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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事”是一句日文，意为“发生的事”，中国人可以望文生义，在这里或没有大错。说的是距今整整六十年前，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史上最黑暗年代的“出来事”。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当时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长)鸠山一郎下令，免除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法学部泷川幸辰的教授职务，用现在的话说叫剥夺公职，因为京都大学是国立大学。理由是泷川幸辰是赤化教授，他的刑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即是日本一般现代史教科书上都要提到的代表性地反映了那个思想统制时代的所谓“京大事件”，也叫“泷川事件”的引发点。
上面说的只是这件事情的起点，接下来当然还有种种场面、情节要“出来”。笔者在这里想先罗嗦几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且好像有必要从比较远的地方开始罗嗦起。
早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当时的京都大学校长泽柳政太郎，新官上任伊始，就要罢免七个教授，理由是学问和人格皆不适宜为帝国大学的教授。当时日本有大学的历史还不久，这事情是没有先例的。所有教授们自我感觉都特好，凭什么随便就要敲饭碗？更何况大正初年“德先生”在日本也正大领风骚的时候，校长的独断专行成了众矢之的。并且确实还有一个“学问和人格”标准的问题，校长一个人又有什么资格可以随意对此作判断？如何容得这种专断？！于是轩然大波而起。教授们的抗议以法科大学(法学部的前身)为最激烈。校长坚持认为自己有完全的任免权，而法科大学的教授们则坚持认为校长的任免必须先获得教授大会的同意。双方对立严重，相持不下，一直发展到法科大学全体教授集体提出辞呈。有必要一提的是，说是仗义执言或者说是惺惺惜惺惺都可以，总之当时东京大学法科的教授们是以各种方式全力支持了京都大学的教授们的(后来的泷川事件时这份仗义或同情则没有再现)。此事之所以有必要一提的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日本东、西两座举足轻重的学府重镇，此“二发同举”，可以说日本学术界大体就全动了。
泽柳校长的罢免令最终未能生效，文部省承认了教授的任免需经教授大会的同意。泽柳政太郎本人，则是在任校长一年以后即去职了。颇有点灰头土脸。
这是先已有过一次了的因人事权而引起教授抗争的所谓“泽柳事件”。
此事件以京大教授们的大胜为终。以此为契机，一个本已在形成中的制度先是在京都大学、继而在全日本的大学中被确立，即所谓大学自治，并且一直具体到各学部(系)。形式是各学部(系)从人事到教学计划的几乎所有的决定权，全部归各学部(系)的教授大会。校长仅以名义对人事“执行任免”，文部省则只是备案而已。实际真实到何种程度且不说，起码形式上这以后文部省以及大学校长本人都已无权直接任免各系(学部)的教职人员了。
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泽柳事件”，到了将近二十年后的“泷川事件”时，应当算是第二次因人事权而起，实质是教授要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官方无视或者准备剥夺这种自由、自治的交锋了。说起来当然是文部省严重违反已有的游戏规则，教授们是二十年前尝过甜头了的，或许还在以为天下既然已经打了下来，这倒毛岂是随便捋得的？
只是时代不同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军国主义热度最高，对外大举扩张、对内严厉思想统制的时代。或许多少还存有一份崇儒传统的缘故，当局在要对知识界开刀时相对而言还算比较谨慎，或者应该说更多的还是狡诈和阴险，然而已经绝不缺乏坚决了。
“泷川事件”的开始是在当年二月。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当时政友会的宫泽裕(前首相宫泽喜一的父亲)已经提出要开除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几个“赤化教授”(东大三人，京大一人)。——至于后来为什么只拿京大开刀后面要说到——以后，四月份，泷川幸辰的《刑法读本》一书被禁。同时，文部省对泷川幸辰本人发出“自行辞职劝告”，若不接受则将强行开除。当时的京大校长小西重直站在校长的立场上对文部省的举措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不能仅以学术观点为理由而动摇教授的地位，如果强行开除的话则更将引起其他纠纷，希望文部省方面改弦更张。只是“上面”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余地，对校长的意见未予理会，还是强行发出了开除泷川幸辰教职的命令。
且看当时京大方面的反应——
