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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滕尼斯1881年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最早提出了精神共同体这一概念，从目前可见的文献来看，我国最早较为系统地对精神共同体进行研究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0届博士研究生韩洪涛，他的博士论文《转型期中国的精神共同体研究》紧密联系转型期的中国实际，系统梳理了中西方有关精神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脉络、实践路径，在把脉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精神共同体建设进行了未来期许。这篇博士论文既有理论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可触摸感，使笔者感到振奋的是，在对精神共同体这一理论问题进行深思的同时，我们会由衷地感到以精神共同体审视当下转型期的中国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笔者认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幸福社会的实现其奥妙就在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西对比：精神共同体的理论解读与时代阐释
韩洪涛在引出精神共同体这一论题时没有单纯作概念演绎，而是紧扣时代背景对精神共同体进行理论解读。这些时代背景，一是古今中外有关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烙印，二是当下转型期中国的时代特色。他对中西方思想家、社会学家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为论述中国的精神共同体建设作了必要铺垫。
滕尼斯指出，共同体中包括三种不同形式的结合：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发展阶段，是人们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的结合体，需要由共同的信仰和习惯来维系。韩洪涛认为，精神共同体是一个既符合西方社会学研究规范，又具备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概念。进而带着这一概念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如下阶段：部落共同体——亚细亚式共同体——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式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先前哪种共同体形态，终究都要消亡，取代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共同体——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精神主宰社会的发展——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在这一框架下，韩洪涛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比了滕尼斯、马克斯·韦伯、吉登斯、鲍曼等西方学人提出的有关共同体的概念，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滕尼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家、儒家、墨家以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精神共同体设计，进而走进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并对毛泽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共同体进行评述。
2005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布局，在中央提出社会建设问题之后，探索中国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的使命。韩洪涛研究发现，社会建设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从中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路来看，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依靠法律、制度，而更多的是要依靠“构筑价值认同”的共同意识，从而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精神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现实问题的互动性思考。那么，中国构建精神共同体要面临怎样的挑战？
现实观照：中国精神共同体建设的客观背景
韩洪涛对转型期的中国从思想层面进行了问题把脉，认为当下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精神塌陷”。正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是“被动地卷入”而非“主动地开始”，现代性为转型期的中国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重新积累，社会分化走向两极，出现“断裂社会”的趋势与危险。还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始触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深水区，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过去压抑和束缚的各种各样需求的释放，社会的贫富分化”等，以矛盾、冲突、犯罪、治安事件、安全事故等形式表现出来。
转型期中国“精神塌陷”的另一个表现是信仰危机。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使儒学在中国的信仰地位遭到了重创，“文化大革命”更使儒学“土崩瓦解”，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加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共同理想的同时，中国人已经能够对信仰进行多样选择和多样表达，但仔细观察又会发现，文化信仰的失落或危机导致一部分人政治信仰“空洞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反社会化”，整个社会信仰的“无意义”和“拜金主义化”是目前我国文化信仰面临的严重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断裂”，表现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大幅增加。信仰危机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还对精神共同体进行消解，“一旦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任的世界里，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
分析转型期我国“精神塌陷”的原因，韩洪涛认为：体制转型是制度性诱因，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信仰迷茫是文化性因素，在转型期中国，多种文化发生交融和碰撞，共同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影响；公共精神缺失是社会性基础，“公共责任感缺失症”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病”。
实践探索：中国精神共同体建设的路径考察
面对转型期中国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韩洪涛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出发，对转型期的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进行了路径考察。他提出，这一共同体的信仰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信仰重建上，韩洪涛认为，不是要去重新寻找和确立新的信仰对象，而是要对已有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作出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理解、阐释、重新论证或构架。具体来讲，一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下兼容其他有益的社会信仰，三是在理性指导下追求信仰。在文化引领与价值导向方面，一是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共同理想；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导向。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一是以社区为基础建设精神共同体，二是以民间组织为纽带建设精神共同体，三是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建设精神共同体，从而实现从生活共同体到精神共同体的升华和转化。显然，对未来社会精神共同体的期许仍然回到了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而现阶段转型期的中国强调的则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韩洪涛从精神共同体的角度论述社会建设问题，在国内尚属首次。从精神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到对历史上精神共同体思想的总结，从转型期中国精神共同体的消解原因的分析到精神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的建构，韩洪涛都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尤其重要的是，他把精神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最高层次加以论证，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共同体的解释模型，对于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意义重大，富有很强的创新性。
