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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演反现代化—全球化，原因，资本主义，文化独特性，现实诉求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3-0003-04
反现代化—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如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既有利益或重新取得曾经有过的利益而对新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持排斥态度，再如现代化—全球化过程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引起人们激烈抗议等，对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不再展开。这里着重分析以下几点。
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特点是：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个性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它加深不平等，造成一种新型的人奴役人的制度。这一矛盾当然不是有意造成，也不能说它主张的自由等等完全是虚伪的，因为资本的扩张确实需要某种自由和个性的实现，但这种实现与两极分化、拜金主义、物欲横流同时进行，体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人文主义者对此进行批判，生存受到威胁的劳动人民对此进行抵抗，都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人文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既激烈批判各种非人性的现象，如拜金欲、金钱关系、异化等，也反对日益膨胀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在西方，从莫尔的《乌托邦》的想象到19世纪中卡莱尔发出“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的惊叹，①从19世纪后期非理性思潮的崛起，到它在20世纪笼罩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演变，包括像卓别林表演的《摩登时代》对生产流水线的批判，这一思潮总的说来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而是否定其非人性和过分推崇科学理性的方面，并指出科学对人性压抑的一面。其具体表现是：
1.劳动者破产，成为雇用劳动者，受资本的剥削、奴役或失业；又由于讲求效率，专业化和机器生产发展起来，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千百次的重复，损害了人的能力的多方面发展。
2.旧的社会规范溃崩了，物欲横流，各种人际关系都日益转化为简单的金钱关系。这里，个人从家长制的、专制的或等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一个进步，但是群体的、社区的乃至家庭的固有联系消失得很厉害，这些关系中本来含有的道德义务感也在消失，越来越依靠经济关系维护着。如19世纪初，诗人雪莱曾抗议说：“我们的种种筹画已超过我们的概念；我们已经吃下了多于我们所能消化的食物。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范围……人既已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②托克维尔也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显现并逐渐深化的痼疾：“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①
从文艺复兴以来，对拜金主义的批评就持续不断。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这样批判金子：“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可以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②到18世纪末，这种批判系统化了。在发展中国家也时常能见到类似的批判，但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
3.人与自然的原有关系发生变化，当人们获得征服自然的能力时，人与自然间那种和谐关系就消失了。由于这种关系是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或道德关系相联系的，所以，那些批判现代化弊病的人怀念过去的人际关系时，总要赞美过去的自然。
4.长期来西方不断有一些学者担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或被金钱关系取代后，官僚机构和科层制会发展起来，愈来愈多的权力会转入国家手中，从而出现一种窒息自由的倾向。托克维尔曾说：“实际上，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他强调：“人民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并加以抵制；而对于第二种倾向，则由于发现不了而误入歧途。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勿误入歧途是特别重要的。”③西方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有此类担心。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上述矛盾所体现的是进步的对抗性，即文明的进步是与不平等、与人对人的奴役同时进行的。这一矛盾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存在，但由于现代化—全球化是一个迅速变迁的过程，这一矛盾显得特别尖锐。最早、最全面看到这个问题的是卢梭：“当他的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们，把进步设想为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一种有规则地上升的时候，卢梭却已发现进步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注：这里的引文是勒赛克尔的评论）。”④卢梭强调“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而窒息内心里的人道”。⑤也就是说，他认为文明和私有制的发展，使人们变得贪婪和无耻，不平等和人奴役人的制度由此产生，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都为粉饰这种不平等服务。1748年，第戎科学院提出一个问题，用悬奖征文来讨论：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写文章应征，结果得了奖。他在文章中说：文明发展起来，“有些过分的行为被禁止了，有些罪恶是被认为不体面的了，但是另外的罪恶却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饰起来……我在那里面看到的却只不过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罢了”。他还说：“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⑥这里，卢梭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衰退的过程，他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不过，在其他著述中，卢梭也“显示出对人类潜能的信念”，⑦所以不宜过分夸大他的悲观主义或反现代化的思想）。上世纪中后期，一些西方人在经历战后的黄金时代后同样看到类似的现象：国内依然有贫困，第三世界的贫困可能在进一步增加；欧美以外地区革命和战争不断爆发，有时似乎就是由现代化本身引起的；民主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在西方和非西方都出现了新的宗教运动。这些趋势使现代化理论的各个中心假设变得捉襟见肘。⑧ 现代化使人们过于割断现代文明与过去的联系，过分强调核心国家的价值观的普遍意义。18世纪以来，席卷各地的政治革命（或改革）和经济革命（工业化）的普遍性，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变化，产生了令一些人难以认同的观念：（1）现实生活与过去没有太多的联系，即使有，也微不足道，传统应该与被推翻的旧统治阶级一起消亡；（2）核心国家的价值观是理性的具体表现，具有普遍意义，其他文化的价值不值一提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一度成为当时所有真理的代名词，即恩格斯讲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这与当时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有关，它要求任何东西的弃取均依资产阶级的需要为转移，但在否定封建天主教神学及封建思想的同时，它也割断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同时还否认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的价值。
