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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6月19日，五十五年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朱利叶斯·罗森堡和爱瑟尔·罗森堡夫妇因受指控向苏联泄露原子弹秘密之间谍罪，双双被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送上了电椅。夫妇俩因同案被同时处死，在美国司法史上是破天荒的。
1945年8月美国投向日本广岛、长崎的两枚原子弹震慑了日本侵略者，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美国人的优越感油然而生，认为盟国苏联虽然强大，但要拥有原子弹尚遥遥无期。事实确实如此。当时苏联尽管从德国弄到了三十六吨核原料——铀和一些西方的原子技术，在科学家的努力和古拉格群岛七万名囚徒的奴隶劳动下，有了初步成绩，但进一步就束手无策了。让美国人惊呆不迭的是，距广岛原子弹爆炸仅仅四年时间，1949年8月29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苏联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成功地升起了可怕的彩色蘑菇云。
真是匪夷所思！美国人警惕了！于是紧密追查，引发出了罗森堡夫妇原子弹间谍案（FBI首领胡佛称之为“世纪要案”）！1951年3月罗森堡夫妇被判定有罪。在处死前的两年多监禁中，世界各地二十四个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赦免罗森堡夫妇的声援运动。美国成立了其分支遍布二十多个国家的“要求公正审理罗森堡夫妇全国委员会”；法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民众游行、罢工、抗议；连梵蒂冈教皇也出面呼吁赦免。1951年元月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请愿人群涌向白宫彻夜要求免罗森堡夫妇一死。不顾民意死刑依然执行以后，五千群众聚集纽约协和广场示威抗议，谴责总统，为罗森堡夫妇和两个被强权剥夺了父母之爱的孤儿祈祷。
国内外抗议的理由是：罗森堡夫妇是冤枉的，他们是善良守法的美国公民，指控他们为苏联间谍的证据不足。罗森堡夫妇也自始至终宣称自己是清白的。罗森堡夫妇因为爱瑟尔的弟弟格林格拉斯落网招供而被捕的1949年，正是“冷战”剧烈、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之时，右翼势力疯狂迫害左翼人士。罗森堡夫妇身为共产党员犹太人，正好首当其冲。
我当年也是“一边倒”相信苏联，反对美国的，当然完全站在左翼这头，认为罗森堡夫妇是无辜的殉难者。对此案之所以印象至深，更缘于当时中文出版的《罗森堡夫妇狱中书简》优美文字所透露的对亲人、对两个幼小孩子的真挚情感！每年6月19日前后，他俩对世人的亲切话语，都会在我耳际悄悄回响：“孩子，相信吧，我们是清白的……”
罗森堡夫妇被处死后，世间对案情的争议一直未断。直到四十四年后的1997年3月，年逾八十的苏联前克格勃上校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终于耐不住向世人吐露了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的来龙去脉。他以亲历此案见证人的权威，让人见到了不容置疑的真相：
1942年（另一说是1938年——引者注），同情和支持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在纽约一无线电工厂任信号检察员）被克格勃特工谢苗诺夫招募为间谍后，频频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电子工业发展的重大技术情报，包括作为导弹“眼睛”的美国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以及九公斤重的引信实物，让苏联导弹命中率空前提高。据称，靠了它，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六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越战中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轰炸机多达一百五十余架。1944年，朱利叶斯又发展了妻弟、美军中士大卫·格林格拉斯为苏联间谍。后者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the Los Alamos Scientific Laboratory）工作，但他仅是极次要的从业人员，除偷了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外，窃取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情报。后来美国破译了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联络密码，发现了间谍戈尔德（代号“莱蒙德”）。1950年戈尔德被捕供出了格林格拉斯（代号“口径”），后者又供出了罗森堡夫妇。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供领导之职三十二年之久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中也说：“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至此，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真相大白。我很不赞同世人似乎很满足于这个大白了的“真相”：原来，罗森堡夫妇是苏联间谍，只不过是与原子弹没有太大关系的小间谍（爱瑟尔未被正式招募，但她支持了丈夫的间谍行为，当然也脱离不了关系）。那么，长达数年的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声援白费了？美国政府并没有冤枉他们，只是判得过重了而已？
是这样吗？
