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0年8月出生在四川开县（现属重庆），父亲是开县的一名小学校长。我在开县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了省立万县高中。1949年高中毕业时，正值新旧政权交替，社会动荡，没有大学可考，我只有回到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1950年8月，在区妇联工作的姐回家告诉我：西南军区军政干校正在招生。听到这个消息，无大学可读的我，当即前往报名，我顺利地被录取，分到驻扎在江津的15军随校。
　　在15军随校仅学习了几个月，到十二月时，军长秦基伟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说：他代表15军全体战士向中央申请要求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去。中央已经批准我军调驻机动位置，随时准备开往朝鲜。
　　于是我军不再称番号了，改为"唐山部"，我们这些学员战士也不让写信给家里了。经过了短暂的战前动员，1951年的1月20日，我军正式从江津出发了，我们坐车到重庆后，改由乘船到武汉。由于人多，轮船上挤满了人，我们队只能坐在甲板上，为了取暖，我们相互背靠背，座在背包上。乘了几天几夜的船，我们终于到了武汉，当时武汉也正在下着大雪，我们冒着大雪，下船后，还举行了入城式，一边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歌曲，一边在大街上雄纠纠、气昂昂地走着。我们在武汉的一个打包厂内住了两天就又出发了，我们坐上铁皮火车一路向北开去。铁皮车同样挤满了战士，我们只能席地而座，不能动弹，更不能睡觉。火车一直开到了河北邢台才停了下来，上级要我们在这里下车，下车时，我们的脚都冻麻了，走不成路，在雪地里活动了半天，才能挪动步子。邢台是我们军解放的城市，所以军长秦基伟才叫我们在这里休整几天。果然，我们在这里得以改善了生活，还吃了一顿牛肉包子，叫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在北上的轮船和火车上，我们一直吃的是炒面干粮，这叫我们这些吃惯了米饭的四川兵简直受不了了。
　　在邢台住了几天后，我们又出发了，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安东市的前一站昌图。在这里，我们开始发枪了，发的还是"汉阳造"，每个学员也允许打几发子弹，实际操作一下武器。我记得这里的风沙很大，早上出操时，那风沙刮在脸上刺痛刺痛的。
　　在昌图，我们还按要求，每人写了志愿上前线抗美援朝的志愿书。有不愿写的会按军法惩处。记得我军有两个原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医生，因为不愿写"志愿参战书"，不愿上朝鲜前线，在我们临出发上朝鲜前线前被处决了。
　　在昌图仓促训练了几天后，我们开到了安东（今丹东市），我们学员队住在一栋日式建筑里，因是睡在水泥地上，很冷，所以至今我还记得。
　　在安东的三天里，我们发了装备，我分到了一支苏式726步枪，50发子弹，一袋干粮炒面。秦基伟军长还亲自给我们作了战前动员报告。
　　三天后的夜里，我们正式出发到朝鲜了，我们每两个人分一辆胶皮轮推车，上面装满了后勤物资。我记得我推的车子上堆放的是药品，我们就这样推着胶轮车开始上了鸭绿江大桥，上级规定：我们每一辆胶轮车要保持三米的距离。我们推着胶轮车默默地行进在鸭绿江大桥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桥上布满了飞机扫射的弹孔，这使得有的战士十分紧张，结果有三辆胶轮车被掉到了江里。
　　过了鸭绿江，我们没有停步，继续朝着朝鲜的纵深走，一直到天快亮了，我们才在原地山沟和山坡上休息。上级告诫我们，在进入朝鲜后，我们随时会遇到敌机空袭，空袭时，我们要就地趴下，不准乱跑，如果跑就会开枪就地正法，也不要朝飞机打枪，怕暴露目标。进入朝鲜的第二天，我们就遭到了敌机空袭，我就地趴在草丛里，蓦地我感觉脚上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手一摸，居然有血，我明白是弹片划伤了我的脚，好在只是轻微划伤，一下血就止住了，空袭过后，我没当回事地爬起来就跟着部队走了。不过，由于敌机投下的炸弹太响，我的耳朵震聋了好半天，以后由于多次遇到空袭，我的耳膜被震坏了，所以后来我的听力一直很差，别人要在我耳边大声讲话我才能听得清楚。
　　我们白天行军，夜晚休息，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任务，我们一概不知，部队的纪律也不让问，我们只是跟着走就是了，走了几天，走了多远我们也不清楚了，只记得过一条江时，才听说这是大同江，大同江上的桥被炸毁了，我们还依稀看得见断桥处还有汽车挂在上面。我们临时用木头搭桥，桥搭好了，但由于要走车，我们被通知两人抬着胶轮车涉水过去，我扛着胶轮车涉水没多远，水就到了大腿根处，我见水太深过不去，就退了回去，这才又允许我们从桥上过去，但规定必须跑步过桥，由于边跑步边拉车，有些难度，至使有好几辆车和拉车的战士掉进了河中，但幸好我们过桥时敌机没来轰炸。但过桥不久，山中就有敌特打信号弹，立刻就有敌机飞来向我们轰炸扫射，我赶紧趴在一个小河沟里，当敌机投下照明弹时，我正好看见前面不远有一个战士掉下山里去了，紧接着，敌机一阵狂扫射，我看见弹着点就在我前面不到一尺远，而在我的身后不远处投下一颗燃烧弹，烧死了好几个战士。这是我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夜行军，倘若我趴的位置再前或再后一点，我就有可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我们这次行军一直到三八线附近才停了下来。我们这才得知，我军是来参加第五次战役的。
　　等到了前线，我得到通知：要我把枪留下来，调我到师政治部。到了师政治部，我被分到秘书科，要我编"电讯报"和"战地报"。我每天的任务是：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国内的新闻，将有关朝鲜战争的新闻记录下来，编在"电讯报"上。收听完收音机，我就下到部队搜集连队里的战地记者和宣传员写的有关战地的稿件。所有的稿件编写完后，我就开始排版、刻钢板，将所编的"电讯报"和"战地报"刻印出来，每次刻印五百份，发送到各个班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所以很辛苦。但在师政治部工作生活比在连队好多了，在这里不必天天吃炒面干粮，我们可以煮高粱米饭吃，有时甚至可以煮大米稀饭吃，有一次吃大米稀饭时，由于没有菜，炊事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点糖精丢在稀饭里，我觉得很好吃，到现在还记得那美美的滋味。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就地寻找野菜佐餐。我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吃了哪种野菜，消化不了，总想大便，但蹲下去又解不出来。在战地忙碌的日子里，我有时也寻点乐子，有时抽空跑到山里采点野葡萄解解馋，有时还会爬到屋顶上看几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有时刚看得入神，听见敌机来轰炸了，又赶紧爬下屋顶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