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巧点鸳鸯谱
1942年，我从由上海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在校期间，教我法文的导师马宗融先生对我关怀备至，除了我的学习外，还像家长那样，关心我的思想、行为、前途，甚至婚姻。
毕业前的一天，我到马先生家去拜访。他询问我毕业后对工作和婚姻的打算，提示我应该将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师母爱怜地拍着我的肩头说:“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为此，马先生可要包办你的婚姻大事了，为你介绍一位男朋友，使你有个依托。”
我低下涨得绯红的脸，细声问道:“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马先生反问我:“你想找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两个地方的人我不想要，一个是湖北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东北人爽直，怕斗不过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四川人，他们太矮小，而我却人高马大的，怕看上去不协调。”
导师笑着说:“我就是四川人，不是长得又高又粗的吗？怎么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那天的这个话题也就到此而终，没有什么结果。
叶君健那时是中央大学教英语的年轻教授，同时还兼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英文课。因此，他每个周六和周日都要来复旦大学上课，常常是在课后顺便来马先生家拜望。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马先生觉得叶先生少年英俊，作风稳重，思想进步，二人交往很是投合。
后来马先生又了解到，叶君健虽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仍然未婚。他便与师母商量，觉得叶君健最合适介绍给自己喜爱的学生苑茵。于是，这天当叶君健又来到他家时，马先生就试探性地问他:“你至今还未解决婚姻大事，是不是你的条件太高喽？”
叶君健说:“我的条件并不高呀，一是要有共同语言，思想上谈得来；二是因为我个子偏高，所以也希望她能高一些；三是不要东北女子，她们虽然家乡沦陷，应该给予同情，但她们直爽外向，而我却是个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
听罢此话，马先生心中一惊！暗中思忖:三个条件，前两个对头，后一个是他不要东北女子，而她却是不要湖北男子，怎么会这么不巧！他正是个湖北人，而苑茵又恰是东北人，难道是我乱点了鸳鸯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又说:“你那三个条件，前两个我保证满足；可那第三个，却实在叫我犯难，我要给你介绍的她恰恰就是个东北人啊！不过也许还可以补救，她长得可是非常漂亮噢，我想你见到她，就会放弃那第三个条件了。”
叶君健沉默不语，似乎有所考虑。
有一天，当叶先生下课来到马先生家时，马先生就叫我到他们家去玩。当我走进书房，看见叶君健也在那里时，心中顿时闪起一个想法:马先生给我介绍的人可能就是他！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很不自然，只是静静地坐在靠墙角的椅子上，听别人讲话。
以后叶君健每次来上完课，都要到马先生的书房聊天，马先生也会叫我去那里和他相会。我们的感情渐渐生根发芽，以致难以分离。
1942年5月5日是复旦大学的校庆日，那天上午师母买了橘子、花生和米花糖，邀请我和一些同学以及两位法律系的教授潘振亚和张志让，一起到他家做客。
马先生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说:“我的学生苑茵即将毕业，我怕她走上社会后会被一些不法之徒拐骗走了，所以我特地为她找到一位理想郎君，就是这位温文尔雅的书生叶君健先生。”
话音刚落，只听到“哇”的一声大哭，大家一时都愣住了。
只见坐在我们中间的小弟少弥用力推开君健，两只白嫩的小手在他脸上立刻抓出了两道红印子，委屈地说:“苑茵是我的亲爱的，我要娶她！不能给这个男人呀，爸爸，坚决不行！”
这场闹剧，成为那次我们订婚的一段难忘的插曲。
夫妻重逢
1949年12月1日，那天我正在吃午饭，边吃边看报，忽然看见报纸上刊登出一则消息:“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回国，他们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天津市政府的热烈欢迎。”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激动之下，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同时呛了一下。
我冷静下来后，仔细想了一会儿，为什么他预先不通知我？可能是有人与他同到中国来？难道是他的新夫人回来了？我渐渐地理智下来，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下午开始学习的时候，天津招待处的一位李处长到银行来接我。当我走进接待室，见到老舍先生和我丈夫时，我们彼此看了一下，都很冷静。还是老舍先生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你辛苦了，这几年你先生不在，你在战乱下过得很不易！现在好了，祖国解放了，人民生活安定下来，夫妻可以团聚了。”
我和丈夫都若有所思，无言相对。