我陷入了沉思：处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我们该怎样来评价半个多世纪前罗森堡夫妇的行为和后果？
间谍有各色各样的，有的为了金钱（比如双重、多重间谍）；有的出于信仰（比如阎宝航）。我写过一句话：“向坚持有利于人类的信仰的间谍致敬！”罗森堡夫妇显然属于有信仰的。苏多普拉托夫写道：“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
这种“合作”对美国政府来说，显然就是“叛国”。但“叛国”不一定等于“不爱国”，因为国家（state）和祖国（the mother country或mother land）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施道芬堡密谋刺杀希特勒，对纳粹德国来说，他是叛国者；但事实上他恰恰是名副其实的热爱并拯救德意志祖国的勇士。罗森堡夫妇的情况则不易同日而语，它复杂在处于和平时期的盟国之间。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自由平等旗帜下疯狂扑杀共产主义；苏联在向百姓许诺天堂的同时赐给了非天堂！孰是孰非？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是难以分清的。但罗森堡夫妇认定了目标。他们在美、苏两个水火不容的“超霸”较量之中何去何从，只听从于他们的理想，因此估计他们不会有什么负罪之感。可叹的是信仰这个东西有时会愚弄人的！忠诚的左翼人士紧跟理想的牵引勇往直前，或许会意外地走向自己希冀的反面而不自觉。我至今坚信罗森堡夫妇的正直善良坚毅，犹如我坚信格瓦拉的正直善良坚毅一样。而不幸的是，格瓦拉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还是苏多普拉托夫中将说得好。他以原子弹情报活动领导者的亲身经历感悟：“回首往事可以明显看出，罗森堡夫妇一案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掩盖了这个小组提供的原子武器科技情报的意义……对美国当局和苏联领导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理想，这在‘冷战’尖锐和反共产主义狂热时期对苏联是何等必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表现出自己是苏联的坚定追随者和朋友。”又说：“罗森堡夫妇在审讯和诉讼过程中表现出英雄主义精神。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领导机关不再寻找替罪羊了。”
他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揭示：“罗森堡夫妇成了‘冷战’的牺牲品。美国人和我们都竭力从诉讼程序中捞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好处。有意思的是，在我国反犹太复国主义和揭露所谓‘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盛行之时，我们的宣传工具却指控美国当局借罗森堡夫妇一案导致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迫害犹太人。”
“冷战”的牺牲品！这一残酷的结论让我陷进了痛苦的思索。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惊一咋：从“罗森堡夫妇是冤枉的呀！”到“啊，原来他们当真是苏联间谍哪”！而是一种彻骨的悲凉！
牺牲品——这才是深层次的谜底，真正的真相。
那么，罗森堡夫妇是服罪还是殉难？他俩多年来的作为是否有助于人类的进步？在他们赴死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不仅仅赞赏同情或谴责鄙夷，而是冷静客观地作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公正判断？
于是，我仔细梳理资料，让思绪的触角穿越时空，伸进历史的幽秘隙缝去寻寻觅觅……
寻觅中，最扎人心肺的就是苏多普拉托夫揭示的“牺牲品”那三个字。
上述这位克格勃中将说，“我觉得在美国起诉罗森堡夫妇一案导致了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滋长”。接着他承认：我们利用了这一点，成了苏联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宣传活动的有利因素之一”（这个理事会是苏联掌控的）。“老大哥”的这种贼喊捉贼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反犹，这并非希特勒的“专利”。它源远流长历程曲折，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述。简要说来，反犹浪潮及反犹大屠杀，早在中世纪，西欧各国就开始了。在俄苏，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时期，或反对禁止或猖獗盛行，全凭政治利益所需而随时变动。列宁痛恨反犹主义。他在沙俄倒台之后十月革命前夕就向全国宣告，受尽沙皇制度压迫的犹太人已经解放了。斯大林也谴责反犹主义是极端的种族沙文主义、“最危险的弱肉强食现象的残余”。于是犹太人纷纷投向苏维埃政权，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最多数，俄罗斯人反倒成了少数。为排斥异己，1937年斯大林就发动大清洗把党内犹太同志一一除尽。1947年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出人意料地坚决支持犹太人国家，是因为想拉拢以色列。后来以色列日益靠拢西方，苏联随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二战”期间斯大林授权贝利亚企图利用两名被捕的“崩得”（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领袖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方看穿其真正意图是想从西方骗取经济援助而拒绝，后来就被处决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另行设法成立后，领导人是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名演员米霍埃尔斯。