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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约瑟夫奈的一体化过程机制分析为研究区域合作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和新的思路。过程机制认为通过七个步骤的实现最终实现一体化进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过程也符合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内涵，因此过程机制分析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支持。
关键词：过程机制；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地区就开展了跨区域交通基础建设的合作项目；2001年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主持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了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的总体规划以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的战略。2004年，在国务院发改委的牵头下，达成了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合作和交流的《廊坊共识》。2003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京津冀地区列入优化开发区域。2005 年，北京市在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提出要创新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的发展。2011年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被明确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
作为中国国家级城市群之一，北方经济发展中心，京津冀地区拥有全国7.98%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9%；在国家的发展中是重要的一极。但不容小觑的是，京津冀在经过数十年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实质性进展缓慢、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资源配置不均、互动性不强信息沟通较差、地方保护主义等。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这一区域的发展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能成为其他地区协同发展的试验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协调各方利益、把握各方行为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区域协同发展是否能实现京津冀经济、交通、生态一体化的目标，如何切实得到协同发展的红利以及协调发展在政府层面上该如何推进，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约瑟夫奈提出的过程机制理论可以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和意见。
二、新功能主义与过程机制
区域合作理论和一体化理论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其主要要解决在特定领域中依靠单个行为体无法解决，因此产生合作的需求的的问题。新功能主义为我们研究区域合作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米特兰尼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分叉效应，认为某一功能部门的成功合作会有助于其他功能部门的合作，亦或说一个部门或领域的合作是另一部门或领域的结果，也是合作的动因。新功能主义继承了其“功能”作用，提出了“外溢论”和“超国家观念”的观点，认为“最初在一个领域进行一体化的决策外溢到新的功能领域，一体化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官僚机构之间的接触和磋商越来越多，以便解决那些有一体化初期达成的妥协而带来的问题。”约瑟夫奈在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之后，修正了新功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过程机制”和“一体化潜力”。
过程机制包括功能主义的外溢概念、交往增多、有意联系、精英社会化、地区组织形成、认同的吸引力和外部参与这七个方面，约瑟夫奈重新定义了这些概念。功能主义的外溢概念并不是针对于任何合作的增加，任务的联系有可能造成外溢，也有可能造成回溢。交往的增多不一定会导致一体化范围的扩大，但是会提高中央处理某一项事务的能力。有意联系的问题不是因为技术上的相关性，而是政治性。精英的推动促成了一体化的加快。一体化促成了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但是其影响力仍然受制于政府。认同的吸引力是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强大力量。外部参与的行为体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约瑟夫奈的过程机制的核心是一体化潜力。也就是由过程机制而导致的一体化条件。这些条件既影响到过程机制的形成，也影响到过程机制的结果。
三、过程机制分析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尽管新功能主义开始的研究对象是欧盟和非西方国家，但是如果以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约瑟夫奈的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研究。2014年中央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统一领导区域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任组长，这就表明有一个更高级别的指挥中心来协调三个主体，同时，各地区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沟通交流、信息共享的机制，这都使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实际性步伐。
第一，功能主义的任务联系。从功能外溢来看，功能性相互依存以及任务内在联系的不平衡，会推动行为体重新确定力量。由于交通所带来的效果是基础性的，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体现在交通基础领域。长期以来，京津冀交通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河北省内交通线路互通性差，条条线路都需要绕道北京，这在出行时间上增加了诸多不便；其次京津冀三地各自在“一亩三分地”里修路，“规划不对接、建设不同步”。据统计，河北和京津之间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再次，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性交通版图，这导致其他地区的交通中心的辐射功能都被北京所垄断，增加了北京的过境交通负担。面对类似于此的诸多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必交通先行。功能性相互依存或各种任务内在联系造成的不平衡，会成为推动政治行为体重新确定共同任务的力量。因为共同的需求，三者在交通上展开协作。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好京沈客专、京张铁路等跨省市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打通一批断头路，促进区域重点城市公交“一卡通”。仅以铁路为例，2015年内，京津冀地区将开通三条新铁路，张唐铁路有效的弥补了北路煤运通能力的不足，津保铁路有效的缩短了冀中南到冀东北的时间和距离。