理性的这种过度膨胀首先引起德意志思想家的反抗，因为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成为此种理性的最大受害者，法国文化大有淹没其文化的危险。一些德意志学者强调特殊性，以便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或民族文化的独立，这种维护往往与对现代化的排斥相结合。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说：“人类每一种形式的完美，在某种意义上都只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时代，尤其是某个单独的人。”他反对任何文化具有任何优先权：“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能力，为的是要在整体中尽力；万事万物都依着自己能力的限度感受幸福！普天之下同胞物与，有哪样东西在来此世界之前要比其他东西优先？”②后来，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特别是在东方国家中，我们不断地碰到这样的人物和思想。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越大，后进国家就越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特的价值。
有助于加强这种思潮的是文化价值多元性思想的发展。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深入到世界各地，他们看到了文化风习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同自然条件对不同的人类社会发生的影响，这些影响造成了种种制度、世界观、思潮及信仰上的差别。这些人收集的资料和相关描述冲击着欧洲传统的思想界。16世纪法国的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就已看到这个问题。到18世纪后期，这种思想逐渐系统化了：“各个文化都是独特的……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的经验，全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这个立场否认启蒙教义中无时间性的普遍法则，即否认存在任何时间、地方，任何人在原则上都可以了解的真理。绝对的普遍模式是没有的。”③由于这种思想强调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人类文化的独特价值，反对割断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反对否认其他文化有独特价值，所以它成为当时反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思潮，特别表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中。
二战后，世界文化发展出现重要转折。一方面，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开始强调现实与过去的联系，比如欧洲国家强调近代与中世纪的联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打倒孔家店”后，于20世纪末回到尊孔的道路上来（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另一方面，在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强大潮流或压力面前，西方有更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东方国家的学者也纷纷强调自己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到当代，甚至某些西方国家，如法国，也开始阻挡美国文化的侵蚀。不过，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西方的一些政客虽然已经不再否认自己的现有文化与历史的联系，但他们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求东方各国割断与各自文化传统的联系，全盘接受西方化或美国化，这成为发展中国家反现代化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整体来看，500多年来世界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不可阻挡，但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或不同时期来看，它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至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才是这个过程的佼佼者，大部分都过得马马虎虎，还有相当一部分即使曾经有所起色，也常常显得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仅从20世纪后期以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各种新的反现代化—全球化力量兴起，如原教旨主义，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等，其基本力量主要有两个来源：来自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失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其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那些阶层；来自发达国家中那些受到全球化的某种损害的阶层。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反现代化—全球化往往相当于反对不平等的世界分工。有人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12亿多人每天仅靠不足1美元的费用来维持生存；世界人口的46%每天的生活费还不足2美元；而世界人口的20%享受着世界80%的财富。”①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追求现代化的失利，另一方面是随现代化启动而侵入的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威胁，这导致一些人在怀疑现代化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时首先把矛头对准外来文化的渗透。可以说，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原则上并不反对现代化，但现实发展的艰难和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对现代化—全球化的看法。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当代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1978—1979年）是其中一个著名例子。这场革命是针对追求现代化的巴列维王朝，后者的举措被称为“白色革命”（不流血的革命），但由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自身腐败等原因，“白色革命”连同巴列维王朝一起被伊斯兰革命所埋葬。
表面上看，原教旨主义颇有完全否定现代化—全球化的趋势，其实并非如此。汪信砚说：“原教旨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或全球性，它反对的是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和按照西方价值标准建构的全球性，而力图将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某种原教旨）加以全球化，主张按照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重建全球性。”②如果他们获得统治权，也不可免地要逐渐温和化，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国计民生的种种具体问题，必须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从哈全安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评价中，可看出其中的复杂性：“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抑或水火不容，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③如此看来，这场革命追求的是另一种现代化道路。
以上各点是反现代化—全球化思潮产生并持续存在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态度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上世纪末开始，反全球化思潮发展特别迅速，与反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关。