他和费费尔（一个大间谍）被派出国去试探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反应，借此争取西方百亿美元的资金以补偿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他们完成任务归来，可直到战争结束，建立犹太共和国的事音信全无。1946年斯大林假借帮助犹太人，实际上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机构内部建立苏联的间谍网。追求自由独立的犹太人日益密切与美国的关系使斯大林不安，此时，指望国外犹太商人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也已落空，斯大林于是决定终止利用苏联犹太人知识分子加强与世界犹太群体合作的计谋，将帮犹变为反犹，并把它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对在犹太世界声誉日隆的米霍埃尔斯更是忧心忡忡，就决定让他从人间蒸发。1948年1月的一天，有人把米霍埃尔斯骗到一所别墅（说有一位演员慕名要见见他），注射了毒针，再将他扔到一辆载重卡车车轮下，伪造成一起车祸。那卡车驾驶员是一名克格勃特工。
不必再记流水账了。这种种，用贝利亚儿子谢尔盖·贝利亚的话说：“从他（斯大林）的角度来说，这不过是政治游戏。无论是在他之前或之后，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像开阀门一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利用犹太人这张牌。而且不仅仅是在俄罗斯这样。可以说，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成了所有灾难的罪人……要知道这是如此方便：利用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
罗森堡夫妇是犹太人。也许正因此，他俩付出了生命。
没有疑问，信仰共产主义的罗森堡夫妇不是战争贩子而是和平信徒。跟当时所有左翼人士一样，认定苏联就是共产主义的实施者，是和平的支柱、人类的希望。因此追随苏联并为其服务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作为苏联间谍的罗森堡夫妇盗窃美国原子弹情报（事实上未曾盗到），我想，决不是为了让苏联去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遏制战争。
当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出生于1904年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后被誉为“原子弹之父”）被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戈罗夫斯将军（Gen. Leslie R. Groves）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
奥本海默预见到原子能用于和平的巨大潜力和用于军事的致命危险。他跟一大群持反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观点的科学家，都主张与同盟国家科学家中志同道合者分享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在各方平行掌握原子能秘密的基础上，形成国与国之间力量均衡，可以防止核战争，进而从根本上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和改变历史的进程。物理学家玻尔甚至企图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与苏联科学家交流曼哈顿计划的秘密，以便加速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下面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奥本海默对这一主张是何等执著！1945年8月12日，美国官方出版物发表了有关原子弹装置的报告。事前，奥本海默和戈罗夫斯将军校阅了这份报告。但奥本海默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原因是，他认为报告里有虚假信息。而虚假信息将误导其他国家的原子能研究。
由此看来，罗森堡夫妇窃取原子弹情报跟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对于原子能研究成果应与盟国共享的主张没有两样，只不过前者采取了间谍的手段。也许人们并不知晓，奥本海默诸科学家同样是秘密情报（给苏联）的输送者（而且是有效的）。这里需补充一下：为了获取原子弹情报，苏联派出了大批特工，通过与“左”倾科学家们的妻子结交私人情谊等等不露声色的方式，悄悄接近了奥本海默这些正直的科学家，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们成了提供原子情报的源头。因为科学家们不是间谍，不能把他们出于良好愿望与同行交流（比如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瑞典科学家）视为出卖祖国的行为。
而真正有效地把原子弹情报递送给苏联的是超级间谍克拉乌斯·福克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物理学家。1933年福克斯逃避希特勒迫害到英国避难，随后成为“曼哈顿计划”英国专家组里唯一遭受纳粹集中营威胁的人，因而受到奥本海默的特别信任，被允许接触与他根本无关的研究资料。为此，奥本海默还经常跟戈罗夫斯将军剧烈冲突，因为后者不允许把研究实验的综合性情报泄露给英国科学家。果然，福克斯成了苏联急需的绝密情报的有效提供者（另一名间谍是蓬杰科尔沃）。第一颗原子弹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组装成功仅仅十二天后，苏联就从华盛顿和纽约获得了原子弹装置的详细说明书。