第二，交往增多。不可置否的是，京津冀地区原本就是世界城市群之一、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并未能形成集团化的发展，三省市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和分歧。但是，随着交通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出行所用的成本降低，有效的增加了时间红利，因此伴随着贸易交往、资本流动的增多。这一点也在现实中有所体现，河北各地市积极承接北京的企业外迁，北京也将非核心功能疏散到津冀两地，三方力求明确定位，避免零和博弈。但是需要认识的是，交往不一定导致一体化范围的扩大，但是会提高政府处理某一项具体内容的能力。交往的增多，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权力仍然存在，必然会在部分问题的处理上显露出“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通过交往的增多，加上市场化以及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出现某些领域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选择，会从初级层面开始进行合作，以至于深化到高级层面。 第三，有意的外溢和联盟的形成。以往看来，产业的形成和集聚都是由企业自身进行区位选择的，考虑到成本、交通等各个因素。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打破了这个原则，避免了马太效应。北京的定位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是产业转型升级，商贸物流，环保和生态涵养，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承载产业转移的基地。定位为明确就需要各地吸收符合定位的产业，减少其他地区定位产业。这种有意的外溢会促使各地区分工明确、定位合理，实现交叉，避免同质化竞争。在这个过程中，类似于联盟的协会、管理部门将会形成，并逐渐发挥出其作用，来协调各地区产业的发展，例如在国土领域，京津冀将建立京津冀国土部门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加大国土资源信息共享力度，形成长期稳定的工作对接平台。各地设立包括区域协同发展、大气污染治理等专项小组。
第四，精英社会化过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各方推动者主要体现在学术群体、政府官员、有利益相关的商业从业者、以及其他关心该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知识分子、工商阶层等。从世纪之初提出的“大北京计划”开始，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之间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集团就开始着手三地协同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协同发展的进程还在继续，但是这种持续的升温和促进离不开精英集团的推进。如北京多家企业搬迁至河北，教育机构也逐渐向天津、河北扩散，政府部门强调三地需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田的想法，突破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的鸿沟，逐渐缩小差距，协同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持续时间，一直伴随着协同发展的进程逐渐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大致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且在不断进行中。
第五，地区性的组织出现。这是一体化过程中要求较高的层次之一，一般来讲，一体化的过程对这些跨区域的组织有刺激作用，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利益集合体，跨区域的组织可以再突出问题上协调甚至是主导一体化进程，从而促进一体化的加快。随着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的成立，在高于三地区的层次上出现了领导和协调的组织，宏观上把握政策和市场导向，这对协同发展进程是有利的。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任虹也认为，京津冀在区域化过程中，应该有一个跨出行政区划的、组织上的协调机构和机制。由于三地在不同领域合作的深化，类似于环保、财政、教育等高于三地行政区域的组织机构会逐渐建立，目前已经逐渐的显露出雏形，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京津冀交通领导小组等。
第六，认同的吸引力。认同的情感是建立推动一体化的强大力量。约瑟夫奈认为，对一体化持久性认识越强，认同感的吸引力就越大，反对团体就越不愿意正面攻击。国内层面的地区一体化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深刻影响，其认同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外部而言，政府的号召以及宣传是认同的外因。从这个政策的雏形到制定再到最后形成统一意见以及即将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概念的不断深化和加热，这已经成为了所有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外部刺激会让三地感受到外部压力，从而促进这一概念的实质化和形成。从内部来说，京津冀三地地理上京津两地被河北所包围，历史上河北和北京同属于燕国，就连语言——北京方言的发源地也属于河北承德。地缘上的亲近性和同一性没有因为行政区划的划分而隔开，因此这是内部认同的天然基础。
第七，外部行为体的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仅是自身发展的诉求，同时也是客观的形势环境造成的。首先，全球化的深化导致首都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同质化的竞争不是地区发展的长久之计；其次，环境问题倒逼华北地区进行协同合作，只有合作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第三，河北省和京津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倒逼机制和外部行为体的参与也增进了其协同发展的进程。例如，APE和两会的召开，APEC蓝和两会蓝也成为了流行的词语。环境监测报表显示京津冀地区成为了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环保部门的公开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从外部也对其起到了促进作用，促成协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四、结语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践需要理论支撑，约瑟夫奈提出的过程机制下的一体化理论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借鉴。从这个理论分析不难看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也与之吻合，从而证明了该理论用于分析该地区的实际意义。但是，毕竟约瑟夫奈的一体化理论最初是研究超国家行为体的，在宏观上的一些条件并不能完全吻合地区层次的一体化进程，需要注意到其适用性。
不容置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了国家战略，成为了历史进程，过程机制分析也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思路，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注重认同的力量、把握外部性因素的影响等，从而促进该地区协同发展使命的进行和完成。
参考文献：
[1]北京日报.京津冀GDP首超6万亿占全国1/9，http：//www.bj.xinhuanet.com/bjyw/2014-03/03/c_119577073.htm，2015-10-1.
