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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廉身为“80后”作家，却与通俗概念中的“80后”有着云泥之别，正如王威廉这个名字一样，看似为英译名，带有“洋范儿”，却来自传统。据王干在《“山”“海”之外的王威廉》所透露：王威廉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取的，源自明代郭允礼《官箴》中的“公生明，廉生威”，与英国王子同名，纯属巧合。仅以名字为例，就可见王威廉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作家。
说他传统，因为尽管王威廉与韩寒、郭敬明处同一时代，却显然无法化约性地以“80后”作家来谈他。不同于伴随媒体热炒的“80后”一代：他们凭借青春写作获取读者，依托消费文学立足市场，批量复制“文化工业”产品；王威廉的写作自始就带有“纯文学”的特点，他继承了传统文学写作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小说中处处透露着作家使命的人文关怀。
说他现代，是因为王威廉不仅以严肃的姿态面向文学，而且其小说不再如以往众多的“纯文学”那样描写土地，歌颂乡村，而是带有鲜明的城市经验，写出了现代生活中人的焦虑与隐痛。除了在题材上王威廉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以外，他的小说无论是在文体风格上还是美学风格上都极具实验性和先锋性。
一、荒诞叙事中的真实
小说都是虚构的，尽管如今又多出了“非虚构”概念的小说，但小说与虚构始终是一个共生体。小说的虚构是对现实的虚构，是对真实世界的艺术加工。传统小说家的小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描摹。他们如同观察员一样细致地描摹着真实世界的每个细节，再将这些故事移植到小说文本中。很不幸，如今的新闻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这类小说的部分功能。今天新闻的故事有时甚至比传统小说更加离奇精彩，同时更真实，让人猎奇。
现代小说家们则有所不同，他们从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临摹中摆脱出来，通过调动作家自身的感觉、内在感知力重新对现实种种加以考量建构，进行再次加工，以变形化的手法从而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揭示真实世界。王威廉的小说属于后者。
《内脸》《第二人》《没有指纹的人》等系列小说充满荒诞感。这些文本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卡夫卡，被后人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卡夫卡率先将他笔下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由此，人和“非人”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暧昧。人的存在也变得可疑起来。
卡夫卡以形象化的文学手法揭示了自现代化以来人生弥满的荒诞感和虚无感。小说家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中说道：“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在晚年曾经感叹‘卡夫卡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现在许多的西方学者也将新小说看成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小说。”[1]
卡夫卡的作品荒诞，但是荒诞中又带有真实，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王威廉的小说亦是如此，现代世界需要小说故事也发生变形，以新的方式来叙述，王威廉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是对卡夫卡的致敬，他以陌生化的文学手法表达了人身处世界的荒诞感。他的小说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市井小说，往往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去营造一个怪异荒诞的世界，在极度另类的隐喻中影射当今社会的现实，对人性和科技發展进行哲学式的反思。
《内脸》的女主人公虞芩因某种面部疾病失去表情，除了微笑，她的脸无法表达喜怒哀乐等。虞芩成了一个没有表情的“冷漠人”。冷漠，这正是绝大部分现代人的自画像。在小说末尾，女主人公连微笑的能力都失去，只剩下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人面孔”。女主人公的医生甚至用她的脸做了一个面具，并发出“太美了”的感叹。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异化使得“冷漠”成为常态。自我与他者都是以“冷漠”的面孔相对。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为面部表情功能的缺陷，使得她格外喜欢用各种表情符号与男主人公进行网络虚拟聊天。这正是今天社会的真实写照。虚拟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热情”与真实空间中人际的“冷漠”。
小说《没有指纹的人》表达了另一种荒诞：“我”生来便与众不同，十个指头都没有指纹。在科技社会的今天，“我”却寸步难行：公司打卡需要指纹验证；买房画押需要指纹；车钥匙按锁也需要指纹识别……“我”只能使用别人的“指纹”才能拥有一个“合法身份”。当他者的“身份”变得“非法”的时候，“我”也顺带成了“非法者”。在作者笔下，小说主人公生来怪异，却又与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小说情节处处充满悖论，逻辑推理上却又处处合理，王威廉正是表达了荒诞叙事中的真实。
