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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似在追寻着一条从人道主义到劳工神圣，再到民粹主义的潮流路线
1913年秋冬时分某天，鲁迅在大街上看到几个壮汉围殴一名人力车夫，当晚在日记中愤然写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此时，鲁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还是在“如野狗”的“人性”上，对身处弱势的人力车夫着墨不多。时间向后推移6年，鲁迅在大冬天搭车赶路，途中擦到一位老妇的衣服，她应声倒地，鲁迅劝车夫不要多事，继续赶路。车夫却毫不理会，搀她走向附近的巡警分驻所。鲁迅顿觉这个“满身灰尘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对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件小事》，后来有人提出质疑，说向来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难道真的会“仰视”一个国民性十足的车夫？该质疑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就是“倘要论此，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的集中关注。
一
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在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看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刘秋阳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做过细致研究，并撰有两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和《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这一职业的两个“命门”：一、“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 二、“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这一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又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
人道主义和经济原理，都是从西方贩运过来的名词。前者事关平等，后者事关效率。有论者认为，倘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两者都不是问题：前者说的是分工，当无贵贱之分，后者说的是服务业，虽是“不生产之职业”，但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显然并非“见讥于经济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写人力车夫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作品，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同情，其感性的成分多过理性的成分。严昌洪也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有过深入的研究，并结集而作《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
李大钊之后的几篇有关人力车夫的作品，就颇能看出其中的同情之意。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两首白话诗，题目都叫《人力车夫》，一篇是沈尹默的，一篇是胡适的。沈尹默在写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后，提到了人力车夫：“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则遇到一位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在“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的小车夫面前，胡适坐又不忍，不坐也不忍，其同情心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这种对人力车夫不可抑制的同情心，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关怀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这种关注来源于当时对“人”的发现。这种关注有三个重点，一是对妇女的发现，二是对儿童的发现，三是对下层民众的发现。“这些以前都是不被发现的(群体)，不认同他们作为‘人’的价值，”钱理群说。
这些新的发现，与当时西方的进步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有关。自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去，大口地呼吸国外的新鲜空气，带回来一筐筐“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平等的关怀。钱理群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的时候，下层人就像花草一样。现在才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一个独立的人。”
而在下层民众中，人力车夫不仅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根据当时对人力车夫的调查，其全年拉车总收入平均94元左右，扣除向车行缴纳的车租25元和车夫个人消费的33元，一年一个车夫平均可向家里供给36元左右。这仅够维持一个成年人一年的消费。但根据甘博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家庭人口数平均为4.37人左右。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折算成成年人的办法，则一个车夫的成年人口平均可达到3.89人。也就是说，车夫的收入仅够支付半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另外的一半则要靠其他的收入来源。在其他的收入来源非常困乏的现实下，人力车夫家庭大多过着收不抵支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出现了一种被陈独秀称为一大“特色”的现象：“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
人力车夫受到密集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天天出现在大街上，是最显眼不过的下层民众了。作为当时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人力车也是知识分子代步的主要工具。旅途漫漫，加之知识分子问东问西的天性，人力车夫遂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了解最多的下层民众。知识分子的“博爱”情怀，于是全都事无巨细地流淌到人力车夫身上。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尚没有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二
但这时，“劳工神圣”的思潮已经悄然潜入，并被1918年蔡元培的一个演讲充分地激发出来。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公报传出的第5天，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外专门为庆祝协约国胜利搭建的演讲场地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演讲的内容不足300字，但因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已足以产生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播效应。他以演讲惯用的排比句，让整个演讲听起来气势磅礴。
这篇演讲的一个背景是，中国虽被列入战胜国之列，但实际的贡献只有在法国参战的15万劳工。在举国对战胜国的称谓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劳工的价值被赋予了“民族救星”的扩张定义。