不用说从四月份《刑法读本》被禁开始已经群情激愤。文部大臣命令5月26日下午五点生效，法学部全部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副手(这个职名现在已无)即全部教员三十九人“立刻”旧技再演：同时辞职，包括学部长(系主任)宫本英雄在内。法学部先已在开学生大会讨论这件事。随即学部长就在学生大会上宣读了全体教员的辞职声明。抗议(声明)文字虽然还是文诌诌的，但对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已深含危机感：“在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大学，研究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研究的自由不用说包括思索的自由和教学的自由，(政府既然)承认研究的自由而又不允许教学的自由，可知是对这种(自由)本义的无知”。
学生大会当即通过决议向文部大臣抗议，其他各学部的学生也有集会、罢课等抗议活动。以此为始，学生和知识界的抗议运动波及全国，并且是旗帜鲜明地反法西斯的。
当时的斋藤内阁相当蛮横，非但无视全国知识界的抗议，而且照样再次发令，把提出辞呈的教授中的十五人，毫不客气的罢免了六个。其他九个则予以驳回。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被驳回的九个教授中的七个，倒也有趣(知趣)，开起新的教授会，决定撤回辞呈，并发表声明，称鸠山文部大臣既然已经明确表明，泷川幸辰的免职是属“非常特别的场合”，并不否认大学自治这一“多年的先例”，因而法学部(大家抗议)的目的已经达到云云。——这种时候会有这样的事，也就不算意外吧。
对此，副教授以下十八人中的十三人不予理睬，最终辞职他去。
小西重直校长见自己全然无能为力，也在泷川幸辰离校不久的当年六月，辞去了校长职务，在职仅三个月。
教授们在“泽柳事件”时是大获全胜了的，这一次可是确确实实轮到了他们鼻青脸肿了。事后鸠山一郎文部大臣在众议院不无得意地说，文部省“看来已经可以”自由地更换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教授了。政府方面全胜凯旋。
与泽柳事件当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京大学方面的态度，泷川事件事发后，除了有个别教授以个人名义表示支持以外，东大方面，特别是东大法学部，一直保持了沉默。这和东大没有被开刀一事是否相关？后面还要谈到，是一个历史之谜。
当时的学生运动用这里报纸的话说，是最终被镇压。笔者查阅过当时内务部警保局保安课的有关文件，有大量的电话电报记录，包括各种学生集会的地点、时间、出席者名单、所作决议等等，不厌其详，地域遍布日本各地，可见内控是相当的周密。当然并没有到此为止，各地都有学生被捕，据报道被捕学生中却是以东京大学为最多。不过，稍感意外的是，或许尊儒重道的传统在政府那儿还没有彻底失坠，而读书人也还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使命感、尊严感，知识界好像还一直存有着一小份言论自由的特权。当时知识界、新闻界不少讨论京大事件的文章，大多数程度不同地批评政府的举措，认为是粗暴压制学术自由和无理干涉大学自治。而政府方面好像也颇容忍了知识界的这种自由化，没有看到有关当时在知识界大规模清洗和镇压的材料，或许尚未公开，起码笔者没有翻阅到。
补充一句或许毫无必要的废话：在那个时代，公开支持政府作法的报系自是也有，如每日新闻报系和时事新闻报系。只是不多。
泷川幸辰教授自身，去职后先是开业当了专打刑事官司的律师。战后不用说是“彻底平反”，恢复京大教职。先为法学部长，后来并当过四年京都大学校长。更有两件必得一提的：一是校长任期中，曾被左派学生“长时间监禁”(泷川自语)，事在一九五五年，是左派学生运动颇成气候的年代；另一是京大校长任满退休后，一九六○年起，每年新年去皇宫为天皇“进讲”，事属殊荣，年谱上特别要大书一笔的。须知这是当年被指称为“赤化教授”的先生。不管在哪里，有权者一旦蛮横无理和荒唐起来，也真是叫人哭笑不能！
笔者颇多事，在图书馆找出了当年被禁的泷川幸辰的《刑法读本》来翻了一下。在作为主要被禁理由之一的通奸罪的解说中，只是很客观的引述了对此全然不罚的苏联刑法，并有女性的经济独立是男女平等的前提(这大概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了)的说法而已。被批评的除了当时的日本刑法，还包括了中华民国刑法等只罚女性不罚男性的亚洲系法律。可以说通篇看不出我们看惯了的包括那个年代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写作风格。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主要还是自由主义的吧，看来这或许可以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冤案了。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完整的一个花甲。只是这段历史还没有“完整”，或者应该说历史本来不可能完整。有一部分当时的公文资料至今尚未公开，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过，起码至今还有两个谜尚待解开：
1 最早被指称为“赤化教授”并要求制裁的另有东京大学三个教授共四人，为什么当局先开京都大学的刀？
2 东大的三个教授为什么最后竟能免此一难？以及东大方面集团性的支持为什么没有？
