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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原本脆弱的国共合作出现了危机，国共两党政治纷争变得日益尖锐，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就在此时，歌颂国民党军队特工锄奸抗日的《野玫瑰》继昆明、贵阳演出之后，又在重庆隆重上演。演出火爆，上座率不错。
《野玫瑰》从轰轰烈烈上演到被演员突如其来的罢演，《新华日报》从热烈地推出到严厉地批评都发生在一个月内，其轰动效应可谓史无前例。这就是1942年发生的一场独特的政治斗争。
主演秦怡罢演
延安对演员罢演有过报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称：获得教育部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之《野玫瑰》一剧，渝剧同人曾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同时，其他学术界人士……亦表示不满，纷纷为文……加以剖斥。并悉原来担任该剧之演员亦拒不出演。
罢演确有其事，而且是饰演夏艳华的著名演员秦怡亲口宣布的。且看《秦怡：一个电影明星的凄美人生》中一段描与：
一部使自己走红的戏，要自己亲口宣判它的“死刑”，这确有点残酷，但秦怡毫无怨言。她追求的不是虚名，是抗日救亡的理想
当夜，戏像往日一样开演场内座无虚座，没人发觉什么异样最后一场闭幕，全场掌声雷动。几分钟后，大幕又徐徐拉开秦怡和舞台监督苏丹站在台上。观众以为是谢幕，准备再次鼓掌。，可仔细一看不像，两人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全场寂静无声，秦怡上前一步开口讲话，顿时舒缓的语调变得激越高昂：“观众朋友们，我们演了一个坏戏，美化了特务汉奸，我们决定罢演《野玫瑰》……”
场内一阵骚动。慢慢有了惊叹声和叫好声，也有了鼓掌声，而且越来越响。
笔者确信这段描写的大部分是真实的，其材料来自唐明生先生的《秦怡传》，第一手素材必然是访问所得。但罢演的动因、时间等则众说纷纭，有几种版本。秦怡在回忆录《跑龙套》(1997年出版)一书中说：
《野》剧演至大约第八场，各种议论很多……慧深(赵慧深，中共控制的中华剧艺社宣传科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听说这个戏的政治内容不好，有替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涂脂抹粉的内容。听说《新华日报》有社论，编剧还得了奖……我相信慧深说的一定是事实我也相信《新华日报》的评论一定是正确的。过去陈白尘(陈白尘时任中华剧艺社秘书长兼编剧)经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我凭这些就已确信这是个坏戏了，于是我们这个剧组也开始不安……经美工师张尧(后来知道是地下党员)提议，他们在星期天日场演完后集体商量决定，在下一场演出闭幕后舞台监督苏丹(原系中共党员)与秦怡一起向观众宣布自明日起罢演，从而结束了这场演出。
另一版本是1999年秦怡接受陈铨女儿陈光琴采访所述：
……我不认识作者。该剧虽然有7个角色，但有戏，演出效果非常好，人山人海，周恩来、邓颖超也去看了。……一般误以为该剧背后有国民党该剧后来得了国民党的奖，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也有人说施超把汉奸演得叫人同情了等等，它遭到“左”派的反对后，我们罢演了。……解放后遇到张治中。他仍盛赞该剧。1961年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说：“你《野玫瑰》演得不错嘛!”我说不是对它有说法吗?总理说，不管怎么说，你演技不错嘛。
剧团内全是进步青年
两个版本谈演员罢演《野玫瑰》的动因上有相似处，即受到了来自左翼批评者的巨大压力，所言“这个剧组也开始不安”，这是大实话；但“听说《新华日报》有社论”之说有误。《新华日报》在停止宣传广告后的第三天，即1942年3月25日率先发表了批评文章，这是事实，但不是社论；以后4月份连续的批评文章也不是以《新华日报》名义发表的。
