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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土地既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农民工进城以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弱化了，但在城乡差别还比较大的环境下，作为社会保障的功能并没有弱化。正确把握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趋势，处理好农村劳动力出去、留下和返乡的关系，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杭州、温州、宁波三市进行专题调研，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处置农地意愿现状，着重分析了农民家庭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地处置意愿；农村劳动力；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77-06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虽然有加快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农民职业非农化发展相比，农地流转进程还相对滞后。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农村老年辅助劳动力变为主要劳动力，妇女家务型劳动力变为生产型劳动力，青壮年为主体的劳动力结构被老年和妇女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地流转的内在驱动力不足致使耕地荒废现象逐渐蔓延，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本文参考郑兴明（2015）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协同发展农村土地管理的相关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因素，通过测量农村劳动力家庭资源禀赋、城市融合现状与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性，以期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建构
作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对农村土地的处置完全是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村的内在因素对农民处置农地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来源地与打工所在城市两个方面，可用所在地区、地理区位两个变量来体现农村劳动力来源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可使用农村勞动力城镇融合类型来体现这个变量。尽管该变量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观认识，也与农村的内在因素有关联，但是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合分化的外在驱动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会产生显著影响。
（一）数据来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浙江省在城镇化率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杭州、温州、宁波的城镇化率较高，除了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区，而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由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致使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存在不稳定因素。
本次调研是根据城市行业分布，通过随机抽样获得农村劳动力样本的，论证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来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农地处置的现状、处置意愿及农地制度改革意愿等事项。杭州、温州、宁波三地共获得有效样本986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从来源地来看，3个调查城市来自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村劳动力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632%、3118%、225%。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Enter模型方法得到回归模型结果（见表5），模型一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家庭年收入（X11）、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年龄（X2）、家庭主要收入来源（X10）、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研究的结果发现模型一经过10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3526，P=091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6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处置现状（X17）、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固守”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经过11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11523，P=0.34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7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承包地处置现状（X18）、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放弃”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有关农地的处置意愿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样本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及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1.样本个人特征方面
第一，年龄（X2）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说明35岁以下固守农地承包权的概率较小，而在条件满足情况下愿意放弃承包权概率较大，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方向一致。原因在于年纪小的农村劳动力的乡土情结比较淡化，他们更认同丰富多彩的城市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如果能得到合理补偿，他们愿意退出农村土地承包权，以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第二，个人特征中性别（X1）、婚姻（X3）、文化程度（X4）、打工年限（X5、X6、X7）、土地产权认知（X8）、农地改革关注情况（X9），对农民处置农地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2.家庭资源禀赋方面
第一，家庭年收入（X11）、（X12）与“固守”显著负相关，家庭年收入（X12）与“放弃”显著正相关，说明低收入家庭愿意放弃农地的可能性极小，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愿意放弃农地的可能性变大。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在非农产业谋生能力较强，愿意定居城镇的决心较大，他们在获得合理补偿情况下倾向于放弃家乡耕地。 第二，家庭成员构成（X14）与“固守”显著正相关，与“放弃”显著负相关，符合理论假设，说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比较倾向于固守土地。可能的解释是老一代的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依赖性，乡土情感浓烈，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受此影响，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也倾向于固守农地承包权。
第三，承包地数量（X15）与“放弃”呈高度负相关，即家里拥有的承包地数量越多，愿意放弃承包地的概率越小，而大多会倾向于“固守”或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与前面理论假设相一致。原因在于承包地数量越多，潜在的价值也越大，而且按现有的政策可享受更多的种粮补贴，因而放弃土地的意愿较低。
第四，承包地处置现状（X16）与“固守”显著正相关，与“放弃”显著负相关；承包地处置现状（X17）与“固守”显著负相关，承包地处置现状（X18）与“放弃”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地处置现状显著影响农民处置农地的决策，“自己承包并耕种的”倾向于固守承包权，放弃耕地的可能性极低；“基本荒废的”一般会愿意放弃承包权；相比之下，由于可以获得额外租金，处于流动状态的一般不愿意退出，而会倾向于固守承包权。
3.外部环境方面
第一，家乡所在地区（X19）与“固守”高度正相关，与“放弃”高度负相关，说明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倾向于固守农地承包权，而放弃耕地的可能性极低，这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好，农村土地价值上涨的空间也较大，这里的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的偏好较强烈。
第二，家乡地理区位（X20）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说明家乡地处偏远的农民固守农地承包权的比率极低，而放弃承包权的概率极高，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城郊土地极差、地租较高，土地升值空间大，农民放弃承包的可能性很小；反之，偏远地区极差地租低，土地升值空间小，农民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權的概率很大。
第三，城市融合类型（X21）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意味着能与城市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农民愿意放弃农地承包权的概率很大，在补偿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他们愿意放弃承包地，以便能更好地在城市定居下来。
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样本的个人特征，除了年龄变量外，对其农地处置决策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家庭资源禀赋几乎与所有变量都有高度相关性，说明农民传统的家庭财产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因素仍然是影响农民生产决策的重要变量；同时，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意愿也产生显著性影响。由于家庭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改变，而家乡所在地区、家乡地理区位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就意味着城市融合状态的演进会对农民处置农地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优化不应仅着眼于农村与农业领域，而且要从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同发展的维度来推进。
三、对策建议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后，为了保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应认真做好外出务工劳动力承包地流转工作，采取转包、出租、转让、入股等形式，使分散承包地流转到种植大户手中，让“不想种的田有人种，会种田的人有田种”，这样既能促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又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亦工亦农不稳定等问题。加强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训，使每个留守劳动力真正掌握1-2门适用技术，实现农村留守劳动力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第三，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粮油生产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应当改革完善粮油种植补贴办法，扩大品种，提高标准，尤其是增加对规模种植大户的补贴；同时，政府要对农资价格实行干预措施，确保粮油生产大户有利可图，保障粮油产量稳定增长。第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应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准入条件，实施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妥善解决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生活问题。惟其这样，农民工才没有后顾之忧，方可安心在外务工。
参考文献：
[1]郑兴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优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5-138.
