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姚老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也是我们敬重的老师。20世纪50年代中期，姚老就在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我们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胸有成竹的潇洒风度，我们至今难忘。此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接触姚老的机会不多，直到70年代后期，姚老担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我和张永健教授作为他的副手，与他有了较多接触。姚老在同我们谈话以及在学会年会的多次讲话中，都谈到他对中国文学传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看法，谈到学会工作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取向，谈到创作《李自成》的情况，这些都使我们深切感到：姚老不仅是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也是位生性耿直、具有高尚品格的导师。
姚老一生历经磨难，命运多舛。而为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奠基的《李自成》，是在姚老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开始创作的。当时他的处境十分困难，意想不到的无情打击，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面对灭顶之灾，姚老没有沮丧、没有放弃，而是直面现实，重新燃起创作的火焰。如他在《咏怀七律》中所说：“曲折征途志不违，艰难长夜化朝晖。争鸣误信春风暖，摧折真知霜雪威。”“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和泪著新篇。”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版了《李自成》第一、二、三卷。《李自成》的出版，开启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上面说报刊不发评论《李自成》的文章，发行要“控制印数”，但两卷本的总发行量达到410万套，如按三卷共计8本计算，总印数为3200万册。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在当代历史小说中是空前的。有许多读者看后不忍释手，读了多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看了第一卷后对作家夏衍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十分吸引人，我简直是一口气读完的，建议你也看一看。”夏衍看后说：“《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画出了一个灿烂的历史画卷。”作家秦牧说：“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的盛宴，有一种艺术享受上的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鞭辟入里，荡气回肠。”从这些反映中使我想到：为什么一部历史小说产生这么强烈的效应，在读者中掀起这么大的情感波澜？《李自成》创作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一部作品的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准备、创作心态对作品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创作理念看，姚老深知“写长篇历史小说，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是开辟新领域、新途径的工作”，他在《李自成》创作伊始，就把开创性作为追求的目标。自始至终，坚持不懈。
作家是文学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创造，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区别天才和单纯的才能或才赋的界线”。古今作家都强调创造在文学中的意义，要求作家“脱窠臼，重创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在写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姚老始终把创造作为自己的执着追求。他说：“《李自成》的开创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并通过艺术来反映历史；二是把长篇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来写，写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三是将作者的美学思想充分体现在小说里”。应当说，姚老提出的这些要求都在《李自成》中得到实现。茅盾读了《李自成》后，对小说取得的开创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美学家朱先潜说，作者“把西洋小说的手法和中国小说的手法，很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李自成》写作的独特手法。”学者严家炎认为: “《李自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传统悲剧观念的突破，把悲剧人物的性格更深一层地推进。另一重要成就，是保持了全书结构艺术的很高美学水准”。这些都说明，《李自成》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为当代历史小说开创了一条新路，而这也是《李自成》具有感人魅力的原因所在。