王威廉小说通过荒诞叙述，一把扯下了蒙着的面纱，揭示了生活的真相。我们看到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二、文体的先锋与实验
王威廉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他的文体呈现着多变性，无论是从叙述人称、叙述视角还是从文本表达方式上看，王威廉的小说都带先锋色彩。
在《第二人》中，王威廉进行了“元小说”的创作实验。“我”作为小说文本的作者，同时也成了故事的“人物”卷入自己编织的故事里。在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小说中就有著名的“叙事圈套”。
小说不仅仅关心“写什么”，而且还关心“怎么写”。马原在小说中经常以作者的身份跳出来说话，并告知读者这些故事都是骗人的。今天距离先锋文学的发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王威廉却很好地继承了先锋文学的品质。
王威廉的《第二人》中“大山”以读者的身份与作者“我”进行交谈，并且大山交换了读“我”的作品《内脸》的感受。而这一切看似诚恳的叙述同样是在写小说。正如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所认为“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2]
王威廉喜用第二人称“你”进行叙事。小说叙事中用第二人称的叙事向来较少，其驾驭难度大于第一和第三人称。王威廉小说中的“你”不仅承担了文学叙事的功能，还承担某种哲学功能。高行健的小说《灵山》中就充满了“你”“我”“他”的人称转化。而王威廉小说中的“你”除了是一个自我指涉以外，还指涉读者。 对于我而言，“你”的作用是产生疏离感，进行自我审视。对读者而言，这个“你”不仅指向具体的每个读者，还指向现代社会的任何个体。阅读者以无意识的代入感成为那个作者笔下的“你”，并不自觉地在作者步步叩问下，在小说文本设置的那些萨特式的“处境情境”中逼问自身的灵魂。
王威廉小说除了叙述视角的独特，他讲述故事的手法也是一流的。他的每个故事都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如同卡夫卡的《城堡》《审判》那样的隐喻，而隐喻的诠释是存在多种可能的，它以一个敞开的维度实现了文本的反复阅读，而非一次性消费。因此，王威廉的小说是可以反复阅读的，每一次阅读都能够有新的发现以及对故事的新诠释，他的小说文本已经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本雅明曾认为，现代的人们为了直接而快速地抓住真理与教义，抛弃了叙事：神话、寓言、传说形式。[3]笔者认为，人们同样也抛弃了隐喻。对于隐喻，王威廉曾说：“目前一种有良知的写作只可能是隐喻性质的……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是一种理想》）文学的隐喻保证文学不是教条、政治说教、新闻等别的什么，隐喻坚守着文学成为文学的一道坚固的屏障。
他的小说作品中随处可见各种隐喻，怪异的、妙趣横生的，尽显另类之风，但在极为另类的风格中却展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无情讽喻，也因而使他具备了一种超越了同代人的“辨识度”。
《非法入住》里虚构了“我”既被非法入住又非法入住他人的故事。“我”的居住地被人为地剥夺了以后，而后“我”又去剥夺和侵害他人。这是对现代社会状况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一种隐喻和讽刺。
《没有指纹的人》是一次“技术社会”压迫人并引发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深入思考。它同样是一个绝妙的科技社会压迫人的隐喻。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本应该是为人服务、给人带来方便与快捷的，但王威廉却写出了对科技社会统治人类未来的担忧。
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中曾经谈到过蒲松龄《聊斋志异》那些鬼怪故事，并且认为这些不切实际的荒诞叙述是对现实的另一种隐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4]
王威廉小说叙事的变体及与传统小说的疏离都隐含地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危机和历史情境的复杂的认识。正如耿占春在《叙事美学》中所言：“小说叙事形式的真正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境况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5]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王威廉小说文体的实验、先锋与今天现代社会的瞬息多变是相称的。
三、“现代性经验”与“异化”
王威廉对现代化的入侵有着惊人的感知力。大部分中国作家出于乡村经验的根深蒂固和对城市经验的拒斥导致其一直进行传统小说的创作与抒写，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不少作家大都停留在“饿童经验”和“苦难历史”的叙述中，哪怕这一切都已远去，他们仍在重复进行农村经验的抒写。
人们今天已然远離乡村，每天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但却缺少感知。城市经验一直难以在文学上有很好的表达。城市经验的抒写一直是中国大部分作家的短板，即使当代名家一旦进入现代生活叙事时往往捉襟见肘，缺乏对当下的感知力。而王威廉却是一个当下感知力特别敏锐的作家。他以作家的高度敏感写了现代社会的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异化、残缺、错位、边缘化等。