[2]贺雪峰.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3）：31-38.
[3]徐家鹏.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8）：84-90.
[4]陈颂东.城乡结构转换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J].湖南财经经济学院学报，2014（2）：40-47.
[5]张成甦，宋山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92-99.
[6]杨志海，麦尔旦·吐尔孙，王雅鹏.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CHARLS2011的实证分析[J].软科学，2014（10）：130-134.
[7]张永丽，李意.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的代际差异研究[J].开发研究，2014（2）：99-103.
[8]陆益龙.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来自皖东T村的经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104-111.
[9]Nong Zhu.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213-230.
[10]范晓非，王千，高铁梅.预期城乡差距及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7）：20-35. [11]林浩，谢佳春，李兴绪.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应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5（6）：951-959.
[12]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6-160.
Abstract： Land is not only the basic subsistence of farmers， but also the basic social security of farmers. After the peasant workers entering the city， the function of land as a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been weakened， bu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has not been weakened in the existing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Correctly grasping 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concurrent industrialization， aging of farmers and rural hollowing out，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bor force going out， leaving and returning home，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agriculture， country and farmer” issues. This paper selects Hangzhou， Wenzhou， Ningbo to carry out special investigation， analyzing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land disposal， and the impact of farmers′ family factors on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policy.
Key words：willingness to farmland disposal； rural labor force； urbanization
（責任编辑：厉新）
关键词：农地处置意愿；农村劳动力；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77-06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虽然有加快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农民职业非农化发展相比，农地流转进程还相对滞后。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农村老年辅助劳动力变为主要劳动力，妇女家务型劳动力变为生产型劳动力，青壮年为主体的劳动力结构被老年和妇女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地流转的内在驱动力不足致使耕地荒废现象逐渐蔓延，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本文参考郑兴明（2015）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协同发展农村土地管理的相关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因素，通过测量农村劳动力家庭资源禀赋、城市融合现状与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性，以期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建构
作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对农村土地的处置完全是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村的内在因素对农民处置农地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来源地与打工所在城市两个方面，可用所在地区、地理区位两个变量来体现农村劳动力来源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可使用农村勞动力城镇融合类型来体现这个变量。尽管该变量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观认识，也与农村的内在因素有关联，但是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合分化的外在驱动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会产生显著影响。
（一）数据来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浙江省在城镇化率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杭州、温州、宁波的城镇化率较高，除了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区，而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由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致使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存在不稳定因素。
本次调研是根据城市行业分布，通过随机抽样获得农村劳动力样本的，论证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来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农地处置的现状、处置意愿及农地制度改革意愿等事项。杭州、温州、宁波三地共获得有效样本986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从来源地来看，3个调查城市来自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村劳动力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632%、3118%、225%。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Enter模型方法得到回归模型结果（见表5），模型一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家庭年收入（X11）、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年龄（X2）、家庭主要收入来源（X10）、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研究的结果发现模型一经过10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3526，P=091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6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处置现状（X17）、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固守”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经过11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11523，P=0.34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7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承包地处置现状（X18）、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放弃”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有关农地的处置意愿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样本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及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1.样本个人特征方面
第一，年龄（X2）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说明35岁以下固守农地承包权的概率较小，而在条件满足情况下愿意放弃承包权概率较大，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方向一致。原因在于年纪小的农村劳动力的乡土情结比较淡化，他们更认同丰富多彩的城市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如果能得到合理补偿，他们愿意退出农村土地承包权，以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第二，个人特征中性别（X1）、婚姻（X3）、文化程度（X4）、打工年限（X5、X6、X7）、土地产权认知（X8）、农地改革关注情况（X9），对农民处置农地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2.家庭资源禀赋方面
