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作品中的一大部分是对历代山水经典佳构的重新解读。解读经典犹如古人做学问,借着对经典的注疏来陈述、讨论、解决学术问题甚至社会问题。钻研经典,自出新注的目的是阐发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我读经典,不只是从这些作品中学习绘画的技能与图式,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对经典风格的一种感悟力和品位。通过揣摩、解读历代经典名作,从中体悟到了何谓“高古”、“堂正”、“华贵”。随着这一修养的逐渐提高,我有能力在纷繁的艺术风格中明辨雅与俗、新与古,同时排除众多的困扰与迷茫,执著于适合自己的道路。
　　二
　　当前我们常把中国画混同于所谓的视觉艺术,因此被迫强调视觉效果、个性突现等因素,诸如此类的舶来概念充斥着对中国画的品评,渐渐地,中国画离它的本性越来越远。
　　中国画自古以来是文人的一种个人修为的方式,也就是养性,虽然这词现在被用得太“滥”。
　　中国画同书法、茶道、武术一样都是中国人体验生命、解释世界的一种途径,不仅是“术”,更是“道”,因此学艺讲“境界”,这境界就是剔除实用与功利,渐修渐悟地进行一种纯精神的形而上的游戏。正如武术的初衷是打倒对手,但真正的高手过招只是以“德”或“意念”服人,健体、养性是它真正的意图。
　　古人画画不叫“创作”,而称“写真”,是写山山水水之真气。画者希望与大千世界气息互通往来,让浩然之气洗涤自己,让自身的性情、身心纯澈,从而开启通明颖悟之门。另一方面中国文人通过写真来实现自我的观照、内修,从中锤炼自己的品行,以求达到中正、平和。为此,中国画要讲求用笔的“平、圆、稳”,用墨的“纯、清、厚”,这同做人一样,是一个道理。中国人称赞优秀的艺术家为“德艺双馨”,总是把“德”放在“艺”之前,孰重孰轻可见一斑。
　　三
　　唐王洽性疏野,好酒,喜泼墨。每每兴起,泼墨纸素之上,虽手抹脚蹴,然俯视不见墨污之迹,云霞烟雨尽现造化,时人称曰“王墨”。宋米元章以王洽泼墨参以积墨、破墨、焦墨,自创米家云山。后又有高房山、董玄宰、王麓台等诸家续其衣钵,别开法门,千年传承将江南山水演绎得迷幻而淋漓。细观中国绘画史上的每一位大家的代表作品,正是在这种不断演绎中生发、创造出来的,并且成为中国画传承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仿”与“拟”是中国画赖以传承的独特方式之一。古代画家常喜在画上署“仿某某”或“拟某某”的字样,一来表明作品画法或风格的传承,二来暗含对先贤的敬仰之意。如果你细心探究一些大家诸如以上提及的米元章、董玄宰等的作品,便会发现他们虽言取法各家,但真正的用意在于借助经典中的某些特质来演化、拓展自身的艺术感受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仿”与“拟”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的技法和图式的复制,而是期冀通过这一过程明晰作者观察、表现对象的思路和方法,然后从中提取适合自己发展的有益基因。面对一张经典作品,“仿”与“拟”的过程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互动游戏。初涉时的被动,娴熟后的主动,从亦步亦趋到来去自如,这一过程充满着抵触、碰撞、纠结、融合,无穷的可能性由此而生。通过“仿”与“拟”的方式我们可以超越古今时空的差异,寻找与先贤对话的途径和平台,又能充分挖掘经典作品中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梳理、重组、想象的再次创作。历代的经典作品之所以值得去不断阅读与仿效,是因为它既是这个时代艺术的高度浓缩,又是作者艺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它所包含的智慧与信息是启示后人继续创造的重要密码。
　　四
　　今天我们处在艺术多元的时代,各类艺术之间的频繁交融、互通甚至渗透、颠覆已显得不足为奇。一方面令人兴奋的是新的创意、新的观念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涌现,以至让我们备受鼓舞,并乐此不疲。另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在看似“多元”的背后,在这频繁而自然的交融之中,无数艺术“一元”中的优势与个性正在不知不觉中被淡化磨灭。试想,无数的“一元”被不断消解,真正“多元”的艺术格局又从何谈起?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安身立命之根本,这根本就是艺术自身的规律与特性。程十髮先生在谈中国画时说:“我们要化进来,而不是化出去。”“化进来”就是要找准自己的立足点,以坚守自己的底线为前提来吸纳外来的营养。而一旦丧失对此认知与坚守的“化出去”,艺术的探索将进入混乱与迷茫。
　　在艺术繁荣自由的今天,我们不是缺少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谦虚好学的姿态,缺少的恰恰是一种有益的抵抗。这种抵抗不是因为保守,更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在西方强势文化下的一种文化自重与自信的选择。法国哲人莱维·斯特劳斯说过:“每一种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交流。”
　　责任编辑:吕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