《获救者》《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等都写了残缺与健全。王威廉写了健全人对残疾人的压迫，如《获救者》中残疾乞丐被社会中所谓的“正常人”边缘化到“地下”才能生存，他们被迫出卖自己的自尊以供健全人取乐。
《内脸》的女主人公因为失去面部表情而不敢出门，怕人发现自己的异常，以至只能每天躲在家里让众多塑料人陪伴交流。《没有指纹的人》中“我”生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没有指纹而心惊胆战，最后“我”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别人的指纹进行身份验证与识别。
王威廉同时别出心裁地叙述了健全人对残缺者的模仿，这既是反讽，也是健全者内心“残缺”的明证：《获救者》里胖子宁愿为了权力留在地下也不愿离开，最后只能惨死在地下暴乱中。《内脸》中“我”让领导戴上面具，模仿失去表情的女主人公。《第二人》中“大山”为了让“我”与他感同身受，强迫“我”毁容，成为另外一个他等等。
王威廉的小说浸透了福柯《疯癫与文明》的核心思想，精神病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现代化的产物，所谓的文明社会建立以来，正常人便把“不正常人”以驱逐的方式让他们坐上愚人船自生自灭，远离现代城市。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无孔不入，处处存在，他以监狱全景揭示了这种权力的入侵。《获救者》里地下“塔哈”组织的存在就是凭借权力建立起对乞丐的统治。王威廉的小说处处交织着正常人与残疾人、看与被看、权力与凝视、面孔与性的抒写。
“异化”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社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资本、商品等一切都可让人“异化”，让人成为“非人”，失去了人存在的本真。王威廉小说里充满了被“异化”的各式各样的人物。
《非法入住》里，“我”被他人侵占，“我”在这种侵占中起初是试图反抗，成为对抗者，然后认清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低头，变成妥协者，最后被环境所迫，也去掠夺他人，成为侵占他人的施害者。
里面描述小说主人公“我”居住在一间九平米的房子里，这同时也是大部分北上广蜗居者的生活写照，是无数个城中村、上海弄堂及北京隔间生活的蚁族们的生活缩影。“我”的房间里只能放下床和柜子，以及为数不多的书和衣服。而就在“我”觉得逼仄、狭小的空间里，“鹅先生”一家却居住了六口人：父母，妻儿，弟弟。
文章通过一系列看似情节荒诞却逻辑合理的叙事步步推进：首先鹅先生以儿子考试为由，从小孩以“合理的理由”侵占他的居住空间开始，最后到鹅先生的父母完全夺去了这间房的居住权，而“我”“合理”和“心安理得”地去侵占另一个女人的空间。“我”对这一切态度有了从反抗到习以为常，从习以为常到压迫和侵占他人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现代社会人被“异化”的特写。 物化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性一切都被扭曲与遮蔽。而只有从卢卡奇《小说理论》开始，小说才获得了表征和反思现代性危机的自觉，才获得了现代世界唯一一种文学形式的地位。[6]王威廉小说故事正是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表征。
四、人性之思与主体之死
王威廉的小说充满哲学意味。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剖析笔下人物灵魂，卡夫卡总是揭示现实的另一种真实，加缪、萨特总是叩问存在一样，王威廉小说总是存在着对人性的反思，也充满了对重大哲学命题的思考，他的小说揭示了不仅存在的荒谬感和疏离感，还对“主体”人的存在意义提出反思。
王威廉善写人性的“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心灵经常带出魔鬼。格非曾说：“邪恶并不存在于人的生命体之外，而是一直藏匿于人的内心深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可能面临的最大灾难或悲剧并非来自我们习以为常的外部环境的‘他者’，而是内心的桎梏、窒息、紊乱和疯狂。”[7]
他的小说里经常写的是普通人，但是这些普通人内心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第二人》里“大山”利用别人对他的害怕掌握权力、金钱和美色；《非法入住》里“我”去侵占一个女性的空间；《听盐生长的声音》里，金静是个潜逃的杀人犯。“恶”隐藏在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大学生可以杀死老太一样。
人性在王威廉的小说中变得脆弱，难以经受考验，小说中常出现的第二人称叙述“你”更是让每一位读者在怀疑和反思自己，自我能否在小说主人公的境遇中持守道德和善的价值？抑或是与小说众多主人公一样在环境的影响下成了“非人”？
道德何以可能？至善何以可能？康德认为信仰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认为道德保证了信仰，康德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的良心注入太过积极和乐观的看法，高估了人性，不知他死后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一切信仰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并非道德是信仰的根基，而是信仰乃道德的根基，只有信仰才能保证德行。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之后，信仰价值轰然倒塌，人的德行再也难以保证。现代社会上帝的缺失让人失去了敬畏之心，从而滥用理性。
