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并不是在伊朗境内旅游的好日子。灰黄色砖构建筑和少许点缀其间的萨法维、恺迦时期的园林，勾勒出一幅更加萧瑟的加兹温街景。
　　这是2015年年初，我打算沿着伊利汗（ilkhan，指蒙古人在伊朗建立的汗国的统治者）冬、夏两季的巡游路线做一次考察。为了至少能在形式上稍许贴近“游牧”的风格，我决定沿途尽可能搭乘短途公交，比较随性地安排每天的行程，并尽可能选择为当地人而非旅游者服务的客栈。

“晃火儿月良”

　　从德黑兰往西北走，加兹温是沿途的第一座大城市。在古代，它主要是作为连接伊朗西北部和高加索、黑海以及鲁姆地区的商业枢纽。
　　然而，坚持游牧生活的蒙古人在统治伊朗半个多世纪后，却仍然遵循古老的生活习惯，偏爱在西北部的寒冷草原（大部分在伊朗西阿塞拜疆省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随季节变换而巡游。因此，离开加兹温往北，“伊利汗之路”才算是真正开始。
　　从地图上看，加兹温北方最近的一个旧蒙古人城市是苏丹尼耶。该地名的字面意思是“苏丹的城市”，在《元史》中则被译作“孙丹尼牙”。而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1566），尽管自从永乐朝之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使节亲身游历过此地，但陕西地方官员主持编写的《西域土地人物略》仍然把它当作西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加以著录，只不过其名字被按照明代汉语的读音改写成了“琐力旦城”。而明代编写者还煞有介事地在下面加了一段注释说，该城中有“缠头回回”种田。

　　前往苏丹尼耶的道路空旷而略显荒凉，毕竟今天它只是一个人口不过5000（2012年统计）的小镇。车窗外是一大片平坦的、被浅浅黄褐色草皮覆盖的旷野。公路两侧的隔离树篱稀疏而幼弱，根部还留有前几天积起的残雪。远处连续的山丘，则是分割里海和内陆的厄尔布鲁士山脉。云层压得很低，只在某些低豁的山口处透出太阳的亮光。
　　在蒙古统治时代，苏丹尼耶所在的这片平原就已经是伊利汗四季巡游路线的中心节点。蒙古宫廷和日常随行的一干扈从，通常在苏丹尼耶附近的草原驻夏，再缓慢地向西移往马拉盖。通常，在驻夏时君主还会召集其身边的护卫和亲信在草原上举行狩猎活动。根据游牧政权的传统，这种狩猎不仅是单纯的娱乐，也带有军事演习的意味。同时，这也是君主和其手下军事将领、各个向其效忠的部落首领们商议国是，以及增进私人情感的场合。蒙古人对此地眷恋甚深，甚至用蒙古语重新命名了各处地名。
　　我所经过的这片草原，当时被称作“”，按照元代人的译法可以写作“晃火儿月良”（或“黄兀儿玉良”）。清人编写的辞书《西域同文志》解释该词义为“土色黄，多柔草，故名”，倒是非常符合眼前的实际情景。无独有偶，在今天阿拉善左旗北部的洪格日鄂楞，同样有一处在元代被称为“晃火儿月良”的草原。这个草场也同样位于元代连接内地到漠北的交通要道上。可见，虽然身处西亚，蒙古人仍然继承了如何选择合适地理环境的知识，并以相同的方式为它们命名。

改宗伊斯兰

　　在苏丹尼耶还未建立的时候，也就是最初几任伊利汗在位时期，蒙古人已经开始在自己统治的核心区域规划、建造小规模城市。这些城市功能多少带有象征性，被用来彰显统治者的崇高地位。其选址也往往直接利用废弃的古代拜火教寺庙，或者萨珊时期宫殿的遗址。至于蒙古统治者本人，则更乐于居住在传统的游牧帐篷内。
　　君主的宫廷远离传统定居点，也很好地隔离或者说减缓了蒙古人上层接触并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机会。而在当时伊朗本土的知识分子看来，伊利汗的宫廷充斥着“异教”的气味。其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仆从、工匠，甚至还有自汉地和西藏千里迢迢迎请来的佛教僧侣。
　　中国文化在伊利汗国的遭遇，反映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对外来文化的冲突、接纳和调适;也可以概括成是一个由显到隐，由意识观念到寻常日用，由具体物象到符号象征的转变过程。
　　在伊利汗统治前期，由于皇室的推崇，建立伊利汗国的旭烈兀年轻时即对汉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甚至在率军西征之后，仍然扮演着儒学学者、汉地僧侣和藏传喇嘛等群体的赞助者角色。而旭烈兀率领的西征大军，充斥着中国士兵、工匠和各色后勤、管理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此后就驻扎在阿塞拜疆地区，并逐渐融入本地社会。
　　中国移民也把善于耕作的天赋带到了伊朗。合赞汗时期的波斯宰相拉施特曾谈到，住在忽伊的“契丹人”在当地种植谷子，并将这种农作物传播到大不里士等地。而驻扎在西阿塞拜疆省木干地方的中国移民，不仅把绿豆移植到当地，还带来了制作绿豆粉条的技艺。这种新奇的食品使拉施特感到好奇。他非常准确地记载道，中国人从绿豆中提取淀粉，再做成粉条煮食。
　　而为了满足这些新移民的精神需求，伊利汗还下令在伊朗各地建造佛教庙宇。考古发掘也证实，在阿剌塔黑（今阿塞拜疆共和国纳赫切万东北）、忽伊、大不里士和马拉盖等地，都曾发现伊利汗国时期新建的佛寺遗址。而在苏莱曼宝座的考古工作，更是发现了大量木质构建的遗存。研究者认为，这些木质构建来自模仿中国风格的多柱式建筑。由于伊利汗希望模仿大都的大汗宫殿式样，因此借用中国式建筑和装饰成了一时流行的时尚。 　　但自从合赞汗宣布改宗伊斯兰教后，中国元素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褪色。佛寺被大规模改作清真寺或直接毁弃，汉字在伊利汗国官方层面的应用几乎消失。1305年完者都决定在如今的苏丹尼耶兴建新都，其动机也从模仿元朝大汗的威仪，转向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争夺伊斯兰世界的正统。对于苏丹尼耶所对标竞争的城市，同时代的史家就已提供了几种不同说法。一说是马穆鲁克控制下的叙利亚中心城市大马士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要在形制规模上与圣城汉志（Hejaz）相匹敌。