据京都橘女子大学松尾尊兖教授的“推定”，这两个谜底应该是：
1 鉴于此前曾发生过的“泽柳事件”，京大是自由化的重灾区，政府方面认为拿京大开刀最为有效，可起杀一儆百的作用，而且有可能从根本上摧残已成制度的所谓大学自治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政府方面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前面已经引过鸠山一郎的话，政府方面大体已经对大学掌握自如了；
2 至于东京大学为什么没有被开刀？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文部省和东京大学校长之间有密约。即我不开你的刀，你也不能拆我的台。泷川事件事发后，东大的个别教授以个人名义表示过支持，东大方面，尤其是东大法学部，一直没有集团性的表态，与泽柳事件当初判若两者。这应该算是东大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了。此事虽说还缺少完整的资料证实，但有两个事实已可作为旁证无疑了。一是鸠山一郎自己在战后曾承认有过密约一事(见《サレテ一每日》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另一是战后当过东大校长的当年法学部教授之一的南原繁，曾对当时没有表态一事表示过终身遗憾。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了。日本的非这门专业的学人好像也已经完全不关心这类看来毫无现实意义的历史了，在历史已经被宣布为结束的今天。文化界小有一些纪念活动。当年的当事人，先生辈的多已作古，学生辈的也垂垂老矣。五月二十六日东京学士会馆的六十周年纪念集会，大家心照不宣，怕是最后一次了。留下来一点是否算谜的谜，剩给历史学家去吧。
笔者读这段历史，再一次从心里涌出一种无能感，甚至是自卑感。笔者不专门搞日本现代史，不过说起来总也是在历史学这块园田里磨蹭着。然而脑子里却不时冒出来一个物理学家的话：“在历史这门学科里我不能获得真理。”当然可以问真理是什么？这会越扯越远，只说真实吧，历史学家能够获得真实么？这本来是历史学的上帝。
当事人还没有死绝，“真实”的载体还生存着的时候，历史学家对着他的工作目标反而是无能的。当然他可以先“考证”起来，条陈辨析一些目标周围的鸡毛蒜皮，其实是被先天地规定为暂时失业！将来史料全部公开了，真实(不是真理)是不是就全盘获得了呢？如果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回答说当然。现在，恐怕只好说，有点儿自卑。
这篇小文写完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件六十年前的“出来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写完，日本“终战”四十八周年纪念日，于大阪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当时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长)鸠山一郎下令，免除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法学部泷川幸辰的教授职务，用现在的话说叫剥夺公职，因为京都大学是国立大学。理由是泷川幸辰是赤化教授，他的刑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即是日本一般现代史教科书上都要提到的代表性地反映了那个思想统制时代的所谓“京大事件”，也叫“泷川事件”的引发点。
上面说的只是这件事情的起点，接下来当然还有种种场面、情节要“出来”。笔者在这里想先罗嗦几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且好像有必要从比较远的地方开始罗嗦起。
早在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当时的京都大学校长泽柳政太郎，新官上任伊始，就要罢免七个教授，理由是学问和人格皆不适宜为帝国大学的教授。当时日本有大学的历史还不久，这事情是没有先例的。所有教授们自我感觉都特好，凭什么随便就要敲饭碗？更何况大正初年“德先生”在日本也正大领风骚的时候，校长的独断专行成了众矢之的。并且确实还有一个“学问和人格”标准的问题，校长一个人又有什么资格可以随意对此作判断？如何容得这种专断？！于是轩然大波而起。教授们的抗议以法科大学(法学部的前身)为最激烈。校长坚持认为自己有完全的任免权，而法科大学的教授们则坚持认为校长的任免必须先获得教授大会的同意。双方对立严重，相持不下，一直发展到法科大学全体教授集体提出辞呈。有必要一提的是，说是仗义执言或者说是惺惺惜惺惺都可以，总之当时东京大学法科的教授们是以各种方式全力支持了京都大学的教授们的(后来的泷川事件时这份仗义或同情则没有再现)。此事之所以有必要一提的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日本东、西两座举足轻重的学府重镇，此“二发同举”，可以说日本学术界大体就全动了。
泽柳校长的罢免令最终未能生效，文部省承认了教授的任免需经教授大会的同意。泽柳政太郎本人，则是在任校长一年以后即去职了。颇有点灰头土脸。
这是先已有过一次了的因人事权而引起教授抗争的所谓“泽柳事件”。