自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言论之后，福柯紧接着道出“人死了”的事实。人存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王威廉在他小说《听盐生长的声音》里也提出了这样的思考。在《听盐生长的声音》里，“我”生活在盐矿，终日被白花花的盐晃眼，难以入睡，被荒凉所淹没。而好友则生活在煤矿，每日面对黑夜，难以看见阳光，只能通过画画的色彩感来拥抱生活。人的存在变得机械麻木，想拥抱生活的激情，却无力反抗现实的贫瘠。人存在的价值变得可疑起来。文中这样写道：
在这里，盐是会生长的，那些美丽的盐花会不断地开放。这样说来，这里除了我们，还有别的生命，盐就是没有生命的一种生命吧。在造物主面前，我们和盐真的有本质的不同吗？我们和盐都是生长与衰败着的一种变化罢了。[8]
“盐”如同生命物一样可以“生长”，“我们”的本质与“盐”也毫无二样，主体因“异化”而失去了生机，传统的主体死了，新的主体如何“生长”？王威廉在这里提出了福柯所说的问题，福柯认为尼采说出了上帝死亡，但是上帝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人的出现，反而意味着人的消亡。因为上帝是人存在背后的那个深刻的联接，关系如同父子一样，如果上帝死亡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
《秀琴》作为王威廉小说中一篇讲述体的传统叙事，却也带有“主体死亡”的哲学意味。秀琴的丈夫意外去世，她一直以丈夫的身份住进自己的身体，让丈夫再活一次。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以为秀琴疯了，丈夫的鬼魂附在了她的身上。“主体”造成了分裂，不再统一，就相当于人的死亡。秀琴即使活着，但她一直以丈夫的身份活着。因此，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只当她是个和死差不多的人。
由此可见，王威廉无论是在传统体裁的小说还是在先锋体裁小说中，其实都离不开重大哲学命题的解释。他用文学化的手法提出上帝死了、主体怎么办的问题。他写出了主体在现代社会的死亡和分裂。而如何重构一个新的主体，形成新的自我和价值却是王威廉小说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王威廉是一个创作多面手：他的写作糅合了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各种文体的写作特色。王威廉的小说语言节制、洗练。这得益于他早期良好的诗歌训练；同时作为标准的学院派小说家，王威廉的小说有着良好理论素养和哲学涵养，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更是赋予其小说浓厚的思辨色彩。
王威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向优秀小说家问鼎的特质，正如“70后”代表作家张楚所说：“王威廉的小说保持着对已知世界的狐疑和拒绝，这种姿态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由里及外的疏离感和硬朗的美感。我坚信他是位固执的艺术家，而不单纯是位作家。他让爱与痛、明与暗、拯救与背叛在黑暗中各得其所，我们于废墟中看到了一切。他深刻、敏锐而执着，有极佳的小说意识和卓尔不群的叙事本领。他的文学探索预示着当代文学的变革与创新。”[9]事实上，王威廉如同人类灵魂的“窥视者”一样以敏锐的感知力捕捉了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怀抱着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洞见，并以高超的叙事能力描述荒诞表象之下的绝对真实，形象化地表述了当代重大命题，同时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当下的生存困境，给当代小说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为“80后”作家中独特的存在，王威廉更如同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路标”：他的创作向上承接了“纯文学”——传统的一面，汲取了前辈作家的优秀经验；向下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现代文学所必须面对的。而王威廉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能足够站立得住的，他的科班出身和良好创作势头和写作生命将给我们持续带来更大的惊喜。
注释：
[1]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年版。
[3]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的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1页。
[4]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耿占春：《敘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的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李茂增：《现代性与小说形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4页。
[7]格非：《白色的预言》，《作家》，2001年第7期。
[8]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9]张楚：《王威廉小说的怪异空间》，《西湖》，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朱亚南