福克斯是1950年在英国被捕的。我没有找到足够的材料，因此不知他是凭什么法道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联邦调查局轰动全球的原子弹间谍案没有因他而发，反倒落到了不甚相干的罗森堡夫妇头上！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难以简单地断定“是”与“非”的。比如说，合法的不一定是合情的，非法的也不一定是非正义的。1979年1月7日，越南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侵略。但分外怪异的是，柬埔寨人却自此把“1月7日”定为国家假日，届时放假一天。它的另一名字颇为吓人：“大屠杀逾越日”。因为这一天，越南军队把柬埔寨百姓从屠杀了百万同胞的波尔布特血腥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瞬间结束了世界史上统治集团对自己百姓的顶级残酷的大屠杀。柬埔寨首相洪森（即“云升”）等国家领导人至今依然认定越南攻占金边不是侵略而是解放。
罗森堡夫妇采取间谍行动，无非想助苏联一臂之力，帮它在原子技术方面赶上美国，好与之抗衡以求持久和平。事实证明，日后有了“蛋蛋”、有了核拳头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古巴危机之际，就敢挥舞着胖墩墩的手臂调侃：“嘿嘿，弄只刺猬塞到美国佬的裤裆里去！”大洋那边的“鹰派”约翰·肯尼迪也因有许多“蛋蛋”，就竖起食指龇着白牙警告：“你再不撤导弹，我动手了！”结果不管是北极熊还是山姆大叔，谁都不敢当真动作：这就叫相互制衡。
苏联人说过，1948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为阻止共产党在中国获胜，曾准备使用原子弹。又说过，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不大可能对苏联进行核袭击，因为要到1955年，美英才能制造出足够核武器来消灭苏联。不知道这些仅是分析判断还是从情报中得知的事实。我只觉得，斯大林先生常常会制造一些假想敌来吓唬人，以利推行自己的路线。在下浅见：在苏美力量均等相互制衡时，核战不可能发生，因为谁也不是疯子。当“超霸”任何一方独占优势时，核战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必要。可怕的是那些诸如波尔布特之流的小国恶霸，核力量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则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回到罗森堡夫妇身上来。那么，他们究竟是对是错？我试着自己回答：对他们所属的国家来说，错了；对他们自己的信仰来说，没错；对人类利益来说，无效；对我辈百姓来说，悲哀。
末了再提一个问题：罗森堡夫妇为什么要帮苏联（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苏美是盟国）？因为苏联体制真的是造福百姓的理想社会模式吗？如果是，全世界有识之士为什么要齐声欢呼柏林墙的倒塌？
【本文所据材料除在文内注明者外，分见：［美国］凯恩·博斯特尔：《FBI——联邦调查局档案》、［俄罗斯］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以上东方出版社）、［乌克兰］谢尔盖·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以及有关犹太人历史的著作。】
1945年8月美国投向日本广岛、长崎的两枚原子弹震慑了日本侵略者，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美国人的优越感油然而生，认为盟国苏联虽然强大，但要拥有原子弹尚遥遥无期。事实确实如此。当时苏联尽管从德国弄到了三十六吨核原料——铀和一些西方的原子技术，在科学家的努力和古拉格群岛七万名囚徒的奴隶劳动下，有了初步成绩，但进一步就束手无策了。让美国人惊呆不迭的是，距广岛原子弹爆炸仅仅四年时间，1949年8月29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苏联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成功地升起了可怕的彩色蘑菇云。
真是匪夷所思！美国人警惕了！于是紧密追查，引发出了罗森堡夫妇原子弹间谍案（FBI首领胡佛称之为“世纪要案”）！1951年3月罗森堡夫妇被判定有罪。在处死前的两年多监禁中，世界各地二十四个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赦免罗森堡夫妇的声援运动。美国成立了其分支遍布二十多个国家的“要求公正审理罗森堡夫妇全国委员会”；法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民众游行、罢工、抗议；连梵蒂冈教皇也出面呼吁赦免。1951年元月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请愿人群涌向白宫彻夜要求免罗森堡夫妇一死。不顾民意死刑依然执行以后，五千群众聚集纽约协和广场示威抗议，谴责总统，为罗森堡夫妇和两个被强权剥夺了父母之爱的孤儿祈祷。
国内外抗议的理由是：罗森堡夫妇是冤枉的，他们是善良守法的美国公民，指控他们为苏联间谍的证据不足。罗森堡夫妇也自始至终宣称自己是清白的。罗森堡夫妇因为爱瑟尔的弟弟格林格拉斯落网招供而被捕的1949年，正是“冷战”剧烈、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之时，右翼势力疯狂迫害左翼人士。罗森堡夫妇身为共产党员犹太人，正好首当其冲。
我当年也是“一边倒”相信苏联，反对美国的，当然完全站在左翼这头，认为罗森堡夫妇是无辜的殉难者。对此案之所以印象至深，更缘于当时中文出版的《罗森堡夫妇狱中书简》优美文字所透露的对亲人、对两个幼小孩子的真挚情感！每年6月19日前后，他俩对世人的亲切话语，都会在我耳际悄悄回响：“孩子，相信吧，我们是清白的……”
罗森堡夫妇被处死后，世间对案情的争议一直未断。直到四十四年后的1997年3月，年逾八十的苏联前克格勃上校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终于耐不住向世人吐露了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的来龙去脉。他以亲历此案见证人的权威，让人见到了不容置疑的真相：
