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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当年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日子里所发生的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使人难以忘怀。
1976年元月9日清晨，时为山西太原六中（今进山中学）体育老师的我，正在和学校女子排球队的队员们冒着严寒训练。突然，安装在教学大楼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悲痛的旋律——哀乐，接着便传来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8日上午9时57分病逝的噩耗。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以为是错觉。然而，事实却迫使我终止训练，同所有的人一样，陷入震惊和悲痛之中。伴随着哀乐，人们对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而日理万机操碎了心的总理的哀思，变成了永远流淌不尽的泪水……有人还放声大哭起来，有的甚至泣不成声。
上班后，我看见教学大楼后面的大黑板上工工整整地用白色粉笔写着“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2个大字。这样大的国丧，由于没有上级的通知和安排，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以泪相示，耐心等待。后来，不知由何人发起，老师们在一个大教室里设立了悼念周总理的灵堂，正中央贴着周总理的标准像照片，两边挂着自编的悼念挽联，标准像的下方和两侧摆放了好几个自制的大花圈，显得格外肃穆庄重。师生们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徐徐走进灵堂。一进灵堂，大家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或泣不成声，或放声大哭。大家向周总理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后不舍地离去。
几天后，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市民冒着寒风，一早就站在长安大街两旁为总理作最后的告别。当人们从电视里看到“十里长街竞相送”的悲壮场面时，都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不少人还在家里布置了灵堂，天天祭奠。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我还翻拍、放大了几十张周总理的标准像照片送给老师及亲友们。
后来不断有传闻说，北京、上海等地的悼念活动搞得非常大。接着便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上边有指示，不许设灵堂，不许搞悼念活动。在这段时间里，真有暴风雨到来前的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人们只要想到周总理，谈及周总理，或看到周总理的遗像，耳边就似乎响起了揪心的哀乐，就可依稀听到“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的悲壮声音，不由得潸然泪下。
当时“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机器，对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只字不提，却运用了多种手段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纵深。当时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副总理，旨在全力整顿全国形势。未来形势越来越好，却为什么不让悼念周总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观望、沉默。因为没有官方消息，人们便热衷于打听小道消息，试图从沉默中解脱出来。
2月20日，那个由“四人帮”精心炮制出来的“白卷先生”、“反潮流的英雄”、“教育革命的闯将”张铁生，突然窜到太原，在湖滨会堂几千人的大会上大放厥词，重弹他春节前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老调，并恶语中伤了不少老同志。他狂言道，他讲话“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精神的”。这样一来，太原人民心里似乎明白了许多，又迷惘了许多。
3月7日，太原街头突然出现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两周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等大幅标语。据资料记载，这是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杨国珍贴的。当天在钟楼街和五一广场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标语。接着又有人在工人文化宫（南宫）的墙上写了“反对江青”、“反对张春桥”、“反对姚文元”等标语口号。3月26日晚，太行仪表厂工人董廷伦在五一广场贴出了建议在清明节和周总理逝世3周月时召开全市人民悼念周总理大会的公告，众多的群众在公告上签字表示支持。
3月30日，太原建筑一公司青年工人李缙张贴出了署名“太原人民群众”的《告全市人民书》，决定4月4日和4月8日在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烈士纪念塔前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天下午，太原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冲破领导阻拦，列队把一个嵌有周总理遗像的高达4.5米的自制大花圈安放在五一广场国旗旗杆下，引来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前来瞻仰。同天，一张署名“窦争”、“钱进”的大字报出现在五一广场观礼台西侧，扬言“现在从上到下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借悼念周总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一时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慨。次日，太原15中教师王大启便贴出了一首反驳“窦争”、“钱进”的诗《忆秦娥》，并当众作了讲解。诗中写道：“大树颓，飞星殒落骤灰。骤成灰，万民哀绝，天地同悲。悲痛英魂倾血泪，雪雨清明漫天飞，人情天理，敢加何罪？”为表悲情，4月3日，山西机器厂的工人用钢材焊成一个直径7.8米的特大花圈，送到五一广场。有人还把从北京抄来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诗张贴到五一广场。还有不少人把自己写的词抄贴在花圈周围。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牛元生贴出了署名“江阳工人劲草”的诗《卜算子·咏梅》。诗写到：“昔见梅花笑，今见梅花愁，已是清明春来早，雪伴忠魂吼。骨灰江河撒，丹心天地投，鞠躬尽瘁为人民，罪名何所有？”
