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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社的简介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作为响应，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
二、创造社的主要代表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三、前期创造社的自我认知
前期创造社作家主要是由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蜕变而成，留学体验是促成他们创作活动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背景”。
对于前期创造社作家精神心理的勾描举目繁多，诸如孤独、自卑、焦虑、迷惘、感伤、颓废等等，但是，如果不把它放到整体的综合研究格局之中，那么这一研究对象很难被理解。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最初留学日本的时候，他们的动机都不在文学，他们选择的是理工医科，但是这一群体最终实现了弃学从文的转向。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与十年前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弃医从文相比，前期创造社作家就显得优柔寡断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认知观念的变化而果敢地抛弃学业。虽然郭沫若、张资平1918年就提出了出版一份“纯粹的文学杂志”的想法，但他们仍按部就班地进入了大学，继续自己理工医科的学业，在这期间又不得不为学业与兴趣不合的矛盾所扰。郁达夫尽管鼓吹文艺的“天才”论调，但他始终难掩 走上文学道路的落寞情怀。所以单纯用“弃学从文”的模式显然不能突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
很大程度上来说，应该是他们的自我认知。郁达夫将自己比喻成“零余者”，在《蜃楼》中他借主人公陈逸群之口说“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一出毫无意义的悲剧，而这悲剧的酿成，实在也可以说是时代造出来的恶戏。自己终究是一个畸形时代的畸形儿。”郭沫若说他的孩子是“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张资平自喻为“丧失了轨道的星球”，本来立志要研究科学，但结果却像“一根浮萍”。
一种“留学误我”的情绪在这一群体身上蔓延，使他们不能对自己形成理性的认知与评价，造成自身的犹疑与缱绻，这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者在社会转型时期，角色转换与选择的艰难、尴尬。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留学专业选择的失败。因为他们当初留学日本的时候，一方面，晚清以来“实业救国”的潮流余绪未尽，这种观念深置人心;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刚刚成立，需建设之才，引起学子们报效国家的热诚。在此影响下，他们也都选择了理工医科，但事实证明他们并非这方面的人才，最后学业不成，大多是半吊子的水平。造成对中国社会情境的疏离，自身知识分子责任观念的淡化，徘徊在中日文化的夹缝间，他们内心总怀着一种自我认同的焦虑。不同于鲁迅弃医从文是找到了更坚定的自我信念与人格范型，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志业选择问题上要面对的是信念与价值的虚空，因此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选择提供比较理性的话语阐释。
四、后期创造社与“实践”
创造社在后面阶段表现出了“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是中国最早系统性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社团，但其主力成员大都修习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出身，而并非专门的文学家。学界对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认识，仍基本来源于他们的文学理论文章，而对他们同期所创作的数量不少的哲学论文缺少关注。事实上，对后期创造社的文学思想以及他们深度介入的“革命 文学”论争，如果不能辅之以考察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理论作品，就不能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由于后期创造社的主力成员大都是学习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出身，而并非专门的文学家，他们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权宜性和偶然性，提倡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才是他们真正的理论兴趣所在，其文学理论相对于他们的哲学理论也有明显的依附性。但学界对后期创造社文学理论的认识，仍基本局限于他们文学方面的文字，而对他们同期所创作的数量不少的哲学文章缺少关注。
事实上，后期创造社在哲学方面所重点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也正是他们若干文艺思想的根基所在。实践，是后期创造社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的实践理论，虽然还更多停留于表层，但仍因与时人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而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后期创造社与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的论争、与鲁迅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李初梨说：“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時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这难免使人以为李初梨是要求作家同时从事具体的革命活动，其实并不尽然。在后期创造社诸人的理论体系中，实践有着更丰富的涵义：“我们知道，社会构造的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是互相为用的，挖墙脚是我们的进攻，揭屋顶也是我们的做法。有产者既利用一切艺术为他的支配工具，那么文学当然为无产者重要的战野。”既然文学本身就是战场，那么文学家不必“直接行动”，也完全可以做一名革命家了。类似论述，在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笔下十分多见。
当后期创造社成员掌握了对“感性”实践的认识之后，他们开始自觉使用实践的眼光去检视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并认识到人类只能把握通往绝对真理之途中的相对真理。应该说，作为一个同时在提倡唯物论真理性的群体，能够生发出这样的阐释，是较远地离开了教条主义的。虽然他们未能很好地将这一逻辑贯穿下去，但通过论证，“实践”还是一方面打破了绝对真理观的迷妄，另一方面打破了决定论对个人意志的绝对控制。也正基于这种认识，后期创造社成员不仅批判了太阳社的革命文学理论的反映论内容，同时十分难得地对属于同一阵营、且对其多有倚重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的“留声机器”说法做了多次批判。