1942年（另一说是1938年——引者注），同情和支持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在纽约一无线电工厂任信号检察员）被克格勃特工谢苗诺夫招募为间谍后，频频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电子工业发展的重大技术情报，包括作为导弹“眼睛”的美国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以及九公斤重的引信实物，让苏联导弹命中率空前提高。据称，靠了它，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六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越战中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轰炸机多达一百五十余架。1944年，朱利叶斯又发展了妻弟、美军中士大卫·格林格拉斯为苏联间谍。后者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the Los Alamos Scientific Laboratory）工作，但他仅是极次要的从业人员，除偷了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外，窃取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情报。后来美国破译了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联络密码，发现了间谍戈尔德（代号“莱蒙德”）。1950年戈尔德被捕供出了格林格拉斯（代号“口径”），后者又供出了罗森堡夫妇。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供领导之职三十二年之久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中也说：“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至此，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真相大白。我很不赞同世人似乎很满足于这个大白了的“真相”：原来，罗森堡夫妇是苏联间谍，只不过是与原子弹没有太大关系的小间谍（爱瑟尔未被正式招募，但她支持了丈夫的间谍行为，当然也脱离不了关系）。那么，长达数年的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声援白费了？美国政府并没有冤枉他们，只是判得过重了而已？
是这样吗？
我陷入了沉思：处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我们该怎样来评价半个多世纪前罗森堡夫妇的行为和后果？
间谍有各色各样的，有的为了金钱（比如双重、多重间谍）；有的出于信仰（比如阎宝航）。我写过一句话：“向坚持有利于人类的信仰的间谍致敬！”罗森堡夫妇显然属于有信仰的。苏多普拉托夫写道：“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
这种“合作”对美国政府来说，显然就是“叛国”。但“叛国”不一定等于“不爱国”，因为国家（state）和祖国（the mother country或mother land）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施道芬堡密谋刺杀希特勒，对纳粹德国来说，他是叛国者；但事实上他恰恰是名副其实的热爱并拯救德意志祖国的勇士。罗森堡夫妇的情况则不易同日而语，它复杂在处于和平时期的盟国之间。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自由平等旗帜下疯狂扑杀共产主义；苏联在向百姓许诺天堂的同时赐给了非天堂！孰是孰非？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是难以分清的。但罗森堡夫妇认定了目标。他们在美、苏两个水火不容的“超霸”较量之中何去何从，只听从于他们的理想，因此估计他们不会有什么负罪之感。可叹的是信仰这个东西有时会愚弄人的！忠诚的左翼人士紧跟理想的牵引勇往直前，或许会意外地走向自己希冀的反面而不自觉。我至今坚信罗森堡夫妇的正直善良坚毅，犹如我坚信格瓦拉的正直善良坚毅一样。而不幸的是，格瓦拉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还是苏多普拉托夫中将说得好。他以原子弹情报活动领导者的亲身经历感悟：“回首往事可以明显看出，罗森堡夫妇一案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掩盖了这个小组提供的原子武器科技情报的意义……对美国当局和苏联领导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理想，这在‘冷战’尖锐和反共产主义狂热时期对苏联是何等必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表现出自己是苏联的坚定追随者和朋友。”又说：“罗森堡夫妇在审讯和诉讼过程中表现出英雄主义精神。由于这一原因，我们的领导机关不再寻找替罪羊了。”
他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揭示：“罗森堡夫妇成了‘冷战’的牺牲品。美国人和我们都竭力从诉讼程序中捞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好处。有意思的是，在我国反犹太复国主义和揭露所谓‘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盛行之时，我们的宣传工具却指控美国当局借罗森堡夫妇一案导致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迫害犹太人。”