第一，家庭年收入（X11）、（X12）与“固守”显著负相关，家庭年收入（X12）与“放弃”显著正相关，说明低收入家庭愿意放弃农地的可能性极小，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愿意放弃农地的可能性变大。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在非农产业谋生能力较强，愿意定居城镇的决心较大，他们在获得合理补偿情况下倾向于放弃家乡耕地。 第二，家庭成员构成（X14）与“固守”显著正相关，与“放弃”显著负相关，符合理论假设，说明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比较倾向于固守土地。可能的解释是老一代的农民对土地有很深的依赖性，乡土情感浓烈，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受此影响，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也倾向于固守农地承包权。
第三，承包地数量（X15）与“放弃”呈高度负相关，即家里拥有的承包地数量越多，愿意放弃承包地的概率越小，而大多会倾向于“固守”或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与前面理论假设相一致。原因在于承包地数量越多，潜在的价值也越大，而且按现有的政策可享受更多的种粮补贴，因而放弃土地的意愿较低。
第四，承包地处置现状（X16）与“固守”显著正相关，与“放弃”显著负相关；承包地处置现状（X17）与“固守”显著负相关，承包地处置现状（X18）与“放弃”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地处置现状显著影响农民处置农地的决策，“自己承包并耕种的”倾向于固守承包权，放弃耕地的可能性极低；“基本荒废的”一般会愿意放弃承包权；相比之下，由于可以获得额外租金，处于流动状态的一般不愿意退出，而会倾向于固守承包权。
3.外部环境方面
第一，家乡所在地区（X19）与“固守”高度正相关，与“放弃”高度负相关，说明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倾向于固守农地承包权，而放弃耕地的可能性极低，这与前面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好，农村土地价值上涨的空间也较大，这里的农民拥有农地承包权的偏好较强烈。
第二，家乡地理区位（X20）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说明家乡地处偏远的农民固守农地承包权的比率极低，而放弃承包权的概率极高，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城郊土地极差、地租较高，土地升值空间大，农民放弃承包的可能性很小；反之，偏远地区极差地租低，土地升值空间小，农民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權的概率很大。
第三，城市融合类型（X21）与“固守”高度负相关，与“放弃”高度正相关，意味着能与城市实现实质性融合的农民愿意放弃农地承包权的概率很大，在补偿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他们愿意放弃承包地，以便能更好地在城市定居下来。
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样本的个人特征，除了年龄变量外，对其农地处置决策意愿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家庭资源禀赋几乎与所有变量都有高度相关性，说明农民传统的家庭财产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因素仍然是影响农民生产决策的重要变量；同时，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意愿也产生显著性影响。由于家庭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改变，而家乡所在地区、家乡地理区位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就意味着城市融合状态的演进会对农民处置农地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优化不应仅着眼于农村与农业领域，而且要从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同发展的维度来推进。
三、对策建议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后，为了保持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应认真做好外出务工劳动力承包地流转工作，采取转包、出租、转让、入股等形式，使分散承包地流转到种植大户手中，让“不想种的田有人种，会种田的人有田种”，这样既能促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又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第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亦工亦农不稳定等问题。加强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训，使每个留守劳动力真正掌握1-2门适用技术，实现农村留守劳动力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第三，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粮油生产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应当改革完善粮油种植补贴办法，扩大品种，提高标准，尤其是增加对规模种植大户的补贴；同时，政府要对农资价格实行干预措施，确保粮油生产大户有利可图，保障粮油产量稳定增长。第四，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应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准入条件，实施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妥善解决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生活问题。惟其这样，农民工才没有后顾之忧，方可安心在外务工。
参考文献：
[1]郑兴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优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5-138.
[2]贺雪峰.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3）：31-38.
[3]徐家鹏.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8）：84-90.
[4]陈颂东.城乡结构转换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J].湖南财经经济学院学报，2014（2）：40-47.
[5]张成甦，宋山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92-99.
[6]杨志海，麦尔旦·吐尔孙，王雅鹏.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CHARLS2011的实证分析[J].软科学，2014（10）：130-134.
[7]张永丽，李意.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的代际差异研究[J].开发研究，2014（2）：99-103.
[8]陆益龙.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来自皖东T村的经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104-111.
[9]Nong Zhu.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213-230.
[10]范晓非，王千，高铁梅.预期城乡差距及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7）：20-35. [11]林浩，谢佳春，李兴绪.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应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5（6）：951-959.
[12]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6-160.
Abstract： Land is not only the basic subsistence of farmers， but also the basic social security of farmers. After the peasant workers entering the city， the function of land as a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been weakened， bu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has not been weakened in the existing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Correctly grasping 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concurrent industrialization， aging of farmers and rural hollowing out，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bor force going out， leaving and returning home，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agriculture， country and farmer” issues. This paper selects Hangzhou， Wenzhou， Ningbo to carry out special investigation， analyzing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land disposal， and the impact of farmers′ family factors on the produc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policy.
Key words：willingness to farmland disposal； rural labor force； urbanization
（責任编辑：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