曾海津：祖籍江西临川，生于广东阳春，现居东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见于《文艺报》《文学报》《南方文坛》《作品》《红豆》等报刊，已出版文学评论集《叙事的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审美的焦虑》（大众文艺出版社）、《内部的风景》（花城出版社）、《隐秘的对话》（花城出版社）等5部。
说他传统，因为尽管王威廉与韩寒、郭敬明处同一时代，却显然无法化约性地以“80后”作家来谈他。不同于伴随媒体热炒的“80后”一代：他们凭借青春写作获取读者，依托消费文学立足市场，批量复制“文化工业”产品；王威廉的写作自始就带有“纯文学”的特点，他继承了传统文学写作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小说中处处透露着作家使命的人文关怀。
说他现代，是因为王威廉不仅以严肃的姿态面向文学，而且其小说不再如以往众多的“纯文学”那样描写土地，歌颂乡村，而是带有鲜明的城市经验，写出了现代生活中人的焦虑与隐痛。除了在题材上王威廉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以外，他的小说无论是在文体风格上还是美学风格上都极具实验性和先锋性。
一、荒诞叙事中的真实
小说都是虚构的，尽管如今又多出了“非虚构”概念的小说，但小说与虚构始终是一个共生体。小说的虚构是对现实的虚构，是对真实世界的艺术加工。传统小说家的小说是对现实世界的描摹。他们如同观察员一样细致地描摹着真实世界的每个细节，再将这些故事移植到小说文本中。很不幸，如今的新闻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这类小说的部分功能。今天新闻的故事有时甚至比传统小说更加离奇精彩，同时更真实，让人猎奇。
现代小说家们则有所不同，他们从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临摹中摆脱出来，通过调动作家自身的感觉、内在感知力重新对现实种种加以考量建构，进行再次加工，以变形化的手法从而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揭示真实世界。王威廉的小说属于后者。
《内脸》《第二人》《没有指纹的人》等系列小说充满荒诞感。这些文本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卡夫卡，被后人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卡夫卡率先将他笔下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由此，人和“非人”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暧昧。人的存在也变得可疑起来。
卡夫卡以形象化的文学手法揭示了自现代化以来人生弥满的荒诞感和虚无感。小说家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中说道：“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在晚年曾经感叹‘卡夫卡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现在许多的西方学者也将新小说看成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小说。”[1]
卡夫卡的作品荒诞，但是荒诞中又带有真实，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王威廉的小说亦是如此，现代世界需要小说故事也发生变形，以新的方式来叙述，王威廉的小说某种程度上是对卡夫卡的致敬，他以陌生化的文学手法表达了人身处世界的荒诞感。他的小说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市井小说，往往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去营造一个怪异荒诞的世界，在极度另类的隐喻中影射当今社会的现实，对人性和科技發展进行哲学式的反思。
《内脸》的女主人公虞芩因某种面部疾病失去表情，除了微笑，她的脸无法表达喜怒哀乐等。虞芩成了一个没有表情的“冷漠人”。冷漠，这正是绝大部分现代人的自画像。在小说末尾，女主人公连微笑的能力都失去，只剩下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人面孔”。女主人公的医生甚至用她的脸做了一个面具，并发出“太美了”的感叹。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异化使得“冷漠”成为常态。自我与他者都是以“冷漠”的面孔相对。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为面部表情功能的缺陷，使得她格外喜欢用各种表情符号与男主人公进行网络虚拟聊天。这正是今天社会的真实写照。虚拟空间人与人之间的“热情”与真实空间中人际的“冷漠”。
小说《没有指纹的人》表达了另一种荒诞：“我”生来便与众不同，十个指头都没有指纹。在科技社会的今天，“我”却寸步难行：公司打卡需要指纹验证；买房画押需要指纹；车钥匙按锁也需要指纹识别……“我”只能使用别人的“指纹”才能拥有一个“合法身份”。当他者的“身份”变得“非法”的时候，“我”也顺带成了“非法者”。在作者笔下，小说主人公生来怪异，却又与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小说情节处处充满悖论，逻辑推理上却又处处合理，王威廉正是表达了荒诞叙事中的真实。
王威廉小说通过荒诞叙述，一把扯下了蒙着的面纱，揭示了生活的真相。我们看到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那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二、文体的先锋与实验
王威廉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他的文体呈现着多变性，无论是从叙述人称、叙述视角还是从文本表达方式上看，王威廉的小说都带先锋色彩。
