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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苏区的出版事业之概貌研究正在陆续展开，它们主要从“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苏区的报刊业、苏区的图书业、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等方面着手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内涵，但也应不断创新，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新闻出版事业史、因果分析、当代意义”等方面开创新成果。
关键词：苏区出版事业 研究现状 主要观点 研究的未来出路
自从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于1983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以来，苏区出版事业的发展始末及其细节的研究便有了良好的开端，熊向东《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于199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对苏区出版研究的又一有益补充。时隔数载，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它们针对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川陕苏区的出版事业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究，这些文章总计有20余篇，主要分析了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苏区的报刊业、苏区的图书业、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等基本情况。
一、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
帅雨发《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启示与思考》梳理了4条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成功经验：(1)明确的方针和任务；(2)依靠群众办报；(3)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和经营机制；(4)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方式。这项研究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有了明确的归纳，可对当前的新闻出版工作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帅雨发《瑞金苏区出版工作纪实》认为中央出版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闻出版机构，它具有突出的工作地位、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明确的工作任务、灵活的经营方式等特征。
毛赣萍《苏区出版业管窥》论述了苏区出版业的文化底蕴、苏区出版业的兴衰、苏区出版物的内容与特点、苏区出版业研究的现实意义。认为苏区出版物的品种主要有“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教材、译著、报纸、期刊”等，内容则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其特点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目的性，鲜活的新闻性，极强的针对性”等四个方面。
毛赣萍《简述中央苏区出版业》认为，红色政权下的苏区出版业颇具规模的出版系统和网络，出版了品种多、内容丰富的出版物，而且有与日俱增的发行量：其发展迅猛的原因在于党和毛泽东对出版业的重视。
周建华《论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认为，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新闻报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全体新闻报刊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红色报刊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人们革命的思想理论，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是鼓舞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是支持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等四个方面。
唐群、徐恒亮《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及特征》认为，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青年实话》报社、《红星报》社、红色中华“新闻台”等新闻媒体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等出版机构，发行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报刊，出版了大量书籍，这些书报刊对党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还分析了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的特征，即“重视广告宣传，以官方发行为主，针对性很强”。
二、苏区的报刊业
杨敏《江西苏区报刊通讯员网的建设》认为，各级党组织重视和支持报刊通讯员队伍建设，各级报刊编辑部本身亦重视通讯员网的建设，设有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采取措施培养通讯员，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并制定通讯员条例，以稳定通讯员队伍，这是江西各苏区报刊业能如此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尚通《川陕苏区报刊文献、石刻标语的作用、现状及保护》认为川陕苏区的报刊文献和石刻标语在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由于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文物的现状令人担忧，其保护、抢救工作迫在眉睫；文章评价了川陕苏区革命文物的历史作用，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收集、开发、保护文物工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陈青娇等人撰写的《中央苏区报刊研究》从报刊创刊年度分布、报刊系统分布以及报刊类别分布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对中央苏区出版的155种报刊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27年-1930年)和发展阶段(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1931年-1934年)，它由“中央报刊系统、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4个不同等级的报刊子系统所组成，而且以政治、军事和社会科学总论类的报刊为主。
邓春玉、龙小玲《江西苏区报刊变化探讨》以江西苏区出版的220种报刊为依据，对江西苏区报刊的名称、出版机构、出版周期、刊期、开本、印刷形式、停刊、复刊与终刊等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报刊更名，出版机构变化，出版周期变化，刊期变化，开本变化。印刷形式变化，停刊又复刊，终刊”等七个方面，从而开辟了纵向观察苏区报刊变化的理论新方向。
陈青娇《湘赣苏区报刊研究》认为湘赣苏区报刊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30年)和发展阶段(1931年-1934年)，它由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三方面组成，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是其特征之一，其特色有“报刊的宣传与革命战争紧密联系；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刊物开本小型，大都是32开本和64开本，易携带保管；限于当时印刷设备、经费、发行等条件，大多刊物印刷的数量较少”等方面。
马一凡《中央苏区的四大红色报刊》认为从1929年到1935年，在江西苏区先后m版的报纸、刊物约有200种。其中《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斗争》是江西苏区的四大报刊，它们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2万份。文章对这四大报刊的具体出版发行情况进行了纵向扫描与横向归纳。对于丰富苏区报刊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三、苏区的图书业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研究》对江西苏区出版的542种图书的年度分布、系统分布、类别分布以及各根据地图书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它们分布在76家出版部门。由不同等级的若干图书出版系统组成，即中央一级图书出版系统、苏区地方图书Hj版系统、专业部门图书出版系统、军事部门罔书出版系统，它们大致分为“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会建设、共青团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3类。这些统计分类工作能为后续研究带来查找和取证的便利，为继续探究苏区 图书出版物的整体面貌和具体风貌提供了宏观视野。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特色初探》认为从1927年lO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到1937年6月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为止。江西苏区时期共出版红色图书500多种，这一历史时期编印出版的红色图书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体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物述评》对江西苏区红军出版的168种图书的年度分布、出版部门分布、类别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29年-1930年)和发展阶段(1931年-1934年)”，并可分为“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0类。
