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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单位生态资源消耗的产出效率，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基于松弛变量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武汉城市圈2010～2017年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各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整体水平较低且处于无效状态。因此，根据实证结果提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途径提升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超效率SBM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经济高速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影响了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考虑自然资本约束基础上，满足人们对优质生态环境的期待，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既是改善民生问题的迫切需求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当务之急。丰厚的资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福利绩效是可持续发展新的分析工具，既考慮了生态环境因素，又同时表征了社会、经济、环境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在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承载力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重点。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以往的相关文献对生态福利绩效做出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域层面，对城市圈层面的研究较少，可参考性受到限制。目前我国正在加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城市化过程即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是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资源、环境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鉴于此，选取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武汉城市圈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度分析，为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在选用超效率SBM模型进行生态福利绩效测度之前，需要明确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因此在郭炳南、龙亮军、肖黎明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着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将生态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消耗作为投入指标，社会福利水平作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中以城市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作为具体的资源消耗指标进行度量，将城市工业废水、SO2和烟粉尘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为了保证指标口径的统一和消除规模影响，便于不同指标间的比较，本文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指标都统一采用人均消耗来进行度量产出指标福利水平则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DI）以经济发展水平、健康医疗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三个维度来衡量，最后利用熵值法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福利水平对应的三级指标分别降维形成一个综合得分。
所有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城乡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北省水资源公报》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文件资料等，少数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由于人均预期寿命指标数据存在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因此采用线性自然增长率方法补齐数据。
三、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分析
依照超效率SBM模型的基本思路，运用Max-DEA Pro软件对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10～2017年生态福利效率值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和具体排名情况如表1所示，从整体来看，武汉城市圈整体绩效水平一般，平均值只有0.496，整体没有达到最有效的生产前沿，且城市间水平差距较大，整个武汉城市圈只有武汉市福利绩效水平均值大于1实现了SBM相对有效，其他城市均处于相对无效状态;从时间序列角度，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呈波动趋势，其中，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生态福利绩效高于平均值，其余年份生态福利绩效较低。按地区差异分析，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在2010～2017年连续8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异明显。武汉市除了2017年，其他年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说明武汉市生态福利绩效处于生产前沿，投入与产出达到最优配置;黄冈市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0.747，高于武汉城市圈平均水平，投入与产出未达到最优配置，但差距较小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较低，未达到有效状态，远低于武汉城市圈平均水平，说明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提升难度较大。
按照2010～2017年城市生态福利均值将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分为三个类别：相对高生态福利绩效地区（武汉，其平均值大于1）;中等生态福利绩效地区（黄冈，其平均值高于0.496），相对低生态福利绩效地区（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其平均值低于0.496）。就生态福利水平较高的武汉市而言，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无论经济、教育还是医疗方面都优于其他城市，武汉城市福利水平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武汉在城市发展定位上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加强对企业的整治，加大对环境的监管，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进而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而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中等的黄冈相对于武汉而言，产业规模、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和社会事业相对落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较低的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亟需提高福利水平，应加强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监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优化教育和健康医疗体系。
四、结论与建议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得出以下结论：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不高，平均值为0.496，整体没有达到最有效的生产前沿。从城市排名来看，武汉市排名第一且基本实现SBM有效状态，其他排名依次为黄冈、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各城市之间差异较大。 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武汉城市圈9个地区工业结构偏重，重工业比重平均达到60%，地区绿色发展优势不明显，因此既要限制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继续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过剩产能的化解，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向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又要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坚持以低耗能、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低污染的发展理念，在绿色技术方面进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高速转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第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城市化质量。武汉城市圈發展过程中，要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技术提升来改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宜居度和居民生活舒适度。另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控制人口密度，以防大规模传染病疾病的爆发带来的居民幸福感降低，因此既要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又要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居民的幸福指数。
第三，推进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湖北省教育资源居于前列，大量高校人才与研究机构是创新产品的创造源泉，由此武汉城市圈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研发内部经费的支出，并保证研发经费投入的经济转化效率，加快绿色技术的创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使得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水平提高的同时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身体素质和教育水平，有利于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成宇，张士强，张伟，廖显春.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科学，2019，39（12）：1875-1883.
[2]冯吉芳，袁健红.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科技论坛，2016（03）：100-105.
[3]刘国平.中国能源福利绩效及其因素分解研究：基于G20数据[J].经济问题探索，2017（01）：24-30.
[4]方时姣，肖权.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3）：1-10.
[5]徐昱东，亓朋，童临风.中国省级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7（04）：123-131.
[6]郭炳南，卜亚.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J].企业经济，2018，37（08）：30-37.
[7]龙亮军.中国主要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基于PCA-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02）：69-79.