“冷战”的牺牲品！这一残酷的结论让我陷进了痛苦的思索。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惊一咋：从“罗森堡夫妇是冤枉的呀！”到“啊，原来他们当真是苏联间谍哪”！而是一种彻骨的悲凉！
牺牲品——这才是深层次的谜底，真正的真相。
那么，罗森堡夫妇是服罪还是殉难？他俩多年来的作为是否有助于人类的进步？在他们赴死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不仅仅赞赏同情或谴责鄙夷，而是冷静客观地作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公正判断？
于是，我仔细梳理资料，让思绪的触角穿越时空，伸进历史的幽秘隙缝去寻寻觅觅……
寻觅中，最扎人心肺的就是苏多普拉托夫揭示的“牺牲品”那三个字。
上述这位克格勃中将说，“我觉得在美国起诉罗森堡夫妇一案导致了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滋长”。接着他承认：我们利用了这一点，成了苏联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宣传活动的有利因素之一”（这个理事会是苏联掌控的）。“老大哥”的这种贼喊捉贼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反犹，这并非希特勒的“专利”。它源远流长历程曲折，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述。简要说来，反犹浪潮及反犹大屠杀，早在中世纪，西欧各国就开始了。在俄苏，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时期，或反对禁止或猖獗盛行，全凭政治利益所需而随时变动。列宁痛恨反犹主义。他在沙俄倒台之后十月革命前夕就向全国宣告，受尽沙皇制度压迫的犹太人已经解放了。斯大林也谴责反犹主义是极端的种族沙文主义、“最危险的弱肉强食现象的残余”。于是犹太人纷纷投向苏维埃政权，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最多数，俄罗斯人反倒成了少数。为排斥异己，1937年斯大林就发动大清洗把党内犹太同志一一除尽。1947年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出人意料地坚决支持犹太人国家，是因为想拉拢以色列。后来以色列日益靠拢西方，苏联随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二战”期间斯大林授权贝利亚企图利用两名被捕的“崩得”（犹太社会民主联合会）领袖成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对方看穿其真正意图是想从西方骗取经济援助而拒绝，后来就被处决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另行设法成立后，领导人是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名演员米霍埃尔斯。他和费费尔（一个大间谍）被派出国去试探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的反应，借此争取西方百亿美元的资金以补偿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他们完成任务归来，可直到战争结束，建立犹太共和国的事音信全无。1946年斯大林假借帮助犹太人，实际上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机构内部建立苏联的间谍网。追求自由独立的犹太人日益密切与美国的关系使斯大林不安，此时，指望国外犹太商人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也已落空，斯大林于是决定终止利用苏联犹太人知识分子加强与世界犹太群体合作的计谋，将帮犹变为反犹，并把它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对在犹太世界声誉日隆的米霍埃尔斯更是忧心忡忡，就决定让他从人间蒸发。1948年1月的一天，有人把米霍埃尔斯骗到一所别墅（说有一位演员慕名要见见他），注射了毒针，再将他扔到一辆载重卡车车轮下，伪造成一起车祸。那卡车驾驶员是一名克格勃特工。
不必再记流水账了。这种种，用贝利亚儿子谢尔盖·贝利亚的话说：“从他（斯大林）的角度来说，这不过是政治游戏。无论是在他之前或之后，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像开阀门一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利用犹太人这张牌。而且不仅仅是在俄罗斯这样。可以说，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成了所有灾难的罪人……要知道这是如此方便：利用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
罗森堡夫妇是犹太人。也许正因此，他俩付出了生命。
没有疑问，信仰共产主义的罗森堡夫妇不是战争贩子而是和平信徒。跟当时所有左翼人士一样，认定苏联就是共产主义的实施者，是和平的支柱、人类的希望。因此追随苏联并为其服务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作为苏联间谍的罗森堡夫妇盗窃美国原子弹情报（事实上未曾盗到），我想，决不是为了让苏联去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遏制战争。
当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出生于1904年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后被誉为“原子弹之父”）被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戈罗夫斯将军（Gen. Leslie R. Groves）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