[2]刘险得.欧洲一体化理论：新旧功能主义评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04）.
[3]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关键词：过程机制；协同发展；京津冀；一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地区就开展了跨区域交通基础建设的合作项目；2001年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主持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了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的总体规划以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的战略。2004年，在国务院发改委的牵头下，达成了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合作和交流的《廊坊共识》。2003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京津冀地区列入优化开发区域。2005 年，北京市在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提出要创新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合作的发展。2011年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被明确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
作为中国国家级城市群之一，北方经济发展中心，京津冀地区拥有全国7.98%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9%；在国家的发展中是重要的一极。但不容小觑的是，京津冀在经过数十年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实质性进展缓慢、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资源配置不均、互动性不强信息沟通较差、地方保护主义等。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这一区域的发展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能成为其他地区协同发展的试验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协调各方利益、把握各方行为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区域协同发展是否能实现京津冀经济、交通、生态一体化的目标，如何切实得到协同发展的红利以及协调发展在政府层面上该如何推进，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约瑟夫奈提出的过程机制理论可以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和意见。
二、新功能主义与过程机制
区域合作理论和一体化理论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其主要要解决在特定领域中依靠单个行为体无法解决，因此产生合作的需求的的问题。新功能主义为我们研究区域合作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米特兰尼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分叉效应，认为某一功能部门的成功合作会有助于其他功能部门的合作，亦或说一个部门或领域的合作是另一部门或领域的结果，也是合作的动因。新功能主义继承了其“功能”作用，提出了“外溢论”和“超国家观念”的观点，认为“最初在一个领域进行一体化的决策外溢到新的功能领域，一体化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官僚机构之间的接触和磋商越来越多，以便解决那些有一体化初期达成的妥协而带来的问题。”约瑟夫奈在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之后，修正了新功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过程机制”和“一体化潜力”。
过程机制包括功能主义的外溢概念、交往增多、有意联系、精英社会化、地区组织形成、认同的吸引力和外部参与这七个方面，约瑟夫奈重新定义了这些概念。功能主义的外溢概念并不是针对于任何合作的增加，任务的联系有可能造成外溢，也有可能造成回溢。交往的增多不一定会导致一体化范围的扩大，但是会提高中央处理某一项事务的能力。有意联系的问题不是因为技术上的相关性，而是政治性。精英的推动促成了一体化的加快。一体化促成了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但是其影响力仍然受制于政府。认同的吸引力是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强大力量。外部参与的行为体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约瑟夫奈的过程机制的核心是一体化潜力。也就是由过程机制而导致的一体化条件。这些条件既影响到过程机制的形成，也影响到过程机制的结果。
三、过程机制分析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尽管新功能主义开始的研究对象是欧盟和非西方国家，但是如果以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约瑟夫奈的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研究。2014年中央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统一领导区域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任组长，这就表明有一个更高级别的指挥中心来协调三个主体，同时，各地区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沟通交流、信息共享的机制，这都使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实际性步伐。
第一，功能主义的任务联系。从功能外溢来看，功能性相互依存以及任务内在联系的不平衡，会推动行为体重新确定力量。由于交通所带来的效果是基础性的，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体现在交通基础领域。长期以来，京津冀交通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河北省内交通线路互通性差，条条线路都需要绕道北京，这在出行时间上增加了诸多不便；其次京津冀三地各自在“一亩三分地”里修路，“规划不对接、建设不同步”。据统计，河北和京津之间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再次，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性交通版图，这导致其他地区的交通中心的辐射功能都被北京所垄断，增加了北京的过境交通负担。面对类似于此的诸多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必交通先行。功能性相互依存或各种任务内在联系造成的不平衡，会成为推动政治行为体重新确定共同任务的力量。因为共同的需求，三者在交通上展开协作。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好京沈客专、京张铁路等跨省市铁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打通一批断头路，促进区域重点城市公交“一卡通”。仅以铁路为例，2015年内，京津冀地区将开通三条新铁路，张唐铁路有效的弥补了北路煤运通能力的不足，津保铁路有效的缩短了冀中南到冀东北的时间和距离。