曾文君的《从中央苏区红色图书看苏区精神》阐述了苏区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央苏区红色图书在宣传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争创第一、廉洁自律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阐发了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为民宗旨观念，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开拓精神等苏区精神的现代意义。
四、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
陈林《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认为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它的建成标志着苏区出版事业步人兴盛时期：书局积极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广大红军官兵、干部群众思想觉悟的书籍，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书局的经营方式、出版物的类型都反映了苏区出版事业的特点，均表明了政治与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逐一列举了21种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书报，并将之分为“单行本、报刊、小册子、公告、传单、文件、标语和画像”等类别，为继续深化此类研究提供了资料搜集的极大便利。
刘琳、廖勇勇《中央苏区的第一张报纸：(红色中华报)》认为，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文章分析了该报的发行策略，以及它面向普通群众的办报思路，高度评价了它在“扩红”运动中的卓著功绩。
汤家庆：《黄亚光：苏区出版毛泽东著作第一人》介绍了黄亚光在1934年出版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传奇经历，为苏区出版事业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五、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未来趋向
以上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对丰富苏区出版事业之探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从资料的丰富与挖掘来看。尚无多少新意。有些观点也只是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和熊向东《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的部分内容复述而已。因此。未来苏区出版事业的研究，应该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新闻出版事业史、因果分析、当代意义”等方面展开探讨，开拓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新境界。
在考古发现方面，主要是挖掘苏区时期出版事业的宝贵文物，以求佐证相关推论；在田野调查方面，主要应调查取证一些非物质性遗产，这些遗产现今保存在一些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有的若不加紧整理，将可能趋于销声匿迹：在新闻出版事业史方面，主要应论证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它在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在因果分析方面，应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考察事件发展的因果逻辑关系和连锁推衍关系：在当代意义方面，应该着力思考苏区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带给当代出版事业的机遇与启迪效用，力求能够丰富当代出版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苏区出版事业 研究现状 主要观点 研究的未来出路
自从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于1983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以来，苏区出版事业的发展始末及其细节的研究便有了良好的开端，熊向东《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于199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对苏区出版研究的又一有益补充。时隔数载，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它们针对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川陕苏区的出版事业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究，这些文章总计有20余篇，主要分析了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苏区的报刊业、苏区的图书业、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等基本情况。
一、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
帅雨发《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启示与思考》梳理了4条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成功经验：(1)明确的方针和任务；(2)依靠群众办报；(3)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和经营机制；(4)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方式。这项研究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有了明确的归纳，可对当前的新闻出版工作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帅雨发《瑞金苏区出版工作纪实》认为中央出版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闻出版机构，它具有突出的工作地位、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明确的工作任务、灵活的经营方式等特征。
毛赣萍《苏区出版业管窥》论述了苏区出版业的文化底蕴、苏区出版业的兴衰、苏区出版物的内容与特点、苏区出版业研究的现实意义。认为苏区出版物的品种主要有“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教材、译著、报纸、期刊”等，内容则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其特点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目的性，鲜活的新闻性，极强的针对性”等四个方面。
毛赣萍《简述中央苏区出版业》认为，红色政权下的苏区出版业颇具规模的出版系统和网络，出版了品种多、内容丰富的出版物，而且有与日俱增的发行量：其发展迅猛的原因在于党和毛泽东对出版业的重视。
周建华《论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认为，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新闻报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全体新闻报刊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红色报刊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人们革命的思想理论，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是鼓舞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是支持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等四个方面。
