的来源国之一，但现在从中国来的三文鱼在西北太平洋里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原因是中国的很多河流生态形态已经被破坏。另外，在三文鱼洄游期间没有生态保护的意识，“把洄游的母鱼也都给捕捞了”。
听到这个故事后，成千上万条大马哈鱼在白令海峡阿拉斯加海北太平洋里巡游的壮观场景，以及当年可可西里的蓝天白云和雪山之下，成百上千只藏羚羊从湛蓝湛蓝的湖边奔来，像旗舰似地从荒漠上飘过的场景，不停在张醒生脑海中回闪。
“如果垃圾遍地、河水污染、生灵涂炭、物种灭绝，这样的生活谁还想要呢？”他反问自己。
随即，他启动“让中国的大马哈鱼回家”公益项目。为了让这个项目能够可持续成长， 2015年6月，张醒生成立“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对其进行支持。
“打死藏羚羊，可能只是为了做一条围巾;捕杀繁殖中的大马哈鱼，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口腹之欲—但这种罪孽的后果可能延续亿万年。”进入公益领域的10年中，张醒生一直在反思：商业的行为是否得当？人类追求的商业目的应该是什么？
为遏制“恶商业”，他提出绿色金融的理念，呼吁用金融力量扶持具有很好的投资回报且有良好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如水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渔业、牧业等领域;用金融手段抑制损害环境的企业和商机，如无核心技术的金属回收、生产和销售，野生动物贩卖链上的企业等。
环保之外，张醒生关注的领域也不断拓展。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他加入昆山杜克大学顾问委员会，为这所中外合办大学提供战略指导和发展咨询志愿服务。2015年，他作为创始理事，参与发起了“未来论坛”，该论坛是中国唯一商学跨界的科学公益平台，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科学公益平台之一。
“商业是我们个人从事的事业，公益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企业家，必须参与到人类的事业中来。”张醒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