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20年，世界各国相继发起针对互联网平台巨头的反垄断调查。2021年初，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强制关停特朗普账号的行为，再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于互联网平台权力边界的讨论。早在2016年，《文化纵横》就曾策划专题探讨互联网平台帝国的崛起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几年过去，互联网平台已经从当年“庞大但无序”的新生现象，发展为拥有实质性“权力”和“领地”的技术巨头。它们集中了大量技术、数据和财富，并持续影响和改造着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甚至开始引起公众的疑惧。在公共讨论中，人们习惯以“平台垄断”来指称互联网平台对相关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垄断”一词的内涵在这里已经越出了经济学的原初界定。本期封面选题对平台垄断的审视，就是在这样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展开的。
　　刘晗在《平台权力的发生学》一文中指出，平台逐渐获得把控市场准入、制定资源配置规则与进行实际规制的支配能力，形成了无法被传统政治学“国家-私主体”或“权力-权利”的二元框架定义的“私权力”。平台不断吸收用户、扩张领域以求自我发展的动力，则是平台权力不断扩张的内在机制。陈永伟的《什么是互联网平台垄断？》一文则发现，由于平台的功能是促成大规模的交易，因此一个成功的平台往往聚集了大量不同的市场主体，且客观上担任着制定市场规则的“守门人”角色。平台自身的这些特性，正是平台易于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内因。
　　互联网平台权力的持续扩张，给以政府为中心、以国境为边界的傳统治理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樊鹏、李妍在《驯服技术巨头：反垄断行动的国家逻辑》一文中指出，平台的技术和权力特征，使它们拥有甚至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能力”，也跨越了传统政府的治理辖区。现阶段各个主权国家对平台巨头发起的调查，是主权国家宣示和捍卫自身任务和组织目标的必然反应。唐毅南《金融科技的辩证法：微观精确和宏观风险的平衡之道》一文，关注的则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凭借数字技术进入金融领域背后隐藏的风险。尽管金融科技的确可以在微观层面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在宏观层面依然无法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领域的数字科技对算法黑箱和历史数据的技术依赖，不但难以识别某些结构性变化，更是在制造新的不稳定性。
　　当然，互联网平台与传统治理体系的关系，并不必然走向“你进我退”这一死胡同，而是也有可能朝着共同演化的方向发展。正如刘典《数字人民币：数字经济的生态重构与全球竞争》一文所展示的，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正是主权国家积极参与数字生态构建的体现。对数字空间的治理能力，也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要维度。唐毅南则认为，从治理宏观金融风险的角度看，规范和引导混业经营巨头构建良性的商业模式，也许比监管其业务合规性更有效。
　　身处信息化时代，在塑造和开拓新的市场、便利人们的工作生活以及推动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数字信息技术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效率的角度考量，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提供“信息公共物品”上更具优势。但私人部门天生的逐利倾向，却可能导致这些企业的行动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这一根本矛盾，决定了平台既是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又是公共治理的对象;它们的技术创新既为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又给公共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本期对于平台垄断问题的讨论，正是为了破解这一根本矛盾，探索治理互联网平台巨头、引导它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可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