从创作准备看，姚老创作《李自成》，长期作了充分准备。他在会见香港《快报》记者杜渐时说：“写《李自成》，同我年轻时写书不同，要打有准备的仗。全书五卷，重要历史事件，我都作过独自的研究；在艺术上，各卷的重要情节，包括第五卷的尾声，都作了反复构想。……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历史的研究并未停止，我对历史的理解还在继续深入，对人物也在继续塑造，因而情节也在继续丰富、修改”。为了写好《李自成》，姚老下苦功，一点一滴积累，切切实实地去做。查历史、找资料，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用蝇头小楷写的卡片，就有二万多张，卡片上引用的文献就有《七修类稿》、《入海记》、《甘二史剳记》、《甲申记事》、《明史》、《明通鉴》、《明清内阁大库史史料》等正史、野史、杂记、史钞、地方志、家谱等资料300多种。长期的日积月累，使《李自成》中的人物活在姚老心中，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出手不凡。可以说，《李自成》正是姚老长期准备、厚积薄发的结果。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在给姚老的信中说：“巨著《李自成》一读再读难以释卷。先生写作收集资料之多，考据之精，描写之细，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先生求真务实的精神实为治史者之鉴。”由此，使我想到当下文坛出现的一些景象：有的作者创作，其速度之快、产量之高令人咋舌。据说有的一年写出三部长篇小说，这不禁令人怀疑，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而有的报刊也推波助澜，宣传什么“30天写小说”、“一年通往作家路”、“12个月的写作之旅，带你通往成为作家的大门，很多人的作品在修改后获得出版并登上排行榜”。这些说法不仅无视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艰辛，而且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这样写出的作品，只不过是一堆平庸的昙花一现的垃圾而已。
从创作心态看，姚老是在外部环境险恶、内部受压的情况下创作《李自成》的。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姚老坚持在委曲、痛苦和孤独的日子里秘密写作。即使在下放东西湖劳动的日子里，也在睡梦中说：“潼关大战是逼出来的，我并不想打。杀呀，杀呵，冲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张献忠很难写、难写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逆境中的姚老最大愿望就是写作《李自成》。为了实现这一夙愿，姚老以平和淡定的心态开始了“艰难长征”。他说：“要耐得寂寞，勤学苦练。不鹜虚名，不计一时荣辱，不要看一时谁的名在前，谁的名在后。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正是因为耐得寂寞，姚老勤学苦练，严谨治学。“日日案头挥汗雨，笔端虎啸带雷鸣。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他没有节假日，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开始创作，几十年如一日。夏日，汗流浃背；寒冬，手脚冻僵，都全然不顾。即使在患了急性关节炎、疼痛无比的情况下，也是“拼命地写呀，写呀，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就写出了数万字的作品。”如诗中所述：“征路崎岖载宿愿，艰难摸索苦经营”，“膏腴大地生花笔，三百万字写史诗。”姚老正是用坚强的毅力“艰难摸索苦经营”，终于完成了多卷本《李自成》。姚老说：“《李自成》不仅是我一生修养的结晶，也是生命的结晶”。是的，姚老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不仅熔汇了他的渊博学识、人文素养，更是他用自己一生的心血、用生命铸成。这不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庆生，本刊顾问，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
姚老一生历经磨难，命运多舛。而为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奠基的《李自成》，是在姚老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开始创作的。当时他的处境十分困难，意想不到的无情打击，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面对灭顶之灾，姚老没有沮丧、没有放弃，而是直面现实，重新燃起创作的火焰。如他在《咏怀七律》中所说：“曲折征途志不违，艰难长夜化朝晖。争鸣误信春风暖，摧折真知霜雪威。”“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和泪著新篇。”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版了《李自成》第一、二、三卷。《李自成》的出版，开启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上面说报刊不发评论《李自成》的文章，发行要“控制印数”，但两卷本的总发行量达到410万套，如按三卷共计8本计算，总印数为3200万册。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在当代历史小说中是空前的。有许多读者看后不忍释手，读了多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看了第一卷后对作家夏衍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十分吸引人，我简直是一口气读完的，建议你也看一看。”夏衍看后说：“《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画出了一个灿烂的历史画卷。”作家秦牧说：“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的盛宴，有一种艺术享受上的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鞭辟入里，荡气回肠。”从这些反映中使我想到：为什么一部历史小说产生这么强烈的效应，在读者中掀起这么大的情感波澜？《李自成》创作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一部作品的成功，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准备、创作心态对作品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创作理念看，姚老深知“写长篇历史小说，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是开辟新领域、新途径的工作”，他在《李自成》创作伊始，就把开创性作为追求的目标。自始至终，坚持不懈。