苏丹完者都陵墓

　　出租车驶入苏丹尼耶，街道略显破旧，两边是一些和德黑兰郊县格局差不多的小商铺。但车一开出短短的城区干道，高台上由低矮砖墙围绕着的一座八角形圆顶建筑立刻映入视野，这就是被称为“苏丹完者都陵墓”的建筑。
　　它占据整片地区的最高点，用陶片装饰的天青色圆顶，即使在当日昏沉的天空下也仍然色彩鲜明。这是苏丹尼耶城仅存的一座主体建筑。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从陵墓周围散布方格的地基估测旧城的规模。即便是陵墓本身，据研究者考证也已历经岁月的摧折，原本围绕着拱顶的八座塔柱的顶龛皆已毁损。
　　陵墓本体与四个拱廊相连，这是典型的“伊万”式结构，即伊斯兰建筑中一种长方形带拱顶的建筑样式。而每一面的门楣处都装饰有繁复的、被称为“穆卡纳斯”的蜂窝状拱顶。陵墓内部共有三层，第二层是苏丹尼耶研究和考古办公室。听说我的专业是蒙古史，一男两女三位专家热情接待了我。他們不仅允许我抄录办公室内收藏的研究书目，还将陵墓维修时拍摄的各细部照片复制了一份给我。

　　旭烈兀率领的西征大军，充斥着中国士兵、工匠和各色后勤、管理人员

　　为完者都汗写作的编年史里，有一整章称颂其陵墓“堪与青空并美……能令苍翠掩映的峰峦与尘土覆盖的山丘竞惭形秽，也使天堂秘苑相形失色”，又称“该建筑的地板与中庭，镶嵌着各色红、蓝宝石，以及柚木、沉香、黄金、乌木和象牙的装饰板”。而我们从特写照片可以看到，陵墓内部确实到处装饰着由青金石、琉璃和烧制陶片镶嵌而成的几何图案和《古兰经》格言，以及饰有浮雕的木质屏风。

　　完者都陵墓的风格，继承了传统伊朗式拱顶建筑的传统，但蒙古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柏林收藏的迪茨画册中，有一幅描绘年轻蒙古王子在毡帐内学习《古兰经》的册页。画中毡帐收束的顶部，神似建筑的拱顶。而无论是帐内悬挂的蓝色库法体条幅，还是帐篷上的装饰图案，也都能在完者都陵墓中找到对应物。
　　比起上层空间的华丽，整座建筑的真正秘密却隐藏在其位于地下的墓室中。
　　据传说，完者都本人曾有意放弃历代蒙古汗王秘密埋葬的传统，希望将自己的棺椁安放在陵墓地下室内。而作为他皈依伊斯兰教和改宗什叶派的证物，他下令将先知穆罕默德的一束头发，以及什叶派圣人阿里和侯赛因的遗骸一同迁葬于苏丹尼耶陵墓中。此举象征着他本人完美继承了成吉思汗子孙、伊斯兰教保护人和什叶派信徒三位一体的身份。

　　完者都陵墓的风格，继承了传统伊朗式拱顶建筑的传统，但蒙古人的影响无处不在。

　　可以说，完者都陵墓是蒙古时代的真正遗产。和早年的伊利汗们将中国建筑风格带到伊朗一样，完者都陵墓所代表的伊斯兰建筑风格也反向传到了中亚和中国。河北省沽源县的元代阔里吉思墓，就有着相似的长方形带圆拱顶风格。尽管在当地的民间传说里，它被附会成辽圣宗之母萧太后的“梳妆楼”，但其样式无疑是西亚而非契丹式的。而约100年后（1405年），由帖木儿的子孙在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斯坦省建立的“火者·牙萨维墓”，同样反映出完者都陵墓建筑形制的影响。
　　不过，在今天伊朗的历史教育中，对蒙古人统治时期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伊朗在近代和当下的种种屈辱、受挫的历史，则往往被归因于蒙古征服带来的破坏。在和陵墓保护办公室的专家交谈时，我问他们如何评价完者都在伊朗历史中的地位？他们回答，他因是第一个皈依什叶派的蒙古汗而获得了较为正面的评价。
　　“那么，如何评价他的继任者不赛因汗呢？他可是在伊朗在位时间最久的蒙古汗。”他们互相讨论了一会说：“Heech（他什么也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