老舍先生还是那么幽默，他说:“你看我对你们二位多么负责，结婚时，我当你们的证婚人；现在，我又和他同船回国。以后你们再也不会分开了。他这几年在英国，成绩可不小！写出了几部英文长篇小说。在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年轻人都和德国打仗去了，只有少数作家留下来。他和英国作家一样常常发表文学作品，有时在电台上发表演讲，给英国士兵作报告，这对中英关系起到了多么大的影响啊！像君健在欧洲做出这么多成绩，已经很有名望了，在欧洲战争中，有多少女子找不到对象，像君健这样的东方美男子又会得到多少金发碧眼女郎的青睐！今天是我把他给抢回来了！”
老舍先生的幽默使我恢复了常态。
两天以后，我借丈夫从国外回来的光，搬进了沙市道的宿舍。
搬家后，我照常去上班。我们彼此间十分冷静，他从不问我们的情况，也没问过第二个孩子是怎么死的。
其实对于彼此间的淡漠，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更何况我已染上了肺病，如果过于接近会传染给他的。为此，我们每天同睡一张床上，我总是背对着他。有时我咳出的血丝，又偷偷地咽回去。我怕他看见我的这种表现，难免让他对我产生疑虑。
千丝万缕的思绪极度地影响了我的健康，虽然每天强打着精神去上班，但是不出几天，我终于昏倒在办公室里。大家把我送到天津恩光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三期肺结核。医生检查完，观察了一下我的容貌，说:“非常惋惜，这么一位漂亮人，年纪又轻，怎么得了这种病？！”
病情有了定论后，我的心态反而平和了。我不会活得太久，所以我把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我说:“我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今后无论生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这时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谴责和冲击，立刻把我搂到怀里，说:“都怪我，是我使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现在我回来了，我要你今后只想快乐和希望，我不想看你死去，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接着他问我:“你有什么最大的遗憾？”
我边哭边对他说:“我们的第二个儿子长得清秀又漂亮，他继承了我们两人的优点，可怜来到这个世界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到，我是多么对不起他呀！现在只剩大宝一个孩子，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结婚。大宝如果能有亲兄妹，像我和姐姐一样，他们彼此都有照应，否则大宝该多么可怜和孤单啊！”
他说:“你不用顾虑那么多，我们可以再生一个。”他想了一会儿，又说:“当然，有人说得肺病的人不能生孩子，还是你的身体最重要。”
我哀求他说:“我不怕，我希望再生一个，不管我的生命多么短暂，或者因生孩子而付出生命，我都在所不惜！”
他看见我病得如此严重，内心感到很歉疚，再不顾虑病的传染，他用爱来补偿，给我温情和体贴。我们彼此间打消了顾忌和疑虑，他又送给了我一个儿子。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8.2）
1942年，我从由上海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在校期间，教我法文的导师马宗融先生对我关怀备至，除了我的学习外，还像家长那样，关心我的思想、行为、前途，甚至婚姻。
毕业前的一天，我到马先生家去拜访。他询问我毕业后对工作和婚姻的打算，提示我应该将这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师母爱怜地拍着我的肩头说:“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为此，马先生可要包办你的婚姻大事了，为你介绍一位男朋友，使你有个依托。”
我低下涨得绯红的脸，细声问道:“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马先生反问我:“你想找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两个地方的人我不想要，一个是湖北人，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们东北人爽直，怕斗不过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四川人，他们太矮小，而我却人高马大的，怕看上去不协调。”
导师笑着说:“我就是四川人，不是长得又高又粗的吗？怎么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那天的这个话题也就到此而终，没有什么结果。
叶君健那时是中央大学教英语的年轻教授，同时还兼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英文课。因此，他每个周六和周日都要来复旦大学上课，常常是在课后顺便来马先生家拜望。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马先生觉得叶先生少年英俊，作风稳重，思想进步，二人交往很是投合。
后来马先生又了解到，叶君健虽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仍然未婚。他便与师母商量，觉得叶君健最合适介绍给自己喜爱的学生苑茵。于是，这天当叶君健又来到他家时，马先生就试探性地问他:“你至今还未解决婚姻大事，是不是你的条件太高喽？”
叶君健说:“我的条件并不高呀，一是要有共同语言，思想上谈得来；二是因为我个子偏高，所以也希望她能高一些；三是不要东北女子，她们虽然家乡沦陷，应该给予同情，但她们直爽外向，而我却是个内向的人，怕性格合不来。”
听罢此话，马先生心中一惊！暗中思忖:三个条件，前两个对头，后一个是他不要东北女子，而她却是不要湖北男子，怎么会这么不巧！他正是个湖北人，而苑茵又恰是东北人，难道是我乱点了鸳鸯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又说:“你那三个条件，前两个我保证满足；可那第三个，却实在叫我犯难，我要给你介绍的她恰恰就是个东北人啊！不过也许还可以补救，她长得可是非常漂亮噢，我想你见到她，就会放弃那第三个条件了。”
