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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是激进思潮集中爆发的时期，其主要表征是整体性的反传统和整体性的西方化。立足当代语境，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五四激进思潮的历史价值，也应该看到它多方面的缺失。五四激进思潮的缺失主要包括：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民族文化的虚无意识、归咎于古人的无能心态、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的“弱人政策”以及总体性西化的“认知不足”等。
关键词：五四运动；激进思潮；反思
作者简介： 柴文华（1956—），男，安徽涡阳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代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现代伦理学派及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6JD720003；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哲学史学史”，项目编号：08D009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132-05收稿日期：2009-04-26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民族意识觉醒的政治运动，更是一次破旧立新的思想运动。五四时期也是激进思潮集中爆发的时期，那些新派的风云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展开了整体性反传统和整体性西方化的竞赛。90年后立足当代语境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尽管比较艰难，但依然是必要的。
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首要表征是整体性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这在陈独秀、鲁迅、吴虞、钱玄同、胡适、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都有体现。
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教、帝制与科学、民主冰炭难容，若存其一，必废其一，“绝无调合两存之余地”。他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刻批判，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陈独秀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是传统伦理和政治的基础，它以不平等、强制、服从为特征，扼杀了人们独立自主的人格。由三纲产生的忠、孝、节等道德规范不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主人道德，而是以服从为基础的奴隶道德。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与陈子龙、戴震同样的意思，他借一个“狂人”的口吻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儒家伦理文化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异化为杀人、吃人的工具，这种杀人、吃人的关键是杀掉和吃掉人心。
反孔宿将吴虞非常赞成鲁迅的说法，他在《吃人与礼教》中说：“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3］吴虞还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揭示了儒家伦理与专制主义的紧密联系，认为“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4］
钱玄同认为，铲除“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最彻底方法是“废除汉字”，这种主张最早见于吴稚晖在《新世纪》第４０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说道：“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对这种观点作了发挥，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钱玄同把废除汉字和中国的救亡图存与文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吴稚晖和钱玄同的这些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赞成，认为“循之进化之公例，恐终无可逃”。
被称做文化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的学说尽管有其“温和”之处，如主张“整理国故”，在墨家、名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去寻求中国学术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结合点，等等，但胡适思想的主流是激进的反传统，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足的文化，使得当时的中国“百事不如人”。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6］（P5），主张“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6］（P9），一句话，“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因此，它“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不注意真理的发见和技艺器械的发明”，“不想征服自然”，“不想改革制度”［6］（P10），等等。“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知足的文化造就了愚昧懒惰的民族，使我们今天“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7］（P458-459），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结果。
在吴稚晖看来，“一民族全体总和的道德，合千百年而衡评,谁实分两较高,便是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良；谁实较低,即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劣”［8］，即是说，国民素质决定着道德水平的高低。那么，中国当时的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如何呢？吴稚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说，“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便形成了如下这种状况：“只种民族的真相，还是只晓得擎了饭碗，歇工时讲讲闲话，完工后破被里一攒，一觉黄梁，揩揩眼眦再做工……他们只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迸，指甲里的污泥积叠……民族如此低劣，真要气破肚皮……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8］吴稚晖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所以道德水平自然也低下。
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另一显要表征是整体性的西方化。这在胡适、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胡适认为，建立在不知足的价值理念之上的西方近代文明接近于十全十美。他指出，西洋的近代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物质上的享受。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机械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9］（P317），文化上的不知足造就了奋进不止的民族。所以胡适对资本主义世界极为崇拜，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他还说，美国的劳工代表“站在大庭广众之中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等等。1930年，胡适还写了《漫游的感想》一文，谈了他对当时哈尔滨的一点感受。他认为，当时哈尔滨“道里”（原租界地）与“道外”的区别，就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区别。一边是电车、汽车，一边是人力车。租界里的一切都是好的、进步的，中国人管理的地方则是不好的、落后的。既然中国百事不如人，西方尽善尽美，那么出路很明显，就是走西方的路。他曾经号召人们“不要怕模仿”。从这一点出发，胡适表示完全赞成全盘西化。胡适宣传“全盘西化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只有走极端的道路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他认为，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中国旧文化的情性自然会使被全盘接受了的西方文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这就是说，只有主张极端，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化。这显然是与陈序经目的性的全盘西化论相区别的一种策略性或工具性的全盘西化论。