结语
创造社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作为响应，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
二、创造社的主要代表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三、前期创造社的自我认知
前期创造社作家主要是由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蜕变而成，留学体验是促成他们创作活动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背景”。
对于前期创造社作家精神心理的勾描举目繁多，诸如孤独、自卑、焦虑、迷惘、感伤、颓废等等，但是，如果不把它放到整体的综合研究格局之中，那么这一研究对象很难被理解。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最初留学日本的时候，他们的动机都不在文学，他们选择的是理工医科，但是这一群体最终实现了弃学从文的转向。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与十年前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弃医从文相比，前期创造社作家就显得优柔寡断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认知观念的变化而果敢地抛弃学业。虽然郭沫若、张资平1918年就提出了出版一份“纯粹的文学杂志”的想法，但他们仍按部就班地进入了大学，继续自己理工医科的学业，在这期间又不得不为学业与兴趣不合的矛盾所扰。郁达夫尽管鼓吹文艺的“天才”论调，但他始终难掩 走上文学道路的落寞情怀。所以单纯用“弃学从文”的模式显然不能突出这一现象的复杂性。
很大程度上来说，应该是他们的自我认知。郁达夫将自己比喻成“零余者”，在《蜃楼》中他借主人公陈逸群之口说“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一出毫无意义的悲剧，而这悲剧的酿成，实在也可以说是时代造出来的恶戏。自己终究是一个畸形时代的畸形儿。”郭沫若说他的孩子是“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张资平自喻为“丧失了轨道的星球”，本来立志要研究科学，但结果却像“一根浮萍”。
一种“留学误我”的情绪在这一群体身上蔓延，使他们不能对自己形成理性的认知与评价，造成自身的犹疑与缱绻，这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者在社会转型时期，角色转换与选择的艰难、尴尬。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留学专业选择的失败。因为他们当初留学日本的时候，一方面，晚清以来“实业救国”的潮流余绪未尽，这种观念深置人心;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刚刚成立，需建设之才，引起学子们报效国家的热诚。在此影响下，他们也都选择了理工医科，但事实证明他们并非这方面的人才，最后学业不成，大多是半吊子的水平。造成对中国社会情境的疏离，自身知识分子责任观念的淡化，徘徊在中日文化的夹缝间，他们内心总怀着一种自我认同的焦虑。不同于鲁迅弃医从文是找到了更坚定的自我信念与人格范型，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志业选择问题上要面对的是信念与价值的虚空，因此他们不可能为自己的选择提供比较理性的话语阐释。
四、后期创造社与“实践”
创造社在后面阶段表现出了“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是中国最早系统性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社团，但其主力成员大都修习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出身，而并非专门的文学家。学界对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认识，仍基本来源于他们的文学理论文章，而对他们同期所创作的数量不少的哲学论文缺少关注。事实上，对后期创造社的文学思想以及他们深度介入的“革命 文学”论争，如果不能辅之以考察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理论作品，就不能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由于后期创造社的主力成员大都是学习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出身，而并非专门的文学家，他们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权宜性和偶然性，提倡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才是他们真正的理论兴趣所在，其文学理论相对于他们的哲学理论也有明显的依附性。但学界对后期创造社文学理论的认识，仍基本局限于他们文学方面的文字，而对他们同期所创作的数量不少的哲学文章缺少关注。
事实上，后期创造社在哲学方面所重点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也正是他们若干文艺思想的根基所在。实践，是后期创造社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的实践理论，虽然还更多停留于表层，但仍因与时人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而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后期创造社与革命文学社团太阳社的论争、与鲁迅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李初梨说：“我们的文学家，应该同時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仅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且实践地在变革‘社会生活’。”这难免使人以为李初梨是要求作家同时从事具体的革命活动，其实并不尽然。在后期创造社诸人的理论体系中，实践有着更丰富的涵义：“我们知道，社会构造的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是互相为用的，挖墙脚是我们的进攻，揭屋顶也是我们的做法。有产者既利用一切艺术为他的支配工具，那么文学当然为无产者重要的战野。”既然文学本身就是战场，那么文学家不必“直接行动”，也完全可以做一名革命家了。类似论述，在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笔下十分多见。
当后期创造社成员掌握了对“感性”实践的认识之后，他们开始自觉使用实践的眼光去检视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并认识到人类只能把握通往绝对真理之途中的相对真理。应该说，作为一个同时在提倡唯物论真理性的群体，能够生发出这样的阐释，是较远地离开了教条主义的。虽然他们未能很好地将这一逻辑贯穿下去，但通过论证，“实践”还是一方面打破了绝对真理观的迷妄，另一方面打破了决定论对个人意志的绝对控制。也正基于这种认识，后期创造社成员不仅批判了太阳社的革命文学理论的反映论内容，同时十分难得地对属于同一阵营、且对其多有倚重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的“留声机器”说法做了多次批判。
结语
创造社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