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一对出生于徽州休宁五城镇的姐妹，从上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姐妹俩先后在延安生活8年和10年。她们是我的两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敬爱的姑婆。
　　大姑婆从小聪慧，从小听过她的祖母讲到侠义故事，深受影响，对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同时由于自己在家庭里也處在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不满意旧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贫富悬殊的现象。后来她在上海读大学，接受了更多的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3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36年前后在抗日会担任宣传教育工作;1937年在杨树浦工人子弟小学当校长;1938年，她被党组织派往武汉，在武昌第一纱厂当工人，同时搞工人运动。不久，党又派她奔赴延安抗大学习。从武汉到延安有二千多里，沿途要跋山涉水，还要穿越日伪封锁线。她身边出生仅五个月的女儿无法一起长途跋涉。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她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忍痛把女儿丢弃在育婴堂，然后含泪踏上了征途。到达延安后，她进入抗大受训。没有想到，更令人痛心的事发生了。她的爱人从抗大毕业后，被党派到河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根据地所在地竹沟，发生了“竹沟惨案”，她的爱人和二百多名新四军将士都在这场惨案中不幸牺牲了。刚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又传来爱人遇难的噩耗。但是坚强的她从未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信念，使她抹干眼泪，又回到革命岗位上努力奋斗。后来，她去了马列学院学习，又到南泥湾八路军359旅和延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担任文化教育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教育部和高教部从事机要秘书工作。
　　小姑婆从小看到家中孤儿寡母在封建大家族中受欺凌的情形，也立志要努力读书学本事。转到上海读书后，受到已读大学、思想进步的大姑婆影响。1936年，她参加了“国难教育社”，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大姑婆和其他地下党员来家中开会时，她和她们的母亲就会坐在房屋门口，为他们站岗放哨。大姑婆带回家的党的秘密文件，也是她和她们的母亲帮助收藏起来。为了更好地开展救亡工作，大姑婆建议小姑婆，应该学习一种专门学识，可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职业。于是她就去报考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18岁的她在国难教育社内的共产党员召唤下，毅然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毕业后，她于193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组织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从事书记员、秘书等工作。1939年春天，在董必武主持下，她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结婚。延安的老同志谢觉哉和林伯渠等参加了婚礼，年轻的同事在延河边采摘了花朵，扎成花环献给他们。这场婚礼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后，她基本上都在上海的高等学校从事人事和组织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党委组织部长。
　　新安江发源于休宁六股尖，源头之水养育出清纯婉约女子，而驰骋明清三百年的赫赫徽商，又奠定了这片土地上“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良好风尚。“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人杰地灵的徽州，孕育出无数优秀儿女。从这块土地出发的姐妹俩明辨世事、洞察人生，让她们走上革命道路。建党百年之际，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对徽州革命姐妹花的名字：姐姐（大姑婆）吴梅影，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妹妹（小姑婆）吴树琴，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她们是无数革命者中的一员，是时代洪流中两朵美丽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