【作者简介】王加丰，男，1949年生，浙江金康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3-0003-04
反现代化—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有一些我们比较熟悉。如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既有利益或重新取得曾经有过的利益而对新的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持排斥态度，再如现代化—全球化过程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引起人们激烈抗议等，对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不再展开。这里着重分析以下几点。
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特点是：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个性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它加深不平等，造成一种新型的人奴役人的制度。这一矛盾当然不是有意造成，也不能说它主张的自由等等完全是虚伪的，因为资本的扩张确实需要某种自由和个性的实现，但这种实现与两极分化、拜金主义、物欲横流同时进行，体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人文主义者对此进行批判，生存受到威胁的劳动人民对此进行抵抗，都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人文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既激烈批判各种非人性的现象，如拜金欲、金钱关系、异化等，也反对日益膨胀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在西方，从莫尔的《乌托邦》的想象到19世纪中卡莱尔发出“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的惊叹，①从19世纪后期非理性思潮的崛起，到它在20世纪笼罩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演变，包括像卓别林表演的《摩登时代》对生产流水线的批判，这一思潮总的说来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而是否定其非人性和过分推崇科学理性的方面，并指出科学对人性压抑的一面。其具体表现是：
1.劳动者破产，成为雇用劳动者，受资本的剥削、奴役或失业；又由于讲求效率，专业化和机器生产发展起来，工作变得越来越单调，千百次的重复，损害了人的能力的多方面发展。
2.旧的社会规范溃崩了，物欲横流，各种人际关系都日益转化为简单的金钱关系。这里，个人从家长制的、专制的或等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是一个进步，但是群体的、社区的乃至家庭的固有联系消失得很厉害，这些关系中本来含有的道德义务感也在消失，越来越依靠经济关系维护着。如19世纪初，诗人雪莱曾抗议说：“我们的种种筹画已超过我们的概念；我们已经吃下了多于我们所能消化的食物。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范围……人既已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②托克维尔也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显现并逐渐深化的痼疾：“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①
从文艺复兴以来，对拜金主义的批评就持续不断。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这样批判金子：“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可以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②到18世纪末，这种批判系统化了。在发展中国家也时常能见到类似的批判，但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
3.人与自然的原有关系发生变化，当人们获得征服自然的能力时，人与自然间那种和谐关系就消失了。由于这种关系是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或道德关系相联系的，所以，那些批判现代化弊病的人怀念过去的人际关系时，总要赞美过去的自然。
4.长期来西方不断有一些学者担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或被金钱关系取代后，官僚机构和科层制会发展起来，愈来愈多的权力会转入国家手中，从而出现一种窒息自由的倾向。托克维尔曾说：“实际上，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他强调：“人民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并加以抵制；而对于第二种倾向，则由于发现不了而误入歧途。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勿误入歧途是特别重要的。”③西方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有此类担心。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上述矛盾所体现的是进步的对抗性，即文明的进步是与不平等、与人对人的奴役同时进行的。这一矛盾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存在，但由于现代化—全球化是一个迅速变迁的过程，这一矛盾显得特别尖锐。最早、最全面看到这个问题的是卢梭：“当他的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们，把进步设想为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一种有规则地上升的时候，卢梭却已发现进步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注：这里的引文是勒赛克尔的评论）。”④卢梭强调“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而窒息内心里的人道”。⑤也就是说，他认为文明和私有制的发展，使人们变得贪婪和无耻，不平等和人奴役人的制度由此产生，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都为粉饰这种不平等服务。1748年，第戎科学院提出一个问题，用悬奖征文来讨论：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写文章应征，结果得了奖。他在文章中说：文明发展起来，“有些过分的行为被禁止了，有些罪恶是被认为不体面的了，但是另外的罪恶却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饰起来……我在那里面看到的却只不过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罢了”。他还说：“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⑥这里，卢梭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衰退的过程，他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不过，在其他著述中，卢梭也“显示出对人类潜能的信念”，⑦所以不宜过分夸大他的悲观主义或反现代化的思想）。上世纪中后期，一些西方人在经历战后的黄金时代后同样看到类似的现象：国内依然有贫困，第三世界的贫困可能在进一步增加；欧美以外地区革命和战争不断爆发，有时似乎就是由现代化本身引起的；民主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在西方和非西方都出现了新的宗教运动。这些趋势使现代化理论的各个中心假设变得捉襟见肘。⑧ 现代化使人们过于割断现代文明与过去的联系，过分强调核心国家的价值观的普遍意义。18世纪以来，席卷各地的政治革命（或改革）和经济革命（工业化）的普遍性，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变化，产生了令一些人难以认同的观念：（1）现实生活与过去没有太多的联系，即使有，也微不足道，传统应该与被推翻的旧统治阶级一起消亡；（2）核心国家的价值观是理性的具体表现，具有普遍意义，其他文化的价值不值一提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一度成为当时所有真理的代名词，即恩格斯讲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这与当时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有关，它要求任何东西的弃取均依资产阶级的需要为转移，但在否定封建天主教神学及封建思想的同时，它也割断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同时还否认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的价值。