[8]肖黎明，吉荟茹.绿色技术创新视域下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省域尺度的数据检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7）：243-251.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编号：CX2019220）。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超效率SBM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经济高速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影响了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考虑自然资本约束基础上，满足人们对优质生态环境的期待，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既是改善民生问题的迫切需求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当务之急。丰厚的资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生态福利绩效是可持续发展新的分析工具，既考慮了生态环境因素，又同时表征了社会、经济、环境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在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承载力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重点。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以往的相关文献对生态福利绩效做出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域层面，对城市圈层面的研究较少，可参考性受到限制。目前我国正在加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城市化过程即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是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资源、环境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鉴于此，选取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武汉城市圈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度分析，为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在选用超效率SBM模型进行生态福利绩效测度之前，需要明确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因此在郭炳南、龙亮军、肖黎明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着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将生态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消耗作为投入指标，社会福利水平作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中以城市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作为具体的资源消耗指标进行度量，将城市工业废水、SO2和烟粉尘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为了保证指标口径的统一和消除规模影响，便于不同指标间的比较，本文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指标都统一采用人均消耗来进行度量产出指标福利水平则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DI）以经济发展水平、健康医疗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三个维度来衡量，最后利用熵值法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福利水平对应的三级指标分别降维形成一个综合得分。
所有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湖北省统计年鉴》、《中国城乡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北省水资源公报》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文件资料等，少数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由于人均预期寿命指标数据存在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因此采用线性自然增长率方法补齐数据。
三、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分析
依照超效率SBM模型的基本思路，运用Max-DEA Pro软件对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10～2017年生态福利效率值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和具体排名情况如表1所示，从整体来看，武汉城市圈整体绩效水平一般，平均值只有0.496，整体没有达到最有效的生产前沿，且城市间水平差距较大，整个武汉城市圈只有武汉市福利绩效水平均值大于1实现了SBM相对有效，其他城市均处于相对无效状态;从时间序列角度，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呈波动趋势，其中，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生态福利绩效高于平均值，其余年份生态福利绩效较低。按地区差异分析，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在2010～2017年连续8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异明显。武汉市除了2017年，其他年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均处于相对有效状态，说明武汉市生态福利绩效处于生产前沿，投入与产出达到最优配置;黄冈市生态福利绩效均值为0.747，高于武汉城市圈平均水平，投入与产出未达到最优配置，但差距较小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较低，未达到有效状态，远低于武汉城市圈平均水平，说明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提升难度较大。
按照2010～2017年城市生态福利均值将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分为三个类别：相对高生态福利绩效地区（武汉，其平均值大于1）;中等生态福利绩效地区（黄冈，其平均值高于0.496），相对低生态福利绩效地区（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其平均值低于0.496）。就生态福利水平较高的武汉市而言，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无论经济、教育还是医疗方面都优于其他城市，武汉城市福利水平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武汉在城市发展定位上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加强对企业的整治，加大对环境的监管，实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进而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而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中等的黄冈相对于武汉而言，产业规模、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和社会事业相对落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较低的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亟需提高福利水平，应加强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监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优化教育和健康医疗体系。
四、结论与建议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得出以下结论：2010～2017年武汉城市圈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不高，平均值为0.496，整体没有达到最有效的生产前沿。从城市排名来看，武汉市排名第一且基本实现SBM有效状态，其他排名依次为黄冈、咸宁、孝感、仙桃、天门、黄石、潜江和鄂州，各城市之间差异较大。 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武汉城市圈9个地区工业结构偏重，重工业比重平均达到60%，地区绿色发展优势不明显，因此既要限制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继续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和过剩产能的化解，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向绿色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又要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坚持以低耗能、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低污染的发展理念，在绿色技术方面进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高速转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第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城市化质量。武汉城市圈發展过程中，要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技术提升来改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宜居度和居民生活舒适度。另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控制人口密度，以防大规模传染病疾病的爆发带来的居民幸福感降低，因此既要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又要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居民的幸福指数。
第三，推进技术进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湖北省教育资源居于前列，大量高校人才与研究机构是创新产品的创造源泉，由此武汉城市圈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研发内部经费的支出，并保证研发经费投入的经济转化效率，加快绿色技术的创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污染的压力，使得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水平提高的同时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身体素质和教育水平，有利于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成宇，张士强，张伟，廖显春.中国省际生态福利绩效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地理科学，2019，39（12）：1875-1883.
[2]冯吉芳，袁健红.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科技论坛，2016（03）：100-105.
[3]刘国平.中国能源福利绩效及其因素分解研究：基于G20数据[J].经济问题探索，2017（0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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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炳南，卜亚.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J].企业经济，2018，37（08）：30-37.
[7]龙亮军.中国主要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基于PCA-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02）：69-79.
[8]肖黎明，吉荟茹.绿色技术创新视域下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省域尺度的数据检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7）：243-251.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编号：CX2019220）。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