秦怡原系中国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1941年10月由中共策划筹组的中华剧艺社成立后，应聘为“随请随到兼职演员”。那时她年轻单纯，对“听说”深信不疑。因为陈白尘、赵慧深、社长应云卫等所在的中华剧艺社以及金山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已经向戏剧界发出呼吁：演员不演《野玫瑰》，导演不导《野玫瑰》，舞台工作者不为《野玫瑰》工作。
再看《野玫瑰》剧组成员情况：导演苏怡是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美工师张尧是中共党员，饰王立民的施超、饰曼丽的路曦、舞台监督苏丹等都是倾向中共的进步人士。而秦怡是把应云卫当老师看待的，自然听他的话。这样一个剧组，面对猛烈的批判《野玫瑰》浪潮，面对左翼打招呼的“呼吁”，由“不安”到中共地下党员美工师张尧提议“罢演”，就是情理中事了。
问题是罢演时间。按秦怡回忆所说，罢演是在《野玫瑰》获奖以后，那就是在1942年4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奖以后，而不是在3月20日公演结束前。
国民党重演《野玫瑰》
另一罢演说法是何蜀先生在《野玫瑰与大批判》一文中所述：
1945年11月中旬，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第二次公演该剧，演出第三天后，因奉命为中央训练团毕业典礼演出时，一国民党要员擅进后台找女主角秦怡遭到拒绝而引起冲突，内政部长指挥特务打手冲砸后台，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
此述与秦恰回忆大相径庭。首先，“何”文将罢演的时间推迟了至少一年半。实际上，秦怡等于1942年罢演后，国民党宣传部门继续组织演出。1943年起张道藩担任宣传部部长，重新组建中国电影制片厂，委任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吴树勋担任厂长，聘陈铨担任编剧。吴树勋任厂长后，为表现自己，立即秉承旨意，组织“中制”属下的中国万岁剧团排练演出，并亲任导演，使《野玫瑰》继续在重庆和四川各地演出，聘刘琦演夏艳华，聘汪雨演王立民。
其次，罢演动因与秦怡回忆有本质的区别。秦怡等罢演是“确信这是个坏戏”，剧组感到“不安”，“集体商量决定”而后断然拒演，并向观众致意。“何”文是说秦怡拒绝国民党要员相邀致使“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罢演性质，有如天壤。《跑龙套》、《秦怡传》都没见有这样的记载。
再就具体的罢演时间而言，秦怡回忆是听到《野玫瑰》获奖后，那就是1942年4月14号以后，与公演最后一场相去甚远。《秦怡传》中又写秦怡罢演后还在左翼戏剧界两百余人联合抗议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抗议信是在《野玫瑰》获奖后的4月下旬写的。
这样推算，罢演时间应在1942年5月上旬；也就是第一次公演后，还在另外的剧场演到5月上旬。此时，郭沫若的《屈原》已经上演，演出异常火爆；而《野玫瑰》也还在上演，观众也不少。且看台湾一个老戏剧家，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委的王绍清(陈铨同事)对抗战时期“雾季公演”的描写：“首届雾季公演演出了大型话剧29部，其中包括堪称国共两党‘对手戏’的《野玫瑰》和《屈原》。一个是颂扬国军特工锄奸抗日，弘扬民族意识；一个是写忠贞爱国的屈原主战意愿受压抑，转嫁为对现实不满，含沙射影骂老蒋打新四军。期望毁灭，狂呼‘爆炸’新生。在山城不同剧院同时上演，都有它的观众层，上座率都很高，因为两戏受到来自不同政党的支持，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有趣的是，《屈原》好像是冲着《野玫瑰》来的。(《野》剧先演，很火爆。)在对着演出一段时间后(屈剧也很受欢迎)，《屈原》被禁演，便转到北碚演出去了。”
这段描述大体符合当时情况。《屈原》是1942年4月初上演的。《新华日报》4月2日以三个“空前”广告词推出，演出后又登出一些好评文章；而《野玫瑰》的演出、批评也在继续，这就有了著名戏剧史专家石曼在《我所知道的(野玫瑰)》一文所述，在1942年5月中苏友协招待会上，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讲话说：“哪个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那这个人就是白痴。”于此可见，两个话剧的演出在抗战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升级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了。