此事件以京大教授们的大胜为终。以此为契机，一个本已在形成中的制度先是在京都大学、继而在全日本的大学中被确立，即所谓大学自治，并且一直具体到各学部(系)。形式是各学部(系)从人事到教学计划的几乎所有的决定权，全部归各学部(系)的教授大会。校长仅以名义对人事“执行任免”，文部省则只是备案而已。实际真实到何种程度且不说，起码形式上这以后文部省以及大学校长本人都已无权直接任免各系(学部)的教职人员了。
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泽柳事件”，到了将近二十年后的“泷川事件”时，应当算是第二次因人事权而起，实质是教授要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官方无视或者准备剥夺这种自由、自治的交锋了。说起来当然是文部省严重违反已有的游戏规则，教授们是二十年前尝过甜头了的，或许还在以为天下既然已经打了下来，这倒毛岂是随便捋得的？
只是时代不同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军国主义热度最高，对外大举扩张、对内严厉思想统制的时代。或许多少还存有一份崇儒传统的缘故，当局在要对知识界开刀时相对而言还算比较谨慎，或者应该说更多的还是狡诈和阴险，然而已经绝不缺乏坚决了。
“泷川事件”的开始是在当年二月。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当时政友会的宫泽裕(前首相宫泽喜一的父亲)已经提出要开除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几个“赤化教授”(东大三人，京大一人)。——至于后来为什么只拿京大开刀后面要说到——以后，四月份，泷川幸辰的《刑法读本》一书被禁。同时，文部省对泷川幸辰本人发出“自行辞职劝告”，若不接受则将强行开除。当时的京大校长小西重直站在校长的立场上对文部省的举措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不能仅以学术观点为理由而动摇教授的地位，如果强行开除的话则更将引起其他纠纷，希望文部省方面改弦更张。只是“上面”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余地，对校长的意见未予理会，还是强行发出了开除泷川幸辰教职的命令。
且看当时京大方面的反应——
不用说从四月份《刑法读本》被禁开始已经群情激愤。文部大臣命令5月26日下午五点生效，法学部全部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副手(这个职名现在已无)即全部教员三十九人“立刻”旧技再演：同时辞职，包括学部长(系主任)宫本英雄在内。法学部先已在开学生大会讨论这件事。随即学部长就在学生大会上宣读了全体教员的辞职声明。抗议(声明)文字虽然还是文诌诌的，但对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已深含危机感：“在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大学，研究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研究的自由不用说包括思索的自由和教学的自由，(政府既然)承认研究的自由而又不允许教学的自由，可知是对这种(自由)本义的无知”。
学生大会当即通过决议向文部大臣抗议，其他各学部的学生也有集会、罢课等抗议活动。以此为始，学生和知识界的抗议运动波及全国，并且是旗帜鲜明地反法西斯的。
当时的斋藤内阁相当蛮横，非但无视全国知识界的抗议，而且照样再次发令，把提出辞呈的教授中的十五人，毫不客气的罢免了六个。其他九个则予以驳回。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被驳回的九个教授中的七个，倒也有趣(知趣)，开起新的教授会，决定撤回辞呈，并发表声明，称鸠山文部大臣既然已经明确表明，泷川幸辰的免职是属“非常特别的场合”，并不否认大学自治这一“多年的先例”，因而法学部(大家抗议)的目的已经达到云云。——这种时候会有这样的事，也就不算意外吧。
对此，副教授以下十八人中的十三人不予理睬，最终辞职他去。
小西重直校长见自己全然无能为力，也在泷川幸辰离校不久的当年六月，辞去了校长职务，在职仅三个月。
教授们在“泽柳事件”时是大获全胜了的，这一次可是确确实实轮到了他们鼻青脸肿了。事后鸠山一郎文部大臣在众议院不无得意地说，文部省“看来已经可以”自由地更换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教授了。政府方面全胜凯旋。
与泽柳事件当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京大学方面的态度，泷川事件事发后，除了有个别教授以个人名义表示支持以外，东大方面，特别是东大法学部，一直保持了沉默。这和东大没有被开刀一事是否相关？后面还要谈到，是一个历史之谜。
当时的学生运动用这里报纸的话说，是最终被镇压。笔者查阅过当时内务部警保局保安课的有关文件，有大量的电话电报记录，包括各种学生集会的地点、时间、出席者名单、所作决议等等，不厌其详，地域遍布日本各地，可见内控是相当的周密。当然并没有到此为止，各地都有学生被捕，据报道被捕学生中却是以东京大学为最多。不过，稍感意外的是，或许尊儒重道的传统在政府那儿还没有彻底失坠，而读书人也还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使命感、尊严感，知识界好像还一直存有着一小份言论自由的特权。当时知识界、新闻界不少讨论京大事件的文章，大多数程度不同地批评政府的举措，认为是粗暴压制学术自由和无理干涉大学自治。而政府方面好像也颇容忍了知识界的这种自由化，没有看到有关当时在知识界大规模清洗和镇压的材料，或许尚未公开，起码笔者没有翻阅到。