在《第二人》中，王威廉进行了“元小说”的创作实验。“我”作为小说文本的作者，同时也成了故事的“人物”卷入自己编织的故事里。在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家中，马原小说中就有著名的“叙事圈套”。
小说不仅仅关心“写什么”，而且还关心“怎么写”。马原在小说中经常以作者的身份跳出来说话，并告知读者这些故事都是骗人的。今天距离先锋文学的发生已经过去三十年了，王威廉却很好地继承了先锋文学的品质。
王威廉的《第二人》中“大山”以读者的身份与作者“我”进行交谈，并且大山交换了读“我”的作品《内脸》的感受。而这一切看似诚恳的叙述同样是在写小说。正如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所认为“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2]
王威廉喜用第二人称“你”进行叙事。小说叙事中用第二人称的叙事向来较少，其驾驭难度大于第一和第三人称。王威廉小说中的“你”不仅承担了文学叙事的功能，还承担某种哲学功能。高行健的小说《灵山》中就充满了“你”“我”“他”的人称转化。而王威廉小说中的“你”除了是一个自我指涉以外，还指涉读者。 对于我而言，“你”的作用是产生疏离感，进行自我审视。对读者而言，这个“你”不仅指向具体的每个读者，还指向现代社会的任何个体。阅读者以无意识的代入感成为那个作者笔下的“你”，并不自觉地在作者步步叩问下，在小说文本设置的那些萨特式的“处境情境”中逼问自身的灵魂。
王威廉小说除了叙述视角的独特，他讲述故事的手法也是一流的。他的每个故事都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如同卡夫卡的《城堡》《审判》那样的隐喻，而隐喻的诠释是存在多种可能的，它以一个敞开的维度实现了文本的反复阅读，而非一次性消费。因此，王威廉的小说是可以反复阅读的，每一次阅读都能够有新的发现以及对故事的新诠释，他的小说文本已经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本雅明曾认为，现代的人们为了直接而快速地抓住真理与教义，抛弃了叙事：神话、寓言、传说形式。[3]笔者认为，人们同样也抛弃了隐喻。对于隐喻，王威廉曾说：“目前一种有良知的写作只可能是隐喻性质的……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是一种理想》）文学的隐喻保证文学不是教条、政治说教、新闻等别的什么，隐喻坚守着文学成为文学的一道坚固的屏障。
他的小说作品中随处可见各种隐喻，怪异的、妙趣横生的，尽显另类之风，但在极为另类的风格中却展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无情讽喻，也因而使他具备了一种超越了同代人的“辨识度”。
《非法入住》里虚构了“我”既被非法入住又非法入住他人的故事。“我”的居住地被人为地剥夺了以后，而后“我”又去剥夺和侵害他人。这是对现代社会状况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的一种隐喻和讽刺。
《没有指纹的人》是一次“技术社会”压迫人并引发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深入思考。它同样是一个绝妙的科技社会压迫人的隐喻。现代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本应该是为人服务、给人带来方便与快捷的，但王威廉却写出了对科技社会统治人类未来的担忧。
格非在《小说叙事研究》中曾经谈到过蒲松龄《聊斋志异》那些鬼怪故事，并且认为这些不切实际的荒诞叙述是对现实的另一种隐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聊斋志异》这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不过是以一种曲折的隐喻方式表现了现实的某些征象，而不是再现现实，更不是对现实力求精确的复制。”[4]
王威廉小说叙事的变体及与传统小说的疏离都隐含地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危机和历史情境的复杂的认识。正如耿占春在《叙事美学》中所言：“小说叙事形式的真正深刻的危机恰恰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的历史境况已经不再能够使用经典的小说叙述模式来加以描述。”[5]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王威廉小说文体的实验、先锋与今天现代社会的瞬息多变是相称的。
三、“现代性经验”与“异化”
王威廉对现代化的入侵有着惊人的感知力。大部分中国作家出于乡村经验的根深蒂固和对城市经验的拒斥导致其一直进行传统小说的创作与抒写，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不少作家大都停留在“饿童经验”和“苦难历史”的叙述中，哪怕这一切都已远去，他们仍在重复进行农村经验的抒写。
人们今天已然远離乡村，每天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但却缺少感知。城市经验一直难以在文学上有很好的表达。城市经验的抒写一直是中国大部分作家的短板，即使当代名家一旦进入现代生活叙事时往往捉襟见肘，缺乏对当下的感知力。而王威廉却是一个当下感知力特别敏锐的作家。他以作家的高度敏感写了现代社会的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异化、残缺、错位、边缘化等。
《获救者》《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等都写了残缺与健全。王威廉写了健全人对残疾人的压迫，如《获救者》中残疾乞丐被社会中所谓的“正常人”边缘化到“地下”才能生存，他们被迫出卖自己的自尊以供健全人取乐。