关键词：五四运动；激进思潮；反思
作者简介： 柴文华（1956—），男，安徽涡阳人，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代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现代伦理学派及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6JD720003；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哲学史学史”，项目编号：08D009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132-05收稿日期：2009-04-26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民族意识觉醒的政治运动，更是一次破旧立新的思想运动。五四时期也是激进思潮集中爆发的时期，那些新派的风云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展开了整体性反传统和整体性西方化的竞赛。90年后立足当代语境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尽管比较艰难，但依然是必要的。
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首要表征是整体性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这在陈独秀、鲁迅、吴虞、钱玄同、胡适、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都有体现。
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教、帝制与科学、民主冰炭难容，若存其一，必废其一，“绝无调合两存之余地”。他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刻批判，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陈独秀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是传统伦理和政治的基础，它以不平等、强制、服从为特征，扼杀了人们独立自主的人格。由三纲产生的忠、孝、节等道德规范不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主人道德，而是以服从为基础的奴隶道德。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方式表达了与陈子龙、戴震同样的意思，他借一个“狂人”的口吻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儒家伦理文化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异化为杀人、吃人的工具，这种杀人、吃人的关键是杀掉和吃掉人心。
反孔宿将吴虞非常赞成鲁迅的说法，他在《吃人与礼教》中说：“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3］吴虞还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揭示了儒家伦理与专制主义的紧密联系，认为“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4］
钱玄同认为，铲除“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最彻底方法是“废除汉字”，这种主张最早见于吴稚晖在《新世纪》第４０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说道：“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对这种观点作了发挥，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钱玄同把废除汉字和中国的救亡图存与文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吴稚晖和钱玄同的这些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赞成，认为“循之进化之公例，恐终无可逃”。
被称做文化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的学说尽管有其“温和”之处，如主张“整理国故”，在墨家、名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去寻求中国学术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结合点，等等，但胡适思想的主流是激进的反传统，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足的文化，使得当时的中国“百事不如人”。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6］（P5），主张“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认吃亏”［6］（P9），一句话，“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因此，它“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不注意真理的发见和技艺器械的发明”，“不想征服自然”，“不想改革制度”［6］（P10），等等。“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知足的文化造就了愚昧懒惰的民族，使我们今天“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7］（P458-459），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结果。
在吴稚晖看来，“一民族全体总和的道德，合千百年而衡评,谁实分两较高,便是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良；谁实较低,即此民族内的分子大半较劣”［8］，即是说，国民素质决定着道德水平的高低。那么，中国当时的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如何呢？吴稚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说，“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便形成了如下这种状况：“只种民族的真相，还是只晓得擎了饭碗，歇工时讲讲闲话，完工后破被里一攒，一觉黄梁，揩揩眼眦再做工……他们只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迸，指甲里的污泥积叠……民族如此低劣，真要气破肚皮……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8］吴稚晖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所以道德水平自然也低下。
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另一显要表征是整体性的西方化。这在胡适、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胡适认为，建立在不知足的价值理念之上的西方近代文明接近于十全十美。他指出，西洋的近代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物质上的享受。西方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机械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9］（P317），文化上的不知足造就了奋进不止的民族。所以胡适对资本主义世界极为崇拜，他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他还说，美国的劳工代表“站在大庭广众之中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等等。1930年，胡适还写了《漫游的感想》一文，谈了他对当时哈尔滨的一点感受。他认为，当时哈尔滨“道里”（原租界地）与“道外”的区别，就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区别。一边是电车、汽车，一边是人力车。租界里的一切都是好的、进步的，中国人管理的地方则是不好的、落后的。既然中国百事不如人，西方尽善尽美，那么出路很明显，就是走西方的路。他曾经号召人们“不要怕模仿”。从这一点出发，胡适表示完全赞成全盘西化。胡适宣传“全盘西化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只有走极端的道路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他认为，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中国旧文化的情性自然会使被全盘接受了的西方文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这就是说，只有主张极端，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化。这显然是与陈序经目的性的全盘西化论相区别的一种策略性或工具性的全盘西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