当时国人对协约国战胜的欣喜，梁启超曾用“普天同庆”来形容。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对“同庆”的场面有过这样的描述：“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教育部下达号令：11月14日全国高校放假一天。北京大学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两天，老师和学生都上街“提灯游行”，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轮流演讲。“每人限讲5分钟”。时值北风凛冽，在声嘶力竭下，讲员的喉咙“不到5分钟已发哑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撰文表示，在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十四条”的感召下，国人似乎期望将过去几十年所受之屈辱，借助这一次战胜一举解决。
为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而发起的募捐也在进行。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顾林在《劝捐缘起》中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因而应“倍加尽力”。
但蔡元培所说之“劳工”，已将其含义扩大。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对劳工的这一扩张性解释，虽有将劳工与不劳而获者对立起来的意思，却并没有太多改变劳工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含义。此后与劳工有关的大多作品，还是将目光瞄准下层的工人。只是他们的形象较之以前被俯视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了：在同情之外，已经多了些歌颂的意味。
基于上面的理由，虽然这一时期对劳工的关注渐有扩大之趋势，比如周作人有《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有《铁匠》等作品问世，但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劳工代表，仍非人力车夫莫属。
上文提到的鲁迅的《一件小事》，堪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有论者认为，如果仅从自省的角度分析，车夫搀扶老妇这一寻常行为让作者陡生高大的感觉，不仅略显突兀，也过于矫情。但如果把它放到“劳工神圣”的大背景下，再考虑鲁迅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认为，知识分子参照劳工反观自己，仍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性，但还是离不开“劳工神圣”这一大的背景。
三
对协约国战胜的欢欣鼓舞，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换来对中国外交权益的保护。当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从停战公报传出之日起持续半年的民族热望，最终演变成极度的失望。这种情绪和过去几年迅速渗透的新文化精神发酵，酝酿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坛绵延百年而余味犹存的烈酒。
对劳工群体的关注，也由此进入一个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阶段。
“五四”向革命转舵的一个背景，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此前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而“革命的新贵”苏俄则展现出不容人不接近的吸引力。北京大学教授罗志田在其《“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一文中说：“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而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文中，他指出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中两件与人力车夫有关，一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饭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二是“十一二岁小孩子、五六十岁老头子，也靠拉车糊口”。他虽然在文中说，“并不是要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种境遇的觉悟”。但他已对这一群体的组织工作有了初步的规划：“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之外另行组织。”
到了1920年，革命的气氛已经热火朝天。在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柯庆施的《劳动专政》，提出“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只需“由劳动者执政权”即可。一个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一篇H.M.的《劳工神圣颂》。文中将劳工比作“神”，“他(指劳工)与神灵一样，在地面上走动，为人类祝福，不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为人制造面包。他与神是一样的宽容”。与之前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喊出了“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的宣言，甚至“资本家的头，资本家的命，资本家的恋爱，都是徒在空屋子里的那些命贱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对于那个头、那条命，那样的恋爱，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时对劳工的关注，已经有些“民粹主义”的味道。
对人力车夫的革命宣传骤然增加。《新闻报》1919年6月3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人力车夫抢阅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五七日刊》的场景：“车夫工人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时报》，也对汉口人力车夫争购《学生日刊》的场景有类似的描述：“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
与理论宣传同步推进的，还有一些贴身的动员。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人力车夫夜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再把“人”与“工”合起来构成一个“天”字。他告诉人力车夫，工人如果团结起来，就能顶天立地。
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开始越过文学作品的范畴，向社会学领域扩展。李冰心、朱天一的《人力车问题》、疑始的《人力车夫生命问题》、周海之的《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纷纷发表，并最终引发了社会学届对人力车夫的大规模调查，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景汉在1924年所做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但在对人力车夫的动员上，早期的中共似乎遇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这些“购报踊跃”的人力车夫一旦论起罢工来，却又显得瞻前顾后。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及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一个学生领袖，在人力车夫间动员罢工，被警察获悉，一些人力车被没收。后来，有些人力车夫竟然找上学校，要这位学生领袖做出赔偿。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指出，人力车夫“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这主要是与人力车夫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长期自由散漫有关。中共成立初期将“成立产业工会”确定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刘秋阳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也与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苦力工人群体在此次运动中表现不佳有关。