《内脸》的女主人公因为失去面部表情而不敢出门，怕人发现自己的异常，以至只能每天躲在家里让众多塑料人陪伴交流。《没有指纹的人》中“我”生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没有指纹而心惊胆战，最后“我”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别人的指纹进行身份验证与识别。
王威廉同时别出心裁地叙述了健全人对残缺者的模仿，这既是反讽，也是健全者内心“残缺”的明证：《获救者》里胖子宁愿为了权力留在地下也不愿离开，最后只能惨死在地下暴乱中。《内脸》中“我”让领导戴上面具，模仿失去表情的女主人公。《第二人》中“大山”为了让“我”与他感同身受，强迫“我”毁容，成为另外一个他等等。
王威廉的小说浸透了福柯《疯癫与文明》的核心思想，精神病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现代化的产物，所谓的文明社会建立以来，正常人便把“不正常人”以驱逐的方式让他们坐上愚人船自生自灭，远离现代城市。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无孔不入，处处存在，他以监狱全景揭示了这种权力的入侵。《获救者》里地下“塔哈”组织的存在就是凭借权力建立起对乞丐的统治。王威廉的小说处处交织着正常人与残疾人、看与被看、权力与凝视、面孔与性的抒写。
“异化”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社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资本、商品等一切都可让人“异化”，让人成为“非人”，失去了人存在的本真。王威廉小说里充满了被“异化”的各式各样的人物。
《非法入住》里，“我”被他人侵占，“我”在这种侵占中起初是试图反抗，成为对抗者，然后认清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低头，变成妥协者，最后被环境所迫，也去掠夺他人，成为侵占他人的施害者。
里面描述小说主人公“我”居住在一间九平米的房子里，这同时也是大部分北上广蜗居者的生活写照，是无数个城中村、上海弄堂及北京隔间生活的蚁族们的生活缩影。“我”的房间里只能放下床和柜子，以及为数不多的书和衣服。而就在“我”觉得逼仄、狭小的空间里，“鹅先生”一家却居住了六口人：父母，妻儿，弟弟。
文章通过一系列看似情节荒诞却逻辑合理的叙事步步推进：首先鹅先生以儿子考试为由，从小孩以“合理的理由”侵占他的居住空间开始，最后到鹅先生的父母完全夺去了这间房的居住权，而“我”“合理”和“心安理得”地去侵占另一个女人的空间。“我”对这一切态度有了从反抗到习以为常，从习以为常到压迫和侵占他人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现代社会人被“异化”的特写。 物化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本性一切都被扭曲与遮蔽。而只有从卢卡奇《小说理论》开始，小说才获得了表征和反思现代性危机的自觉，才获得了现代世界唯一一种文学形式的地位。[6]王威廉小说故事正是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表征。
四、人性之思与主体之死
王威廉的小说充满哲学意味。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剖析笔下人物灵魂，卡夫卡总是揭示现实的另一种真实，加缪、萨特总是叩问存在一样，王威廉小说总是存在着对人性的反思，也充满了对重大哲学命题的思考，他的小说揭示了不仅存在的荒谬感和疏离感，还对“主体”人的存在意义提出反思。
王威廉善写人性的“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心灵经常带出魔鬼。格非曾说：“邪恶并不存在于人的生命体之外，而是一直藏匿于人的内心深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可能面临的最大灾难或悲剧并非来自我们习以为常的外部环境的‘他者’，而是内心的桎梏、窒息、紊乱和疯狂。”[7]
他的小说里经常写的是普通人，但是这些普通人内心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第二人》里“大山”利用别人对他的害怕掌握权力、金钱和美色；《非法入住》里“我”去侵占一个女性的空间；《听盐生长的声音》里，金静是个潜逃的杀人犯。“恶”隐藏在每个人内心的深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大学生可以杀死老太一样。
人性在王威廉的小说中变得脆弱，难以经受考验，小说中常出现的第二人称叙述“你”更是让每一位读者在怀疑和反思自己，自我能否在小说主人公的境遇中持守道德和善的价值？抑或是与小说众多主人公一样在环境的影响下成了“非人”？
道德何以可能？至善何以可能？康德认为信仰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认为道德保证了信仰，康德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的良心注入太过积极和乐观的看法，高估了人性，不知他死后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一切信仰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并非道德是信仰的根基，而是信仰乃道德的根基，只有信仰才能保证德行。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之后，信仰价值轰然倒塌，人的德行再也难以保证。现代社会上帝的缺失让人失去了敬畏之心，从而滥用理性。
自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言论之后，福柯紧接着道出“人死了”的事实。人存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王威廉在他小说《听盐生长的声音》里也提出了这样的思考。在《听盐生长的声音》里，“我”生活在盐矿，终日被白花花的盐晃眼，难以入睡，被荒凉所淹没。而好友则生活在煤矿，每日面对黑夜，难以看见阳光，只能通过画画的色彩感来拥抱生活。人的存在变得机械麻木，想拥抱生活的激情，却无力反抗现实的贫瘠。人存在的价值变得可疑起来。文中这样写道：