4月4日那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成千上万悲痛欲绝的太原市民，扶老携幼来到太原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参加由董廷伦、李缙和杨国珍等人主持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以表达自己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无限哀思。4月7日下午，山西无线电一厂的工人在位于五一广场花圈和诗的海洋里的高数十米的国旗旗杆上，悬挂了一个下吊着15米长、书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日夜想念您”的挽幛和直径两米多的白色大气球，表达了太原人民和全国亿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心愿。
几十天来，太原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一浪高似一浪。五一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成了花的海洋、诗的海洋和人的海洋。悼念周总理的队伍如浪似潮，不仅有工人、学生、教师、干部，而且还有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也不乏老人、小孩和家庭妇女参加。当时，太原铁路客运段30多名列车员每天往返于京、并之间，传递消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南京事件的消息，江苏、安徽的行动，乃至青海、西藏的事态，特别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的悲剧，太原人几乎了如指掌……
当时，为了了解太原和全国形势，我也不时地去五一广场看看，有时还携妻儿倾巢出动去看花圈和诗歌。作为摄影爱好者，总想去拍几张纪实性照片。有一次，我刚从棉大衣里拿出挂在脖子上的照像机欲拍几张照片，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我肩膀一下，悄悄地对我说：“老伙计，快把机子收起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你们这样的人，别自找麻烦！”这是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我只好离开。还有一次，我和妻儿去广场，有位工人模样的人在讲诗，我看他讲不下去了，便接着讲，人越围越多。当我看见我所在的单位的革委会副主任领着孩子也在听讲时，心里就有些犯嘀咕。这一讲真的惹出了祸端！第二天，那位副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看见我在五一广场讲诗，要我书面交代近期在五一广场的活动，并说连同我洗放周总理照片的事都要交代。我说：“我可以交代，但一定说明，在我讲诗的时候还看见你领着老婆孩子挤在人群里听我讲，如何？”他怕我把他扯进去了，便说：“那就算了吧，此事不必给别人再讲。”我当时出于愤怒，说：“如果周恩来是反革命，我甘当小反革命，何必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呢？”说罢便拍案而起告辞。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耿耿于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切都真相大白。尽管时隔30多年了，但当时太原市悼念周总理活动的情形仍记忆犹新。（责编一竹）
1976年元月9日清晨，时为山西太原六中（今进山中学）体育老师的我，正在和学校女子排球队的队员们冒着严寒训练。突然，安装在教学大楼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悲痛的旋律——哀乐，接着便传来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8日上午9时57分病逝的噩耗。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以为是错觉。然而，事实却迫使我终止训练，同所有的人一样，陷入震惊和悲痛之中。伴随着哀乐，人们对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而日理万机操碎了心的总理的哀思，变成了永远流淌不尽的泪水……有人还放声大哭起来，有的甚至泣不成声。
上班后，我看见教学大楼后面的大黑板上工工整整地用白色粉笔写着“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2个大字。这样大的国丧，由于没有上级的通知和安排，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以泪相示，耐心等待。后来，不知由何人发起，老师们在一个大教室里设立了悼念周总理的灵堂，正中央贴着周总理的标准像照片，两边挂着自编的悼念挽联，标准像的下方和两侧摆放了好几个自制的大花圈，显得格外肃穆庄重。师生们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徐徐走进灵堂。一进灵堂，大家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或泣不成声，或放声大哭。大家向周总理遗像深深地三鞠躬后不舍地离去。
几天后，周总理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市民冒着寒风，一早就站在长安大街两旁为总理作最后的告别。当人们从电视里看到“十里长街竞相送”的悲壮场面时，都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不少人还在家里布置了灵堂，天天祭奠。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我还翻拍、放大了几十张周总理的标准像照片送给老师及亲友们。
后来不断有传闻说，北京、上海等地的悼念活动搞得非常大。接着便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上边有指示，不许设灵堂，不许搞悼念活动。在这段时间里，真有暴风雨到来前的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人们只要想到周总理，谈及周总理，或看到周总理的遗像，耳边就似乎响起了揪心的哀乐，就可依稀听到“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的悲壮声音，不由得潸然泪下。