(本文参考了《新青年》第四、五、六、七、八卷，《晨报》1918年12月—1919年12月，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刘秋阳《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与《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1913年秋冬时分某天，鲁迅在大街上看到几个壮汉围殴一名人力车夫，当晚在日记中愤然写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此时，鲁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还是在“如野狗”的“人性”上，对身处弱势的人力车夫着墨不多。时间向后推移6年，鲁迅在大冬天搭车赶路，途中擦到一位老妇的衣服，她应声倒地，鲁迅劝车夫不要多事，继续赶路。车夫却毫不理会，搀她走向附近的巡警分驻所。鲁迅顿觉这个“满身灰尘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对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件小事》，后来有人提出质疑，说向来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难道真的会“仰视”一个国民性十足的车夫？该质疑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就是“倘要论此，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的集中关注。
一
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在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看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刘秋阳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做过细致研究，并撰有两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和《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这一职业的两个“命门”：一、“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 二、“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这一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又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
人道主义和经济原理，都是从西方贩运过来的名词。前者事关平等，后者事关效率。有论者认为，倘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两者都不是问题：前者说的是分工，当无贵贱之分，后者说的是服务业，虽是“不生产之职业”，但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显然并非“见讥于经济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写人力车夫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作品，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同情，其感性的成分多过理性的成分。严昌洪也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有过深入的研究，并结集而作《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
李大钊之后的几篇有关人力车夫的作品，就颇能看出其中的同情之意。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两首白话诗，题目都叫《人力车夫》，一篇是沈尹默的，一篇是胡适的。沈尹默在写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后，提到了人力车夫：“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则遇到一位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在“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的小车夫面前，胡适坐又不忍，不坐也不忍，其同情心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这种对人力车夫不可抑制的同情心，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关怀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这种关注来源于当时对“人”的发现。这种关注有三个重点，一是对妇女的发现，二是对儿童的发现，三是对下层民众的发现。“这些以前都是不被发现的(群体)，不认同他们作为‘人’的价值，”钱理群说。
这些新的发现，与当时西方的进步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有关。自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去，大口地呼吸国外的新鲜空气，带回来一筐筐“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平等的关怀。钱理群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的时候，下层人就像花草一样。现在才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一个独立的人。”
而在下层民众中，人力车夫不仅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根据当时对人力车夫的调查，其全年拉车总收入平均94元左右，扣除向车行缴纳的车租25元和车夫个人消费的33元，一年一个车夫平均可向家里供给36元左右。这仅够维持一个成年人一年的消费。但根据甘博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家庭人口数平均为4.37人左右。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折算成成年人的办法，则一个车夫的成年人口平均可达到3.89人。也就是说，车夫的收入仅够支付半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另外的一半则要靠其他的收入来源。在其他的收入来源非常困乏的现实下，人力车夫家庭大多过着收不抵支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出现了一种被陈独秀称为一大“特色”的现象：“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
人力车夫受到密集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天天出现在大街上，是最显眼不过的下层民众了。作为当时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人力车也是知识分子代步的主要工具。旅途漫漫，加之知识分子问东问西的天性，人力车夫遂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了解最多的下层民众。知识分子的“博爱”情怀，于是全都事无巨细地流淌到人力车夫身上。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尚没有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二
但这时，“劳工神圣”的思潮已经悄然潜入，并被1918年蔡元培的一个演讲充分地激发出来。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公报传出的第5天，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外专门为庆祝协约国胜利搭建的演讲场地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演讲的内容不足300字，但因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已足以产生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播效应。他以演讲惯用的排比句，让整个演讲听起来气势磅礴。
这篇演讲的一个背景是，中国虽被列入战胜国之列，但实际的贡献只有在法国参战的15万劳工。在举国对战胜国的称谓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劳工的价值被赋予了“民族救星”的扩张定义。
当时国人对协约国战胜的欣喜，梁启超曾用“普天同庆”来形容。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对“同庆”的场面有过这样的描述：“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教育部下达号令：11月14日全国高校放假一天。北京大学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两天，老师和学生都上街“提灯游行”，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轮流演讲。“每人限讲5分钟”。时值北风凛冽，在声嘶力竭下，讲员的喉咙“不到5分钟已发哑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撰文表示，在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十四条”的感召下，国人似乎期望将过去几十年所受之屈辱，借助这一次战胜一举解决。