第二，交往增多。不可置否的是，京津冀地区原本就是世界城市群之一、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并未能形成集团化的发展，三省市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和分歧。但是，随着交通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出行所用的成本降低，有效的增加了时间红利，因此伴随着贸易交往、资本流动的增多。这一点也在现实中有所体现，河北各地市积极承接北京的企业外迁，北京也将非核心功能疏散到津冀两地，三方力求明确定位，避免零和博弈。但是需要认识的是，交往不一定导致一体化范围的扩大，但是会提高政府处理某一项具体内容的能力。交往的增多，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权力仍然存在，必然会在部分问题的处理上显露出“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但是通过交往的增多，加上市场化以及政府的干预，必然会出现某些领域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选择，会从初级层面开始进行合作，以至于深化到高级层面。 第三，有意的外溢和联盟的形成。以往看来，产业的形成和集聚都是由企业自身进行区位选择的，考虑到成本、交通等各个因素。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打破了这个原则，避免了马太效应。北京的定位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是产业转型升级，商贸物流，环保和生态涵养，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承载产业转移的基地。定位为明确就需要各地吸收符合定位的产业，减少其他地区定位产业。这种有意的外溢会促使各地区分工明确、定位合理，实现交叉，避免同质化竞争。在这个过程中，类似于联盟的协会、管理部门将会形成，并逐渐发挥出其作用，来协调各地区产业的发展，例如在国土领域，京津冀将建立京津冀国土部门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加大国土资源信息共享力度，形成长期稳定的工作对接平台。各地设立包括区域协同发展、大气污染治理等专项小组。
第四，精英社会化过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各方推动者主要体现在学术群体、政府官员、有利益相关的商业从业者、以及其他关心该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知识分子、工商阶层等。从世纪之初提出的“大北京计划”开始，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之间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集团就开始着手三地协同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协同发展的进程还在继续，但是这种持续的升温和促进离不开精英集团的推进。如北京多家企业搬迁至河北，教育机构也逐渐向天津、河北扩散，政府部门强调三地需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田的想法，突破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的鸿沟，逐渐缩小差距，协同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持续时间，一直伴随着协同发展的进程逐渐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大致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且在不断进行中。
第五，地区性的组织出现。这是一体化过程中要求较高的层次之一，一般来讲，一体化的过程对这些跨区域的组织有刺激作用，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利益集合体，跨区域的组织可以再突出问题上协调甚至是主导一体化进程，从而促进一体化的加快。随着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的成立，在高于三地区的层次上出现了领导和协调的组织，宏观上把握政策和市场导向，这对协同发展进程是有利的。国家发改委基础司副司长任虹也认为，京津冀在区域化过程中，应该有一个跨出行政区划的、组织上的协调机构和机制。由于三地在不同领域合作的深化，类似于环保、财政、教育等高于三地行政区域的组织机构会逐渐建立，目前已经逐渐的显露出雏形，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京津冀交通领导小组等。
第六，认同的吸引力。认同的情感是建立推动一体化的强大力量。约瑟夫奈认为，对一体化持久性认识越强，认同感的吸引力就越大，反对团体就越不愿意正面攻击。国内层面的地区一体化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深刻影响，其认同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外部而言，政府的号召以及宣传是认同的外因。从这个政策的雏形到制定再到最后形成统一意见以及即将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概念的不断深化和加热，这已经成为了所有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外部刺激会让三地感受到外部压力，从而促进这一概念的实质化和形成。从内部来说，京津冀三地地理上京津两地被河北所包围，历史上河北和北京同属于燕国，就连语言——北京方言的发源地也属于河北承德。地缘上的亲近性和同一性没有因为行政区划的划分而隔开，因此这是内部认同的天然基础。
第七，外部行为体的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仅是自身发展的诉求，同时也是客观的形势环境造成的。首先，全球化的深化导致首都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同质化的竞争不是地区发展的长久之计；其次，环境问题倒逼华北地区进行协同合作，只有合作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第三，河北省和京津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倒逼机制和外部行为体的参与也增进了其协同发展的进程。例如，APE和两会的召开，APEC蓝和两会蓝也成为了流行的词语。环境监测报表显示京津冀地区成为了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环保部门的公开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从外部也对其起到了促进作用，促成协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四、结语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践需要理论支撑，约瑟夫奈提出的过程机制下的一体化理论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借鉴。从这个理论分析不难看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也与之吻合，从而证明了该理论用于分析该地区的实际意义。但是，毕竟约瑟夫奈的一体化理论最初是研究超国家行为体的，在宏观上的一些条件并不能完全吻合地区层次的一体化进程，需要注意到其适用性。
不容置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了国家战略，成为了历史进程，过程机制分析也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思路，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注重认同的力量、把握外部性因素的影响等，从而促进该地区协同发展使命的进行和完成。
参考文献：
[1]北京日报.京津冀GDP首超6万亿占全国1/9，http：//www.bj.xinhuanet.com/bjyw/2014-03/03/c_119577073.htm，2015-10-1.
[2]刘险得.欧洲一体化理论：新旧功能主义评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04）.
[3]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