（选自《文史杂志》）
《野玫瑰》从轰轰烈烈上演到被演员突如其来的罢演，《新华日报》从热烈地推出到严厉地批评都发生在一个月内，其轰动效应可谓史无前例。这就是1942年发生的一场独特的政治斗争。
主演秦怡罢演
延安对演员罢演有过报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称：获得教育部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之《野玫瑰》一剧，渝剧同人曾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同时，其他学术界人士……亦表示不满，纷纷为文……加以剖斥。并悉原来担任该剧之演员亦拒不出演。
罢演确有其事，而且是饰演夏艳华的著名演员秦怡亲口宣布的。且看《秦怡：一个电影明星的凄美人生》中一段描与：
一部使自己走红的戏，要自己亲口宣判它的“死刑”，这确有点残酷，但秦怡毫无怨言。她追求的不是虚名，是抗日救亡的理想
当夜，戏像往日一样开演场内座无虚座，没人发觉什么异样最后一场闭幕，全场掌声雷动。几分钟后，大幕又徐徐拉开秦怡和舞台监督苏丹站在台上。观众以为是谢幕，准备再次鼓掌。，可仔细一看不像，两人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全场寂静无声，秦怡上前一步开口讲话，顿时舒缓的语调变得激越高昂：“观众朋友们，我们演了一个坏戏，美化了特务汉奸，我们决定罢演《野玫瑰》……”
场内一阵骚动。慢慢有了惊叹声和叫好声，也有了鼓掌声，而且越来越响。
笔者确信这段描写的大部分是真实的，其材料来自唐明生先生的《秦怡传》，第一手素材必然是访问所得。但罢演的动因、时间等则众说纷纭，有几种版本。秦怡在回忆录《跑龙套》(1997年出版)一书中说：
《野》剧演至大约第八场，各种议论很多……慧深(赵慧深，中共控制的中华剧艺社宣传科长)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听说这个戏的政治内容不好，有替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涂脂抹粉的内容。听说《新华日报》有社论，编剧还得了奖……我相信慧深说的一定是事实我也相信《新华日报》的评论一定是正确的。过去陈白尘(陈白尘时任中华剧艺社秘书长兼编剧)经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我凭这些就已确信这是个坏戏了，于是我们这个剧组也开始不安……经美工师张尧(后来知道是地下党员)提议，他们在星期天日场演完后集体商量决定，在下一场演出闭幕后舞台监督苏丹(原系中共党员)与秦怡一起向观众宣布自明日起罢演，从而结束了这场演出。
另一版本是1999年秦怡接受陈铨女儿陈光琴采访所述：
……我不认识作者。该剧虽然有7个角色，但有戏，演出效果非常好，人山人海，周恩来、邓颖超也去看了。……一般误以为该剧背后有国民党该剧后来得了国民党的奖，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也有人说施超把汉奸演得叫人同情了等等，它遭到“左”派的反对后，我们罢演了。……解放后遇到张治中。他仍盛赞该剧。1961年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说：“你《野玫瑰》演得不错嘛!”我说不是对它有说法吗?总理说，不管怎么说，你演技不错嘛。
剧团内全是进步青年
两个版本谈演员罢演《野玫瑰》的动因上有相似处，即受到了来自左翼批评者的巨大压力，所言“这个剧组也开始不安”，这是大实话；但“听说《新华日报》有社论”之说有误。《新华日报》在停止宣传广告后的第三天，即1942年3月25日率先发表了批评文章，这是事实，但不是社论；以后4月份连续的批评文章也不是以《新华日报》名义发表的。
秦怡原系中国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1941年10月由中共策划筹组的中华剧艺社成立后，应聘为“随请随到兼职演员”。那时她年轻单纯，对“听说”深信不疑。因为陈白尘、赵慧深、社长应云卫等所在的中华剧艺社以及金山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已经向戏剧界发出呼吁：演员不演《野玫瑰》，导演不导《野玫瑰》，舞台工作者不为《野玫瑰》工作。