在这里，盐是会生长的，那些美丽的盐花会不断地开放。这样说来，这里除了我们，还有别的生命，盐就是没有生命的一种生命吧。在造物主面前，我们和盐真的有本质的不同吗？我们和盐都是生长与衰败着的一种变化罢了。[8]
“盐”如同生命物一样可以“生长”，“我们”的本质与“盐”也毫无二样，主体因“异化”而失去了生机，传统的主体死了，新的主体如何“生长”？王威廉在这里提出了福柯所说的问题，福柯认为尼采说出了上帝死亡，但是上帝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人的出现，反而意味着人的消亡。因为上帝是人存在背后的那个深刻的联接，关系如同父子一样，如果上帝死亡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
《秀琴》作为王威廉小说中一篇讲述体的传统叙事，却也带有“主体死亡”的哲学意味。秀琴的丈夫意外去世，她一直以丈夫的身份住进自己的身体，让丈夫再活一次。村子里所有的人都以为秀琴疯了，丈夫的鬼魂附在了她的身上。“主体”造成了分裂，不再统一，就相当于人的死亡。秀琴即使活着，但她一直以丈夫的身份活着。因此，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只当她是个和死差不多的人。
由此可见，王威廉无论是在传统体裁的小说还是在先锋体裁小说中，其实都离不开重大哲学命题的解释。他用文学化的手法提出上帝死了、主体怎么办的问题。他写出了主体在现代社会的死亡和分裂。而如何重构一个新的主体，形成新的自我和价值却是王威廉小说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王威廉是一个创作多面手：他的写作糅合了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各种文体的写作特色。王威廉的小说语言节制、洗练。这得益于他早期良好的诗歌训练；同时作为标准的学院派小说家，王威廉的小说有着良好理论素养和哲学涵养，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更是赋予其小说浓厚的思辨色彩。
王威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向优秀小说家问鼎的特质，正如“70后”代表作家张楚所说：“王威廉的小说保持着对已知世界的狐疑和拒绝，这种姿态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由里及外的疏离感和硬朗的美感。我坚信他是位固执的艺术家，而不单纯是位作家。他让爱与痛、明与暗、拯救与背叛在黑暗中各得其所，我们于废墟中看到了一切。他深刻、敏锐而执着，有极佳的小说意识和卓尔不群的叙事本领。他的文学探索预示着当代文学的变革与创新。”[9]事实上，王威廉如同人类灵魂的“窥视者”一样以敏锐的感知力捕捉了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怀抱着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洞见，并以高超的叙事能力描述荒诞表象之下的绝对真实，形象化地表述了当代重大命题，同时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当下的生存困境，给当代小说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作为“80后”作家中独特的存在，王威廉更如同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路标”：他的创作向上承接了“纯文学”——传统的一面，汲取了前辈作家的优秀经验；向下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现代文学所必须面对的。而王威廉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能足够站立得住的，他的科班出身和良好创作势头和写作生命将给我们持续带来更大的惊喜。
注释：
[1]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年版。
[3]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的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1页。
[4]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耿占春：《敘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的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6]李茂增：《现代性与小说形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4页。
[7]格非：《白色的预言》，《作家》，2001年第7期。
[8]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文学界》，2013年第12期。
[9]张楚：《王威廉小说的怪异空间》，《西湖》，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朱亚南
曾海津：祖籍江西临川，生于广东阳春，现居东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见于《文艺报》《文学报》《南方文坛》《作品》《红豆》等报刊，已出版文学评论集《叙事的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审美的焦虑》（大众文艺出版社）、《内部的风景》（花城出版社）、《隐秘的对话》（花城出版社）等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