理性的这种过度膨胀首先引起德意志思想家的反抗，因为政治上分裂的德意志成为此种理性的最大受害者，法国文化大有淹没其文化的危险。一些德意志学者强调特殊性，以便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或民族文化的独立，这种维护往往与对现代化的排斥相结合。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说：“人类每一种形式的完美，在某种意义上都只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时代，尤其是某个单独的人。”他反对任何文化具有任何优先权：“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能力，为的是要在整体中尽力；万事万物都依着自己能力的限度感受幸福！普天之下同胞物与，有哪样东西在来此世界之前要比其他东西优先？”②后来，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特别是在东方国家中，我们不断地碰到这样的人物和思想。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越大，后进国家就越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特的价值。
有助于加强这种思潮的是文化价值多元性思想的发展。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深入到世界各地，他们看到了文化风习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同自然条件对不同的人类社会发生的影响，这些影响造成了种种制度、世界观、思潮及信仰上的差别。这些人收集的资料和相关描述冲击着欧洲传统的思想界。16世纪法国的波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就已看到这个问题。到18世纪后期，这种思想逐渐系统化了：“各个文化都是独特的……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的经验，全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这个立场否认启蒙教义中无时间性的普遍法则，即否认存在任何时间、地方，任何人在原则上都可以了解的真理。绝对的普遍模式是没有的。”③由于这种思想强调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人类文化的独特价值，反对割断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反对否认其他文化有独特价值，所以它成为当时反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思潮，特别表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中。
二战后，世界文化发展出现重要转折。一方面，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开始强调现实与过去的联系，比如欧洲国家强调近代与中世纪的联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打倒孔家店”后，于20世纪末回到尊孔的道路上来（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另一方面，在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强大潮流或压力面前，西方有更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东方国家的学者也纷纷强调自己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到当代，甚至某些西方国家，如法国，也开始阻挡美国文化的侵蚀。不过，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西方的一些政客虽然已经不再否认自己的现有文化与历史的联系，但他们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求东方各国割断与各自文化传统的联系，全盘接受西方化或美国化，这成为发展中国家反现代化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整体来看，500多年来世界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不可阻挡，但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或不同时期来看，它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过程。至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才是这个过程的佼佼者，大部分都过得马马虎虎，还有相当一部分即使曾经有所起色，也常常显得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仅从20世纪后期以来，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各种新的反现代化—全球化力量兴起，如原教旨主义，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等，其基本力量主要有两个来源：来自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失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其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那些阶层；来自发达国家中那些受到全球化的某种损害的阶层。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反现代化—全球化往往相当于反对不平等的世界分工。有人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12亿多人每天仅靠不足1美元的费用来维持生存；世界人口的46%每天的生活费还不足2美元；而世界人口的20%享受着世界80%的财富。”①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追求现代化的失利，另一方面是随现代化启动而侵入的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威胁，这导致一些人在怀疑现代化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时首先把矛头对准外来文化的渗透。可以说，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原则上并不反对现代化，但现实发展的艰难和世界性的两极分化，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对现代化—全球化的看法。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当代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1978—1979年）是其中一个著名例子。这场革命是针对追求现代化的巴列维王朝，后者的举措被称为“白色革命”（不流血的革命），但由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自身腐败等原因，“白色革命”连同巴列维王朝一起被伊斯兰革命所埋葬。
表面上看，原教旨主义颇有完全否定现代化—全球化的趋势，其实并非如此。汪信砚说：“原教旨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全球化或全球性，它反对的是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和按照西方价值标准建构的全球性，而力图将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某种原教旨）加以全球化，主张按照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重建全球性。”②如果他们获得统治权，也不可免地要逐渐温和化，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国计民生的种种具体问题，必须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从哈全安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评价中，可看出其中的复杂性：“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抑或水火不容，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③如此看来，这场革命追求的是另一种现代化道路。
以上各点是反现代化—全球化思潮产生并持续存在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态度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上世纪末开始，反全球化思潮发展特别迅速，与反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关。
【作者简介】王加丰，男，1949年生，浙江金康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