再看《野玫瑰》剧组成员情况：导演苏怡是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美工师张尧是中共党员，饰王立民的施超、饰曼丽的路曦、舞台监督苏丹等都是倾向中共的进步人士。而秦怡是把应云卫当老师看待的，自然听他的话。这样一个剧组，面对猛烈的批判《野玫瑰》浪潮，面对左翼打招呼的“呼吁”，由“不安”到中共地下党员美工师张尧提议“罢演”，就是情理中事了。
问题是罢演时间。按秦怡回忆所说，罢演是在《野玫瑰》获奖以后，那就是在1942年4月1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奖以后，而不是在3月20日公演结束前。
国民党重演《野玫瑰》
另一罢演说法是何蜀先生在《野玫瑰与大批判》一文中所述：
1945年11月中旬，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第二次公演该剧，演出第三天后，因奉命为中央训练团毕业典礼演出时，一国民党要员擅进后台找女主角秦怡遭到拒绝而引起冲突，内政部长指挥特务打手冲砸后台，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
此述与秦恰回忆大相径庭。首先，“何”文将罢演的时间推迟了至少一年半。实际上，秦怡等于1942年罢演后，国民党宣传部门继续组织演出。1943年起张道藩担任宣传部部长，重新组建中国电影制片厂，委任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吴树勋担任厂长，聘陈铨担任编剧。吴树勋任厂长后，为表现自己，立即秉承旨意，组织“中制”属下的中国万岁剧团排练演出，并亲任导演，使《野玫瑰》继续在重庆和四川各地演出，聘刘琦演夏艳华，聘汪雨演王立民。
其次，罢演动因与秦怡回忆有本质的区别。秦怡等罢演是“确信这是个坏戏”，剧组感到“不安”，“集体商量决定”而后断然拒演，并向观众致意。“何”文是说秦怡拒绝国民党要员相邀致使“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罢演性质，有如天壤。《跑龙套》、《秦怡传》都没见有这样的记载。
再就具体的罢演时间而言，秦怡回忆是听到《野玫瑰》获奖后，那就是1942年4月14号以后，与公演最后一场相去甚远。《秦怡传》中又写秦怡罢演后还在左翼戏剧界两百余人联合抗议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抗议信是在《野玫瑰》获奖后的4月下旬写的。
这样推算，罢演时间应在1942年5月上旬；也就是第一次公演后，还在另外的剧场演到5月上旬。此时，郭沫若的《屈原》已经上演，演出异常火爆；而《野玫瑰》也还在上演，观众也不少。且看台湾一个老戏剧家，时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委的王绍清(陈铨同事)对抗战时期“雾季公演”的描写：“首届雾季公演演出了大型话剧29部，其中包括堪称国共两党‘对手戏’的《野玫瑰》和《屈原》。一个是颂扬国军特工锄奸抗日，弘扬民族意识；一个是写忠贞爱国的屈原主战意愿受压抑，转嫁为对现实不满，含沙射影骂老蒋打新四军。期望毁灭，狂呼‘爆炸’新生。在山城不同剧院同时上演，都有它的观众层，上座率都很高，因为两戏受到来自不同政党的支持，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有趣的是，《屈原》好像是冲着《野玫瑰》来的。(《野》剧先演，很火爆。)在对着演出一段时间后(屈剧也很受欢迎)，《屈原》被禁演，便转到北碚演出去了。”
这段描述大体符合当时情况。《屈原》是1942年4月初上演的。《新华日报》4月2日以三个“空前”广告词推出，演出后又登出一些好评文章；而《野玫瑰》的演出、批评也在继续，这就有了著名戏剧史专家石曼在《我所知道的(野玫瑰)》一文所述，在1942年5月中苏友协招待会上，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讲话说：“哪个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那这个人就是白痴。”于此可见，两个话剧的演出在抗战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升级演变成为政治斗争了。
（选自《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