奥本海默预见到原子能用于和平的巨大潜力和用于军事的致命危险。他跟一大群持反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观点的科学家，都主张与同盟国家科学家中志同道合者分享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在各方平行掌握原子能秘密的基础上，形成国与国之间力量均衡，可以防止核战争，进而从根本上影响世界各国的政策和改变历史的进程。物理学家玻尔甚至企图说服罗斯福总统有必要与苏联科学家交流曼哈顿计划的秘密，以便加速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下面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奥本海默对这一主张是何等执著！1945年8月12日，美国官方出版物发表了有关原子弹装置的报告。事前，奥本海默和戈罗夫斯将军校阅了这份报告。但奥本海默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原因是，他认为报告里有虚假信息。而虚假信息将误导其他国家的原子能研究。
由此看来，罗森堡夫妇窃取原子弹情报跟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对于原子能研究成果应与盟国共享的主张没有两样，只不过前者采取了间谍的手段。也许人们并不知晓，奥本海默诸科学家同样是秘密情报（给苏联）的输送者（而且是有效的）。这里需补充一下：为了获取原子弹情报，苏联派出了大批特工，通过与“左”倾科学家们的妻子结交私人情谊等等不露声色的方式，悄悄接近了奥本海默这些正直的科学家，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们成了提供原子情报的源头。因为科学家们不是间谍，不能把他们出于良好愿望与同行交流（比如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瑞典科学家）视为出卖祖国的行为。
而真正有效地把原子弹情报递送给苏联的是超级间谍克拉乌斯·福克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物理学家。1933年福克斯逃避希特勒迫害到英国避难，随后成为“曼哈顿计划”英国专家组里唯一遭受纳粹集中营威胁的人，因而受到奥本海默的特别信任，被允许接触与他根本无关的研究资料。为此，奥本海默还经常跟戈罗夫斯将军剧烈冲突，因为后者不允许把研究实验的综合性情报泄露给英国科学家。果然，福克斯成了苏联急需的绝密情报的有效提供者（另一名间谍是蓬杰科尔沃）。第一颗原子弹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组装成功仅仅十二天后，苏联就从华盛顿和纽约获得了原子弹装置的详细说明书。
福克斯是1950年在英国被捕的。我没有找到足够的材料，因此不知他是凭什么法道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联邦调查局轰动全球的原子弹间谍案没有因他而发，反倒落到了不甚相干的罗森堡夫妇头上！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难以简单地断定“是”与“非”的。比如说，合法的不一定是合情的，非法的也不一定是非正义的。1979年1月7日，越南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侵略。但分外怪异的是，柬埔寨人却自此把“1月7日”定为国家假日，届时放假一天。它的另一名字颇为吓人：“大屠杀逾越日”。因为这一天，越南军队把柬埔寨百姓从屠杀了百万同胞的波尔布特血腥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瞬间结束了世界史上统治集团对自己百姓的顶级残酷的大屠杀。柬埔寨首相洪森（即“云升”）等国家领导人至今依然认定越南攻占金边不是侵略而是解放。
罗森堡夫妇采取间谍行动，无非想助苏联一臂之力，帮它在原子技术方面赶上美国，好与之抗衡以求持久和平。事实证明，日后有了“蛋蛋”、有了核拳头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2年10月古巴危机之际，就敢挥舞着胖墩墩的手臂调侃：“嘿嘿，弄只刺猬塞到美国佬的裤裆里去！”大洋那边的“鹰派”约翰·肯尼迪也因有许多“蛋蛋”，就竖起食指龇着白牙警告：“你再不撤导弹，我动手了！”结果不管是北极熊还是山姆大叔，谁都不敢当真动作：这就叫相互制衡。
苏联人说过，1948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为阻止共产党在中国获胜，曾准备使用原子弹。又说过，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不大可能对苏联进行核袭击，因为要到1955年，美英才能制造出足够核武器来消灭苏联。不知道这些仅是分析判断还是从情报中得知的事实。我只觉得，斯大林先生常常会制造一些假想敌来吓唬人，以利推行自己的路线。在下浅见：在苏美力量均等相互制衡时，核战不可能发生，因为谁也不是疯子。当“超霸”任何一方独占优势时，核战也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必要。可怕的是那些诸如波尔布特之流的小国恶霸，核力量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则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
回到罗森堡夫妇身上来。那么，他们究竟是对是错？我试着自己回答：对他们所属的国家来说，错了；对他们自己的信仰来说，没错；对人类利益来说，无效；对我辈百姓来说，悲哀。
末了再提一个问题：罗森堡夫妇为什么要帮苏联（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苏美是盟国）？因为苏联体制真的是造福百姓的理想社会模式吗？如果是，全世界有识之士为什么要齐声欢呼柏林墙的倒塌？
【本文所据材料除在文内注明者外，分见：［美国］凯恩·博斯特尔：《FBI——联邦调查局档案》、［俄罗斯］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以上东方出版社）、［乌克兰］谢尔盖·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以及有关犹太人历史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