当时“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机器，对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只字不提，却运用了多种手段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纵深。当时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副总理，旨在全力整顿全国形势。未来形势越来越好，却为什么不让悼念周总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观望、沉默。因为没有官方消息，人们便热衷于打听小道消息，试图从沉默中解脱出来。
2月20日，那个由“四人帮”精心炮制出来的“白卷先生”、“反潮流的英雄”、“教育革命的闯将”张铁生，突然窜到太原，在湖滨会堂几千人的大会上大放厥词，重弹他春节前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老调，并恶语中伤了不少老同志。他狂言道，他讲话“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精神的”。这样一来，太原人民心里似乎明白了许多，又迷惘了许多。
3月7日，太原街头突然出现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两周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等大幅标语。据资料记载，这是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杨国珍贴的。当天在钟楼街和五一广场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标语。接着又有人在工人文化宫（南宫）的墙上写了“反对江青”、“反对张春桥”、“反对姚文元”等标语口号。3月26日晚，太行仪表厂工人董廷伦在五一广场贴出了建议在清明节和周总理逝世3周月时召开全市人民悼念周总理大会的公告，众多的群众在公告上签字表示支持。
3月30日，太原建筑一公司青年工人李缙张贴出了署名“太原人民群众”的《告全市人民书》，决定4月4日和4月8日在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烈士纪念塔前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天下午，太原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冲破领导阻拦，列队把一个嵌有周总理遗像的高达4.5米的自制大花圈安放在五一广场国旗旗杆下，引来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前来瞻仰。同天，一张署名“窦争”、“钱进”的大字报出现在五一广场观礼台西侧，扬言“现在从上到下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借悼念周总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一时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慨。次日，太原15中教师王大启便贴出了一首反驳“窦争”、“钱进”的诗《忆秦娥》，并当众作了讲解。诗中写道：“大树颓，飞星殒落骤灰。骤成灰，万民哀绝，天地同悲。悲痛英魂倾血泪，雪雨清明漫天飞，人情天理，敢加何罪？”为表悲情，4月3日，山西机器厂的工人用钢材焊成一个直径7.8米的特大花圈，送到五一广场。有人还把从北京抄来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诗张贴到五一广场。还有不少人把自己写的词抄贴在花圈周围。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牛元生贴出了署名“江阳工人劲草”的诗《卜算子·咏梅》。诗写到：“昔见梅花笑，今见梅花愁，已是清明春来早，雪伴忠魂吼。骨灰江河撒，丹心天地投，鞠躬尽瘁为人民，罪名何所有？”
4月4日那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成千上万悲痛欲绝的太原市民，扶老携幼来到太原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参加由董廷伦、李缙和杨国珍等人主持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以表达自己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无限哀思。4月7日下午，山西无线电一厂的工人在位于五一广场花圈和诗的海洋里的高数十米的国旗旗杆上，悬挂了一个下吊着15米长、书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日夜想念您”的挽幛和直径两米多的白色大气球，表达了太原人民和全国亿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心愿。
几十天来，太原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一浪高似一浪。五一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成了花的海洋、诗的海洋和人的海洋。悼念周总理的队伍如浪似潮，不仅有工人、学生、教师、干部，而且还有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也不乏老人、小孩和家庭妇女参加。当时，太原铁路客运段30多名列车员每天往返于京、并之间，传递消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南京事件的消息，江苏、安徽的行动，乃至青海、西藏的事态，特别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的悲剧，太原人几乎了如指掌……
当时，为了了解太原和全国形势，我也不时地去五一广场看看，有时还携妻儿倾巢出动去看花圈和诗歌。作为摄影爱好者，总想去拍几张纪实性照片。有一次，我刚从棉大衣里拿出挂在脖子上的照像机欲拍几张照片，突然有人轻轻地拍了我肩膀一下，悄悄地对我说：“老伙计，快把机子收起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你们这样的人，别自找麻烦！”这是一位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我只好离开。还有一次，我和妻儿去广场，有位工人模样的人在讲诗，我看他讲不下去了，便接着讲，人越围越多。当我看见我所在的单位的革委会副主任领着孩子也在听讲时，心里就有些犯嘀咕。这一讲真的惹出了祸端！第二天，那位副主任找我谈话，说有人看见我在五一广场讲诗，要我书面交代近期在五一广场的活动，并说连同我洗放周总理照片的事都要交代。我说：“我可以交代，但一定说明，在我讲诗的时候还看见你领着老婆孩子挤在人群里听我讲，如何？”他怕我把他扯进去了，便说：“那就算了吧，此事不必给别人再讲。”我当时出于愤怒，说：“如果周恩来是反革命，我甘当小反革命，何必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呢？”说罢便拍案而起告辞。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耿耿于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切都真相大白。尽管时隔30多年了，但当时太原市悼念周总理活动的情形仍记忆犹新。（责编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