唐群、徐恒亮《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及特征》认为，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青年实话》报社、《红星报》社、红色中华“新闻台”等新闻媒体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等出版机构，发行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报刊，出版了大量书籍，这些书报刊对党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还分析了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的特征，即“重视广告宣传，以官方发行为主，针对性很强”。
二、苏区的报刊业
杨敏《江西苏区报刊通讯员网的建设》认为，各级党组织重视和支持报刊通讯员队伍建设，各级报刊编辑部本身亦重视通讯员网的建设，设有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采取措施培养通讯员，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并制定通讯员条例，以稳定通讯员队伍，这是江西各苏区报刊业能如此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尚通《川陕苏区报刊文献、石刻标语的作用、现状及保护》认为川陕苏区的报刊文献和石刻标语在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由于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文物的现状令人担忧，其保护、抢救工作迫在眉睫；文章评价了川陕苏区革命文物的历史作用，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收集、开发、保护文物工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陈青娇等人撰写的《中央苏区报刊研究》从报刊创刊年度分布、报刊系统分布以及报刊类别分布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对中央苏区出版的155种报刊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27年-1930年)和发展阶段(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1931年-1934年)，它由“中央报刊系统、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4个不同等级的报刊子系统所组成，而且以政治、军事和社会科学总论类的报刊为主。
邓春玉、龙小玲《江西苏区报刊变化探讨》以江西苏区出版的220种报刊为依据，对江西苏区报刊的名称、出版机构、出版周期、刊期、开本、印刷形式、停刊、复刊与终刊等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报刊更名，出版机构变化，出版周期变化，刊期变化，开本变化。印刷形式变化，停刊又复刊，终刊”等七个方面，从而开辟了纵向观察苏区报刊变化的理论新方向。
陈青娇《湘赣苏区报刊研究》认为湘赣苏区报刊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30年)和发展阶段(1931年-1934年)，它由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三方面组成，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是其特征之一，其特色有“报刊的宣传与革命战争紧密联系；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刊物开本小型，大都是32开本和64开本，易携带保管；限于当时印刷设备、经费、发行等条件，大多刊物印刷的数量较少”等方面。
马一凡《中央苏区的四大红色报刊》认为从1929年到1935年，在江西苏区先后m版的报纸、刊物约有200种。其中《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斗争》是江西苏区的四大报刊，它们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2万份。文章对这四大报刊的具体出版发行情况进行了纵向扫描与横向归纳。对于丰富苏区报刊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三、苏区的图书业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研究》对江西苏区出版的542种图书的年度分布、系统分布、类别分布以及各根据地图书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它们分布在76家出版部门。由不同等级的若干图书出版系统组成，即中央一级图书出版系统、苏区地方图书Hj版系统、专业部门图书出版系统、军事部门罔书出版系统，它们大致分为“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会建设、共青团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3类。这些统计分类工作能为后续研究带来查找和取证的便利，为继续探究苏区 图书出版物的整体面貌和具体风貌提供了宏观视野。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特色初探》认为从1927年lO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到1937年6月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为止。江西苏区时期共出版红色图书500多种，这一历史时期编印出版的红色图书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体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物述评》对江西苏区红军出版的168种图书的年度分布、出版部门分布、类别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29年-1930年)和发展阶段(1931年-1934年)”，并可分为“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0类。
曾文君的《从中央苏区红色图书看苏区精神》阐述了苏区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央苏区红色图书在宣传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争创第一、廉洁自律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阐发了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为民宗旨观念，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开拓精神等苏区精神的现代意义。
四、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
陈林《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认为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它的建成标志着苏区出版事业步人兴盛时期：书局积极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广大红军官兵、干部群众思想觉悟的书籍，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书局的经营方式、出版物的类型都反映了苏区出版事业的特点，均表明了政治与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逐一列举了21种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书报，并将之分为“单行本、报刊、小册子、公告、传单、文件、标语和画像”等类别，为继续深化此类研究提供了资料搜集的极大便利。
刘琳、廖勇勇《中央苏区的第一张报纸：(红色中华报)》认为，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文章分析了该报的发行策略，以及它面向普通群众的办报思路，高度评价了它在“扩红”运动中的卓著功绩。
汤家庆：《黄亚光：苏区出版毛泽东著作第一人》介绍了黄亚光在1934年出版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传奇经历，为苏区出版事业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五、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未来趋向
以上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对丰富苏区出版事业之探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从资料的丰富与挖掘来看。尚无多少新意。有些观点也只是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和熊向东《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的部分内容复述而已。因此。未来苏区出版事业的研究，应该从“考古发现、田野调查、新闻出版事业史、因果分析、当代意义”等方面展开探讨，开拓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新境界。
在考古发现方面，主要是挖掘苏区时期出版事业的宝贵文物，以求佐证相关推论；在田野调查方面，主要应调查取证一些非物质性遗产，这些遗产现今保存在一些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有的若不加紧整理，将可能趋于销声匿迹：在新闻出版事业史方面，主要应论证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它在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在因果分析方面，应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考察事件发展的因果逻辑关系和连锁推衍关系：在当代意义方面，应该着力思考苏区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带给当代出版事业的机遇与启迪效用，力求能够丰富当代出版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