补充一句或许毫无必要的废话：在那个时代，公开支持政府作法的报系自是也有，如每日新闻报系和时事新闻报系。只是不多。
泷川幸辰教授自身，去职后先是开业当了专打刑事官司的律师。战后不用说是“彻底平反”，恢复京大教职。先为法学部长，后来并当过四年京都大学校长。更有两件必得一提的：一是校长任期中，曾被左派学生“长时间监禁”(泷川自语)，事在一九五五年，是左派学生运动颇成气候的年代；另一是京大校长任满退休后，一九六○年起，每年新年去皇宫为天皇“进讲”，事属殊荣，年谱上特别要大书一笔的。须知这是当年被指称为“赤化教授”的先生。不管在哪里，有权者一旦蛮横无理和荒唐起来，也真是叫人哭笑不能！
笔者颇多事，在图书馆找出了当年被禁的泷川幸辰的《刑法读本》来翻了一下。在作为主要被禁理由之一的通奸罪的解说中，只是很客观的引述了对此全然不罚的苏联刑法，并有女性的经济独立是男女平等的前提(这大概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了)的说法而已。被批评的除了当时的日本刑法，还包括了中华民国刑法等只罚女性不罚男性的亚洲系法律。可以说通篇看不出我们看惯了的包括那个年代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写作风格。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主要还是自由主义的吧，看来这或许可以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冤案了。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完整的一个花甲。只是这段历史还没有“完整”，或者应该说历史本来不可能完整。有一部分当时的公文资料至今尚未公开，前面其实已经提到过，起码至今还有两个谜尚待解开：
1 最早被指称为“赤化教授”并要求制裁的另有东京大学三个教授共四人，为什么当局先开京都大学的刀？
2 东大的三个教授为什么最后竟能免此一难？以及东大方面集团性的支持为什么没有？
据京都橘女子大学松尾尊兖教授的“推定”，这两个谜底应该是：
1 鉴于此前曾发生过的“泽柳事件”，京大是自由化的重灾区，政府方面认为拿京大开刀最为有效，可起杀一儆百的作用，而且有可能从根本上摧残已成制度的所谓大学自治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政府方面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前面已经引过鸠山一郎的话，政府方面大体已经对大学掌握自如了；
2 至于东京大学为什么没有被开刀？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文部省和东京大学校长之间有密约。即我不开你的刀，你也不能拆我的台。泷川事件事发后，东大的个别教授以个人名义表示过支持，东大方面，尤其是东大法学部，一直没有集团性的表态，与泽柳事件当初判若两者。这应该算是东大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了。此事虽说还缺少完整的资料证实，但有两个事实已可作为旁证无疑了。一是鸠山一郎自己在战后曾承认有过密约一事(见《サレテ一每日》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另一是战后当过东大校长的当年法学部教授之一的南原繁，曾对当时没有表态一事表示过终身遗憾。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了。日本的非这门专业的学人好像也已经完全不关心这类看来毫无现实意义的历史了，在历史已经被宣布为结束的今天。文化界小有一些纪念活动。当年的当事人，先生辈的多已作古，学生辈的也垂垂老矣。五月二十六日东京学士会馆的六十周年纪念集会，大家心照不宣，怕是最后一次了。留下来一点是否算谜的谜，剩给历史学家去吧。
笔者读这段历史，再一次从心里涌出一种无能感，甚至是自卑感。笔者不专门搞日本现代史，不过说起来总也是在历史学这块园田里磨蹭着。然而脑子里却不时冒出来一个物理学家的话：“在历史这门学科里我不能获得真理。”当然可以问真理是什么？这会越扯越远，只说真实吧，历史学家能够获得真实么？这本来是历史学的上帝。
当事人还没有死绝，“真实”的载体还生存着的时候，历史学家对着他的工作目标反而是无能的。当然他可以先“考证”起来，条陈辨析一些目标周围的鸡毛蒜皮，其实是被先天地规定为暂时失业！将来史料全部公开了，真实(不是真理)是不是就全盘获得了呢？如果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回答说当然。现在，恐怕只好说，有点儿自卑。
这篇小文写完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件六十年前的“出来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写完，日本“终战”四十八周年纪念日，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