话题延伸：从精神共同体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精神共同体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思考当下中国精神共同体的构建，需要首先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对转型期中国“精神塌陷”状况的影响。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为什么？如果将经济发展视为“把蛋糕做大”的话，那么今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分好蛋糕”。邓小平早有预言：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解决。邓小平在晚年十分关心分配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蛋糕分不好人们就会骂娘，因为蛋糕一旦分不好人们就会分心，就会出现前文所说的社会“断裂”。
反过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可以将社会特别是经济关系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只有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是显见的，许多问题表现得还异常剧烈，社会冲突更加激化，政府的维稳成本逐年增加。何以解决这些不断出现的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建设、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要想深层次化解社会矛盾，达成社会和谐，就必须走进人的信仰层面，亦即在精神上达到和谐。精神共同体在西方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可以作为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社会的学术新视角。也就是说，解决社会“断裂”问题光靠发展经济、法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人们信仰的严重缺失，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这也是转型期中国对精神共同体的强烈呼吁。
这一凝聚人心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了这一共同的目标，才能促使社会从分化走向整体，从“断裂”走向融合。那么，当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凝聚点，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念与中国国情的具体结合，它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的集中体现，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能够获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
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是有传统优势的，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的鲜活力量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人的生命体验。比如，作为生命的存在，人们渴望安定，人心思定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再比如，中国人向来注重家庭生活，“父母在，不远游”更是中国人对血缘亲情的无比重视。还比如，同舟共济使中华民族克服了一个个自然灾难或外敌劫难，在四川汶川地震面前，“骨肉情、同胞情”使中华民族爆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亿万普通中国人最淳朴、最真挚的爱心汇集成伟大的民族力量，谱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
由此我们更加坚信，以精神共同体的视角审视转型期的中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同时构筑的也是更加有秩序的和谐社会。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
责编：路 童
中西对比：精神共同体的理论解读与时代阐释
韩洪涛在引出精神共同体这一论题时没有单纯作概念演绎，而是紧扣时代背景对精神共同体进行理论解读。这些时代背景，一是古今中外有关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烙印，二是当下转型期中国的时代特色。他对中西方思想家、社会学家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为论述中国的精神共同体建设作了必要铺垫。
滕尼斯指出，共同体中包括三种不同形式的结合：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发展阶段，是人们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的结合体，需要由共同的信仰和习惯来维系。韩洪涛认为，精神共同体是一个既符合西方社会学研究规范，又具备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概念。进而带着这一概念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如下阶段：部落共同体——亚细亚式共同体——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式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先前哪种共同体形态，终究都要消亡，取代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共同体——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精神主宰社会的发展——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在这一框架下，韩洪涛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比了滕尼斯、马克斯·韦伯、吉登斯、鲍曼等西方学人提出的有关共同体的概念，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滕尼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家、儒家、墨家以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精神共同体设计，进而走进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并对毛泽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共同体进行评述。
2005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布局，在中央提出社会建设问题之后，探索中国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的使命。韩洪涛研究发现，社会建设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从中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路来看，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依靠法律、制度，而更多的是要依靠“构筑价值认同”的共同意识，从而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精神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现实问题的互动性思考。那么，中国构建精神共同体要面临怎样的挑战？
现实观照：中国精神共同体建设的客观背景
韩洪涛对转型期的中国从思想层面进行了问题把脉，认为当下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精神塌陷”。正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是“被动地卷入”而非“主动地开始”，现代性为转型期的中国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重新积累，社会分化走向两极，出现“断裂社会”的趋势与危险。还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始触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深水区，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过去压抑和束缚的各种各样需求的释放，社会的贫富分化”等，以矛盾、冲突、犯罪、治安事件、安全事故等形式表现出来。