叶君健沉默不语，似乎有所考虑。
有一天，当叶先生下课来到马先生家时，马先生就叫我到他们家去玩。当我走进书房，看见叶君健也在那里时，心中顿时闪起一个想法:马先生给我介绍的人可能就是他！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很不自然，只是静静地坐在靠墙角的椅子上，听别人讲话。
以后叶君健每次来上完课，都要到马先生的书房聊天，马先生也会叫我去那里和他相会。我们的感情渐渐生根发芽，以致难以分离。
1942年5月5日是复旦大学的校庆日，那天上午师母买了橘子、花生和米花糖，邀请我和一些同学以及两位法律系的教授潘振亚和张志让，一起到他家做客。
马先生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说:“我的学生苑茵即将毕业，我怕她走上社会后会被一些不法之徒拐骗走了，所以我特地为她找到一位理想郎君，就是这位温文尔雅的书生叶君健先生。”
话音刚落，只听到“哇”的一声大哭，大家一时都愣住了。
只见坐在我们中间的小弟少弥用力推开君健，两只白嫩的小手在他脸上立刻抓出了两道红印子，委屈地说:“苑茵是我的亲爱的，我要娶她！不能给这个男人呀，爸爸，坚决不行！”
这场闹剧，成为那次我们订婚的一段难忘的插曲。
夫妻重逢
1949年12月1日，那天我正在吃午饭，边吃边看报，忽然看见报纸上刊登出一则消息:“著名作家老舍和叶君健从海外回国，他们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天津市政府的热烈欢迎。”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喜讯！激动之下，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同时呛了一下。
我冷静下来后，仔细想了一会儿，为什么他预先不通知我？可能是有人与他同到中国来？难道是他的新夫人回来了？我渐渐地理智下来，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下午开始学习的时候，天津招待处的一位李处长到银行来接我。当我走进接待室，见到老舍先生和我丈夫时，我们彼此看了一下，都很冷静。还是老舍先生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你辛苦了，这几年你先生不在，你在战乱下过得很不易！现在好了，祖国解放了，人民生活安定下来，夫妻可以团聚了。”
我和丈夫都若有所思，无言相对。
老舍先生还是那么幽默，他说:“你看我对你们二位多么负责，结婚时，我当你们的证婚人；现在，我又和他同船回国。以后你们再也不会分开了。他这几年在英国，成绩可不小！写出了几部英文长篇小说。在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年轻人都和德国打仗去了，只有少数作家留下来。他和英国作家一样常常发表文学作品，有时在电台上发表演讲，给英国士兵作报告，这对中英关系起到了多么大的影响啊！像君健在欧洲做出这么多成绩，已经很有名望了，在欧洲战争中，有多少女子找不到对象，像君健这样的东方美男子又会得到多少金发碧眼女郎的青睐！今天是我把他给抢回来了！”
老舍先生的幽默使我恢复了常态。
两天以后，我借丈夫从国外回来的光，搬进了沙市道的宿舍。
搬家后，我照常去上班。我们彼此间十分冷静，他从不问我们的情况，也没问过第二个孩子是怎么死的。
其实对于彼此间的淡漠，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更何况我已染上了肺病，如果过于接近会传染给他的。为此，我们每天同睡一张床上，我总是背对着他。有时我咳出的血丝，又偷偷地咽回去。我怕他看见我的这种表现，难免让他对我产生疑虑。
千丝万缕的思绪极度地影响了我的健康，虽然每天强打着精神去上班，但是不出几天，我终于昏倒在办公室里。大家把我送到天津恩光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三期肺结核。医生检查完，观察了一下我的容貌，说:“非常惋惜，这么一位漂亮人，年纪又轻，怎么得了这种病？！”
病情有了定论后，我的心态反而平和了。我不会活得太久，所以我把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我说:“我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今后无论生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这时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谴责和冲击，立刻把我搂到怀里，说:“都怪我，是我使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现在我回来了，我要你今后只想快乐和希望，我不想看你死去，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接着他问我:“你有什么最大的遗憾？”
我边哭边对他说:“我们的第二个儿子长得清秀又漂亮，他继承了我们两人的优点，可怜来到这个世界连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见到，我是多么对不起他呀！现在只剩大宝一个孩子，我死以后，你一定要结婚。大宝如果能有亲兄妹，像我和姐姐一样，他们彼此都有照应，否则大宝该多么可怜和孤单啊！”
他说:“你不用顾虑那么多，我们可以再生一个。”他想了一会儿，又说:“当然，有人说得肺病的人不能生孩子，还是你的身体最重要。”
我哀求他说:“我不怕，我希望再生一个，不管我的生命多么短暂，或者因生孩子而付出生命，我都在所不惜！”
他看见我病得如此严重，内心感到很歉疚，再不顾虑病的传染，他用爱来补偿，给我温情和体贴。我们彼此间打消了顾忌和疑虑，他又送给了我一个儿子。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