作家是文学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者。创造，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区别天才和单纯的才能或才赋的界线”。古今作家都强调创造在文学中的意义，要求作家“脱窠臼，重创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在写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姚老始终把创造作为自己的执着追求。他说：“《李自成》的开创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并通过艺术来反映历史；二是把长篇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来写，写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三是将作者的美学思想充分体现在小说里”。应当说，姚老提出的这些要求都在《李自成》中得到实现。茅盾读了《李自成》后，对小说取得的开创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美学家朱先潜说，作者“把西洋小说的手法和中国小说的手法，很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李自成》写作的独特手法。”学者严家炎认为: “《李自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传统悲剧观念的突破，把悲剧人物的性格更深一层地推进。另一重要成就，是保持了全书结构艺术的很高美学水准”。这些都说明，《李自成》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为当代历史小说开创了一条新路，而这也是《李自成》具有感人魅力的原因所在。
从创作准备看，姚老创作《李自成》，长期作了充分准备。他在会见香港《快报》记者杜渐时说：“写《李自成》，同我年轻时写书不同，要打有准备的仗。全书五卷，重要历史事件，我都作过独自的研究；在艺术上，各卷的重要情节，包括第五卷的尾声，都作了反复构想。……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历史的研究并未停止，我对历史的理解还在继续深入，对人物也在继续塑造，因而情节也在继续丰富、修改”。为了写好《李自成》，姚老下苦功，一点一滴积累，切切实实地去做。查历史、找资料，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用蝇头小楷写的卡片，就有二万多张，卡片上引用的文献就有《七修类稿》、《入海记》、《甘二史剳记》、《甲申记事》、《明史》、《明通鉴》、《明清内阁大库史史料》等正史、野史、杂记、史钞、地方志、家谱等资料300多种。长期的日积月累，使《李自成》中的人物活在姚老心中，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出手不凡。可以说，《李自成》正是姚老长期准备、厚积薄发的结果。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在给姚老的信中说：“巨著《李自成》一读再读难以释卷。先生写作收集资料之多，考据之精，描写之细，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先生求真务实的精神实为治史者之鉴。”由此，使我想到当下文坛出现的一些景象：有的作者创作，其速度之快、产量之高令人咋舌。据说有的一年写出三部长篇小说，这不禁令人怀疑，这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而有的报刊也推波助澜，宣传什么“30天写小说”、“一年通往作家路”、“12个月的写作之旅，带你通往成为作家的大门，很多人的作品在修改后获得出版并登上排行榜”。这些说法不仅无视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的艰辛，而且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这样写出的作品，只不过是一堆平庸的昙花一现的垃圾而已。
从创作心态看，姚老是在外部环境险恶、内部受压的情况下创作《李自成》的。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姚老坚持在委曲、痛苦和孤独的日子里秘密写作。即使在下放东西湖劳动的日子里，也在睡梦中说：“潼关大战是逼出来的，我并不想打。杀呀，杀呵，冲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张献忠很难写、难写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逆境中的姚老最大愿望就是写作《李自成》。为了实现这一夙愿，姚老以平和淡定的心态开始了“艰难长征”。他说：“要耐得寂寞，勤学苦练。不鹜虚名，不计一时荣辱，不要看一时谁的名在前，谁的名在后。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正是因为耐得寂寞，姚老勤学苦练，严谨治学。“日日案头挥汗雨，笔端虎啸带雷鸣。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他没有节假日，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开始创作，几十年如一日。夏日，汗流浃背；寒冬，手脚冻僵，都全然不顾。即使在患了急性关节炎、疼痛无比的情况下，也是“拼命地写呀，写呀，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就写出了数万字的作品。”如诗中所述：“征路崎岖载宿愿，艰难摸索苦经营”，“膏腴大地生花笔，三百万字写史诗。”姚老正是用坚强的毅力“艰难摸索苦经营”，终于完成了多卷本《李自成》。姚老说：“《李自成》不仅是我一生修养的结晶，也是生命的结晶”。是的，姚老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不仅熔汇了他的渊博学识、人文素养，更是他用自己一生的心血、用生命铸成。这不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更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庆生，本刊顾问，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