转型期中国“精神塌陷”的另一个表现是信仰危机。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使儒学在中国的信仰地位遭到了重创，“文化大革命”更使儒学“土崩瓦解”，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加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共同理想的同时，中国人已经能够对信仰进行多样选择和多样表达，但仔细观察又会发现，文化信仰的失落或危机导致一部分人政治信仰“空洞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反社会化”，整个社会信仰的“无意义”和“拜金主义化”是目前我国文化信仰面临的严重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断裂”，表现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大幅增加。信仰危机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还对精神共同体进行消解，“一旦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任的世界里，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
分析转型期我国“精神塌陷”的原因，韩洪涛认为：体制转型是制度性诱因，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信仰迷茫是文化性因素，在转型期中国，多种文化发生交融和碰撞，共同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影响；公共精神缺失是社会性基础，“公共责任感缺失症”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病”。
实践探索：中国精神共同体建设的路径考察
面对转型期中国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韩洪涛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出发，对转型期的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进行了路径考察。他提出，这一共同体的信仰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信仰重建上，韩洪涛认为，不是要去重新寻找和确立新的信仰对象，而是要对已有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作出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理解、阐释、重新论证或构架。具体来讲，一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下兼容其他有益的社会信仰，三是在理性指导下追求信仰。在文化引领与价值导向方面，一是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共同理想；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导向。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一是以社区为基础建设精神共同体，二是以民间组织为纽带建设精神共同体，三是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建设精神共同体，从而实现从生活共同体到精神共同体的升华和转化。显然，对未来社会精神共同体的期许仍然回到了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而现阶段转型期的中国强调的则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韩洪涛从精神共同体的角度论述社会建设问题，在国内尚属首次。从精神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到对历史上精神共同体思想的总结，从转型期中国精神共同体的消解原因的分析到精神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的建构，韩洪涛都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尤其重要的是，他把精神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最高层次加以论证，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共同体的解释模型，对于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意义重大，富有很强的创新性。
话题延伸：从精神共同体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精神共同体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思考当下中国精神共同体的构建，需要首先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对转型期中国“精神塌陷”状况的影响。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为什么？如果将经济发展视为“把蛋糕做大”的话，那么今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分好蛋糕”。邓小平早有预言：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解决。邓小平在晚年十分关心分配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蛋糕分不好人们就会骂娘，因为蛋糕一旦分不好人们就会分心，就会出现前文所说的社会“断裂”。
反过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可以将社会特别是经济关系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只有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是显见的，许多问题表现得还异常剧烈，社会冲突更加激化，政府的维稳成本逐年增加。何以解决这些不断出现的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建设、制度建设固然重要，但要想深层次化解社会矛盾，达成社会和谐，就必须走进人的信仰层面，亦即在精神上达到和谐。精神共同体在西方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可以作为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社会的学术新视角。也就是说，解决社会“断裂”问题光靠发展经济、法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人们信仰的严重缺失，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这也是转型期中国对精神共同体的强烈呼吁。
这一凝聚人心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了这一共同的目标，才能促使社会从分化走向整体，从“断裂”走向融合。那么，当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凝聚点，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念与中国国情的具体结合，它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的集中体现，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能够获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
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是有传统优势的，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的鲜活力量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人的生命体验。比如，作为生命的存在，人们渴望安定，人心思定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再比如，中国人向来注重家庭生活，“父母在，不远游”更是中国人对血缘亲情的无比重视。还比如，同舟共济使中华民族克服了一个个自然灾难或外敌劫难，在四川汶川地震面前，“骨肉情、同胞情”使中华民族爆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亿万普通中国人最淳朴、最真挚的爱心汇集成伟大的民族力量，谱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
由此我们更加坚信，以精神共同体的视角审视转型期的中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同时构筑的也是更加有秩序的和谐社会。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
责编：路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