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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图书出版物是部队运用最多，传播范围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利用红军图书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央苏区建设、提高红军战士政治觉悟、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军图书；传播；作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10-0025-02
一、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的历史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这片红土地上开创出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工作。图书是宣传教育工作载体，毛泽东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缔造者和指挥者历来重视红军宣传工作，把红军图书出版工作看作是人民军队建设与人民革命战争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个重大工作”。为此，《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有组织地分配看书，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P.104-105）《决议》确认了红军图书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认为红军图书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传播思想、知识、信息的重要媒介的红军图书其作用就在于有利的普及与传播于马克思主义、提高红军队伍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二、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普及中的作用
（一）提高了广大红军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对象，也成为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因此他们最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央苏区，就是从实际出发动员、组织、武装根据地广大农民群众着手的，因而红军队伍成员的构成除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外，还有部分来自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由于受陈腐的封建观念意识和落后风俗习惯的影响，加上文化素质低和政治知识极度缺乏，他们带着大量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如“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 “极端个人主义”等等，[1]（P.86-95）这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会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P.86）因此红军部队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教育问题。要争取革命的胜利，以及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并改造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从而把这支队伍升华为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这关乎红军队伍的建设，更关乎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2]（P.320）
（二）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革命信念，提高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马列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和社会感召力”，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思想武器，“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3]（P. 111）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使广大红军战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党在苏区运用传单、标语、宣传画、书报等这些最简单、极富战斗性和号召力的出版物在红军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宣传革命道理。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上海的党中央提出为红军部队寄一批图书报刊来，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和党内出版物《布尔塞维克》、《红旗报》等。当年曾在井冈山战斗和生活过的老红军贺子珍回忆说：“我们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4]（P. 114）“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1]（P. 84）马列主义普及教育，使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斗争中科学地回答了少数人心中“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使之红军战士更加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夯实了红军队伍建设的理论基础
红军队伍建设实践急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1]（P. 93）《决议》确立了坚持对红军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而要普及宣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需编印出版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于是，在中革军委出版局的指導下，红军部队以油印、石印和铅印有计划的编印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P. 111）故红军部队出版的马列著作以精注、实用为原则，从形式上看，不追求深奥难懂的鸿篇大作，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小册子，如红军第十二军翻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石印32开本），工农红军学校翻印出版了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铅印32开本）等。《共产党宣言》约两万五千字，由一个简短的引言和四章组成，其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读的经典。在红军部队，通过组织各种学习班给战士们讲授这些理论，《共产党宣言》在部队得到广泛传播，红军战士为实现宣言确立的目标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必须“加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6]（P. 666）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急需将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灌输给广大红军战士。由于红军队伍的成员构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接受能力有限，必须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讀本。读本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编写才能实现其通俗化、普及化和大众化。因而《帝国主义与中国》《阶级与阶级斗争》《工农专政》、等书籍，运用通俗明了的语言使红军战士易接受，并能理解掌握与运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能把红军战士们（农民出身）听不太懂的东西讲得浅显明白，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摆脱贫穷和饥饿，进而明确两个阶级、两个区域、两种军队的本质区别。
在苏区，便于携带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是最为浅显的传播载体，其使广大红军战士接受了苏维埃、民主、科学等先进理念。“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地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7]（P.20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红军战士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都自觉的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1]（P.342）跟随着毛泽东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 学出版社，1993.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4]王行娟.贺子珍的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5]滕代远.中国新军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4.
[7]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军图书；传播；作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10-0025-02
一、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的历史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这片红土地上开创出中央苏区，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工作。图书是宣传教育工作载体，毛泽东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缔造者和指挥者历来重视红军宣传工作，把红军图书出版工作看作是人民军队建设与人民革命战争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第一个重大工作”。为此，《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有组织地分配看书，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P.104-105）《决议》确认了红军图书在党的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认为红军图书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传播思想、知识、信息的重要媒介的红军图书其作用就在于有利的普及与传播于马克思主义、提高红军队伍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二、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普及中的作用
（一）提高了广大红军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对象，也成为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因此他们最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央苏区，就是从实际出发动员、组织、武装根据地广大农民群众着手的，因而红军队伍成员的构成除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外，还有部分来自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由于受陈腐的封建观念意识和落后风俗习惯的影响，加上文化素质低和政治知识极度缺乏，他们带着大量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入到红军队伍中来，如“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 “极端个人主义”等等，[1]（P.86-95）这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会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P.86）因此红军部队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教育问题。要争取革命的胜利，以及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并改造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从而把这支队伍升华为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这关乎红军队伍的建设，更关乎中国革命的成功，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2]（P.320）
（二）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革命信念，提高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马列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和社会感召力”，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思想武器，“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3]（P. 111）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使广大红军战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党在苏区运用传单、标语、宣传画、书报等这些最简单、极富战斗性和号召力的出版物在红军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宣传革命道理。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上海的党中央提出为红军部队寄一批图书报刊来，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和党内出版物《布尔塞维克》、《红旗报》等。当年曾在井冈山战斗和生活过的老红军贺子珍回忆说：“我们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4]（P. 114）“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1]（P. 84）马列主义普及教育，使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斗争中科学地回答了少数人心中“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使之红军战士更加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夯实了红军队伍建设的理论基础
红军队伍建设实践急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1]（P. 93）《决议》确立了坚持对红军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而要普及宣传、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需编印出版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读物。于是，在中革军委出版局的指導下，红军部队以油印、石印和铅印有计划的编印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P. 111）故红军部队出版的马列著作以精注、实用为原则，从形式上看，不追求深奥难懂的鸿篇大作，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小册子，如红军第十二军翻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石印32开本），工农红军学校翻印出版了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铅印32开本）等。《共产党宣言》约两万五千字，由一个简短的引言和四章组成，其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必读的经典。在红军部队，通过组织各种学习班给战士们讲授这些理论，《共产党宣言》在部队得到广泛传播，红军战士为实现宣言确立的目标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当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必须“加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6]（P. 666）鉴于此，中国共产党急需将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灌输给广大红军战士。由于红军队伍的成员构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接受能力有限，必须发行马克思主义通俗讀本。读本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编写才能实现其通俗化、普及化和大众化。因而《帝国主义与中国》《阶级与阶级斗争》《工农专政》、等书籍，运用通俗明了的语言使红军战士易接受，并能理解掌握与运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能把红军战士们（农民出身）听不太懂的东西讲得浅显明白，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摆脱贫穷和饥饿，进而明确两个阶级、两个区域、两种军队的本质区别。
在苏区，便于携带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是最为浅显的传播载体，其使广大红军战士接受了苏维埃、民主、科学等先进理念。“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地问他，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新中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7]（P.20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红军战士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都自觉的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1]（P.342）跟随着毛泽东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 学出版社，1993.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4]王行娟.贺子珍的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5]滕代远.中国新军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4.
[7]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