为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而发起的募捐也在进行。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顾林在《劝捐缘起》中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因而应“倍加尽力”。
但蔡元培所说之“劳工”，已将其含义扩大。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对劳工的这一扩张性解释，虽有将劳工与不劳而获者对立起来的意思，却并没有太多改变劳工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含义。此后与劳工有关的大多作品，还是将目光瞄准下层的工人。只是他们的形象较之以前被俯视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了：在同情之外，已经多了些歌颂的意味。
基于上面的理由，虽然这一时期对劳工的关注渐有扩大之趋势，比如周作人有《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有《铁匠》等作品问世，但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劳工代表，仍非人力车夫莫属。
上文提到的鲁迅的《一件小事》，堪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有论者认为，如果仅从自省的角度分析，车夫搀扶老妇这一寻常行为让作者陡生高大的感觉，不仅略显突兀，也过于矫情。但如果把它放到“劳工神圣”的大背景下，再考虑鲁迅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认为，知识分子参照劳工反观自己，仍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性，但还是离不开“劳工神圣”这一大的背景。
三
对协约国战胜的欢欣鼓舞，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换来对中国外交权益的保护。当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从停战公报传出之日起持续半年的民族热望，最终演变成极度的失望。这种情绪和过去几年迅速渗透的新文化精神发酵，酝酿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坛绵延百年而余味犹存的烈酒。
对劳工群体的关注，也由此进入一个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阶段。
“五四”向革命转舵的一个背景，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此前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而“革命的新贵”苏俄则展现出不容人不接近的吸引力。北京大学教授罗志田在其《“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一文中说：“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而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文中，他指出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中两件与人力车夫有关，一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饭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二是“十一二岁小孩子、五六十岁老头子，也靠拉车糊口”。他虽然在文中说，“并不是要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种境遇的觉悟”。但他已对这一群体的组织工作有了初步的规划：“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之外另行组织。”
到了1920年，革命的气氛已经热火朝天。在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柯庆施的《劳动专政》，提出“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只需“由劳动者执政权”即可。一个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一篇H.M.的《劳工神圣颂》。文中将劳工比作“神”，“他(指劳工)与神灵一样，在地面上走动，为人类祝福，不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为人制造面包。他与神是一样的宽容”。与之前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喊出了“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的宣言，甚至“资本家的头，资本家的命，资本家的恋爱，都是徒在空屋子里的那些命贱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对于那个头、那条命，那样的恋爱，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时对劳工的关注，已经有些“民粹主义”的味道。
对人力车夫的革命宣传骤然增加。《新闻报》1919年6月3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人力车夫抢阅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五七日刊》的场景：“车夫工人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时报》，也对汉口人力车夫争购《学生日刊》的场景有类似的描述：“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
与理论宣传同步推进的，还有一些贴身的动员。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人力车夫夜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再把“人”与“工”合起来构成一个“天”字。他告诉人力车夫，工人如果团结起来，就能顶天立地。
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开始越过文学作品的范畴，向社会学领域扩展。李冰心、朱天一的《人力车问题》、疑始的《人力车夫生命问题》、周海之的《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纷纷发表，并最终引发了社会学届对人力车夫的大规模调查，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景汉在1924年所做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但在对人力车夫的动员上，早期的中共似乎遇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这些“购报踊跃”的人力车夫一旦论起罢工来，却又显得瞻前顾后。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及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一个学生领袖，在人力车夫间动员罢工，被警察获悉，一些人力车被没收。后来，有些人力车夫竟然找上学校，要这位学生领袖做出赔偿。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指出，人力车夫“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这主要是与人力车夫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长期自由散漫有关。中共成立初期将“成立产业工会”确定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刘秋阳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也与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苦力工人群体在此次运动中表现不佳有关。
(本文参考了《新青年》第四、五、六、七、八卷，《晨报》1918年12月—1919年12月，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刘秋阳《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与《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