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山十多年，我发现这个有点老旧的城市身上，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比如“闷声发大财”。这个近年来GDP一直跑在全国前列的地级城市，如果用方言俚语来形容她，那就叫——闷声发大财。很多事情，她都讲究实干、闷头干。干了再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发自己的财，让别人说去吧”。只干不说或少说，大抵已是佛山人风雨不改的文化性格。据坊间传说——不只是佛山人，全广东人都是这种性格。他们一般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太关心世界走势。房价、股票的涨跌，比国家荣辱兴亡更加牵动他们的神经。而佛山，差不多就是广东的一个缩影、岭南的一个代表。但这类“传说”明显是站不住足的，在我看来，“重干轻说”，恰恰是佛山的“文道”——它与修养有关，与文明有关，与世事洞明有关。不说，或者不善于说，那是因为她深深地知道，空谈不只是误国，同样误家，也误人；而实干，才是兴国兴家兴人的“武道”。这个“道”，可以说亘古不变。
　　啥事不干，成天“吹水”，有用吗？佛山不是春晚，你也不是本山大叔，忽悠能风行一时，但绝不可能横行一世。所以，还是干吧，低下头，弯下腰，埋头苦干，万丈高楼从地起，把基础夯实，才是正道。比如顺德均安的李小龙，如果他当年只是学些“嘿嘿哈哈”的花架子，从此陶醉于表演场上的风光，成天花拳绣腿到处“吹水”，怎么会有后来威震江湖的“截拳道”横空出世？又怎么会有他海外打拼扬威的本钱和荣光？
　　所以，实干，恰恰是佛山人的立身之本。
　　又所以，才有她作为广东“第三大城市”的底气和豪情。
　　比如陈启源（1834年至1903年），虽说生长在南海简村那么个又穷又偏的小山村，可他懂得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大清举国玩自闭的同治十二年，他不惜重金，从外国引进半自动的缫丝机，开办了继昌隆缫丝厂。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继昌隆缫丝厂，竟然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工厂。结果，他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广东新式缫丝厂的创始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兴起。
　　事实上，佛山人“重干轻说”，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久远得连古书阅遍的研究者，也长期失语。譬如上文已提及的坊间传言：“广东人（典型如佛山人）不关心政治。”
　　为什么不关心政治？潜入时光长河，我们会发现，佛山先祖的DNA里，从来就不缺政治基因。回望历史，当年的他们，大都是中原大地上的达官显贵、书香门第、富饶人家。因为动荡、战乱，因为天灾虫害，或者一人犯事诛连九族，他们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翻山越岭，一路向南。发配的、流放的、逃难的……南蛮之地，虽是无奈之选，但也还有几丝生的希望。
　　远古洪荒，梅岭之南，当然不如中原繁华富饶。野兽、蚊蝇、 瘴气，粮食匮乏……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由不得你“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以呢，国家大事就别管了，首要任务是想办法整点钱，弄点吃的，把肚子填饱，让一家子人活下去。再说了，那些被流放、发配，或历经战乱的先祖，他们深深地知道国家、政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或者早就像曾国藩那样，传下了“远离官场”的祖训。因为他们太懂得政治纷争、官场凶险了，于是，他们低调慎言，至少表面上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在同样恶劣凶险的自然环境中活下去，于是他们讲吃讲玩，世俗务实。
　　很多外省人到佛山，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儿的人特别好吃，或者说重视吃，食在广东也好，食在顺德也罢，都证明了“民以食为天”这条从未改变的真理。上酒楼饮茶、半夜三更热火朝天的大排档，成了广东大小城市独有的风景。很多人往往为了吃一餐“靓嘢”，就算是上班累了一整天，收工后，仍不惜跑到数十公里外，寻个特色酒家一饱口福。如此大动干戈地吃，根子上的原因，就是当年的祖先，因为种种原因抵达岭南后，与生存环境艰苦斗争留下的后遗症。人嘛，首先得活命不是？于是，远离官场政治，重视世俗生活，就成了一种文化基因，成了岭南人血液中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洋文化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境内水网纵横，河涌遍布，新中国之前的交通陆路欠发达，人们出门，大多是靠水路艇仔。都说水利万物而不争，其实不是它不争，而是它有大把出路——遇着阻碍立马绕道而行，用不着千军万马都往一条道上挤，更不用都指望着在一棵树上吊死。实在不行了，就顺水出海，往更大的天地去。只要不认死理，不一条道走到黑，不争，出路总是有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是哪里的天空，它都会下雨。这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也就是说，除了看不见的文化基因外，人生选择多，也是佛山人不大关心政治、对官场功名不怎么热衷的一个原因。于是，一代代的佛山人，就这么默不作声地传承着他们的低调，发扬着他们的务实。大多数佛山人都从骨子里认同——尽全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比夸夸其谈更有意义。也许，这才是佛山文化养育的佛山性格，也是佛山人的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