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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后真相时代，假新闻和反转新闻频频出现，网络被大量谣言充斥。媒体在议程设置上总是出现偏差，新闻专业主义正遭到公众的质疑。这似乎已让媒体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失去了自身的公信力。与此同时，公众也日益偏向情绪化和极端化，在面对一个网络突发事件时，易被情绪支配，倾向于关注那些含有冲突的情节，真相已经让位于情感和立场。文章以后真相时代作为研究背景，探析真相的缺失与其背后深层的动因。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真相；失焦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1-0017-03
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事件，让后真相一词进入了越来越多人的视野，《纽约时报》将“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1 ]。当下，社交媒体的出现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冲击，并改变了旧有的真相呈现方式，使舆论变得更趋复杂和多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焦点越来越模糊，媒体出于政治权利逻辑和商业利润逻辑开始迎合公众兴趣，而公众则日益被情绪支配，将注意力转向带有矛盾性、冲突性的信息。在注意力频频失焦的当下，媒体如何正确进行议程设置、引导舆论，公众如何不被沦为情绪化的群氓，这已成为新闻从业者需要深刻思考的议题。
1 后真相时代中的真相缺失问题
1.1 关系重构：真相在传受间被遮蔽
如今，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手机上网，也越来越习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关系维系和信息获取。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化，人们已经进入“全民记者”时代。“麦克风”的平民化使受众与作为真相提供者的传统媒体间较为稳定的传受关系进行了重构。一方面，传统媒体不再是象征权威的“真相界定者”和“新闻提供者”，人人皆可发布新闻，人人皆能走进真相。另一方面，在后真相时代，公众似乎不再把事件的真假放在第一位，而更加倾向于情感消费。与其追求真相，不如寻求反转，符合受众思维逻辑、情感立场的报道和意见很可能会更加靠近真相。
1.2 共识瓦解：真相在无序中被截取
21世纪的今天，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但仍然存在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不公平现象，再加上近年来假新闻、反转新闻的泛滥，导致人们对政府、媒体的公信力降低。这种“失范性焦虑”使主流价值观变得日益多元，也让社会共识越来越难以凝聚。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2]。因此，公众在面对一个突发事件时，很容易就会出现迅速“站队”的现象，并愈加倾向对其中的人或事进行“标签化定义”。一旦利益、情感超越了真相和事实的重要程度，而社会上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对公众的行为进行针对性引导，那么经验事实的真相将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3 情绪泛滥：真相在情绪里被扭曲
如今，真相和事实已经越来越被忽视，而情绪却愈加影响人们的认知。从媒体角度出发，在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已处于过载状态，信息泛滥和剩余会使公众获得所需信息的成本提高。部分媒体为了赢得更多用户，就必须以粉丝和流量作为目标，第一时间生产甚至制造出能刺激受众需求的新闻。因此，大量未经核实的、具有煽动性和娱乐性的新闻被报道出来，使新闻专业主义一度陷入困境，也使舆论环境变得愈加纷繁复杂。从公众角度出发，社交媒体的出现助推了社群化传播，由于网络社群通常以情感、兴趣等为纽带，再加之受众害怕“被边缘化”，所以观点易在社群里被极端放大。公众一旦被价值、情绪等要素分隔开，成见便有了孕育的土壤，舆论也易变得偏激和情绪化。
2 真相缺失与舆论失焦的归因分析
2.1 新闻呈现：个人化、戏剧化趋向
一方面，新闻内容的个人化。新闻个人化可以从媒体和公众两方面去理解。从媒体层面上看，媒体在报道时，新闻内容过于个人化，突出新闻事件中某个人物的情感、遭遇，雖然具有了人情味，但是往往把受众的注意力固定下来，而使他们忽略了对社会大背景的思考[3]。从公众层面上看，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发表观点的时代，公众与事件的距离被越拉越近。新闻事实正在走向个体化视角，公众日渐习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真相，甚至找到自身与事件的某些相关性并代入角色之中。角色代入感太强容易让公众丧失理智，使其陷入道德的怪圈而对当事人进行“舆论审判”。另一方面，新闻内容的戏剧化。如今，充满矛盾点和冲突性的新闻反而更能获得人们的青睐。部分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流量和粉丝，便喜欢对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在新闻报道中过于重视故事情节的做法，对于增强新闻的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却不容易揭示出新闻所包含的深层次含义。这种叙事方式的“故事化”，使事件中的冲突点被极端放大，从而让公众的注意力一直聚焦在事件的矛盾之中，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真相。满足公众情感需要、符合公众认知期待的报道可能会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可能违背了媒体人最重要的职业操守。
2.2 塔西佗陷阱：媒体和公众间的信任危机
如今，搀扶摔倒老人反被碰瓷，报道好人好事被说作秀，“不信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似乎都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4 ]。媒体在当下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假新闻” “反转新闻”愈加频现，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已经大打折扣。“无反转不新闻”似乎已经成为公众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在信息过载时代，热点议题往往转化过快，而新闻内容又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这就使舆论酝酿、发酵的速度快于事实更新的速度，公众心中的疑点无法被及时解答，而事件经常会被新的议题冲淡而无声收尾。长此以往，由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会越垒越高，公众与政府和媒体间的共识也会被逐渐解构。按照霍夫兰“说服效果”的观点，如果传方失去了可信度，而事实内容又处于缺失状态，说服效果就会受损。因此，在后真相时代，即便媒体坚持了正确的议程设置，公众也有可能由于缺乏“安全感”而难以集中注意力。 2.3 社群化传播：同质意见的“扬声器”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网络中志趣相投、观点相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无数个网络社群。由于网络社群以兴趣、价值观为纽带，所以社群中的观点容易同质且非理性，社群中的网民也更易情绪化。社群化传播存在“回声室效应”，即在一个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部分类似的观点被重复提起，并且越来越背离真相，使得身处在这个环境下的民众误以为被重复提起的才是真相，而不去考证[5]。一个热点事件发生后，公众很容易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中找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社群。社群中的网民不断交换同质意见，既有观点在群体中被不断放大，群体中的网民甘愿把自己封锁在“信息茧房”之中，从而更加坚信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性。一旦这个社群所持观点是非理性的，偏见和情绪便会应运而生，舆论的焦点便会更加难以把控。
2.4 零和博弈：议题显著性的此消彼长
随着近年来公众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议程中的议题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更替速度快的特点。不过，与议题多样性相矛盾的是公众议程的有限容量，即每个人能关注的议题数量都是有限的。这就使公众的注意力频繁游移，议程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时就需要引出零和博弈的概念。零和博弈的观点强调各种议题为了获得媒介与公众的注意力而展开激烈竞争，一个议题的崛起大多以另一个议题的衰落为代价[6]。现如今，一个网络事件周围总是黏合着众多附加议题，而公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会出现部分议题在公众心中的显著性得到增强，而部分议题在众声喧哗中则会被湮没。后真相时代，带有矛盾性和娱乐性的新闻往往能获得受众的偏好，这就容易使事件真相在与其他附加议题的零和博弈中，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3 应对新闻失真的几点建议
3.1 重拾话语权：重视属性议程，善用衍生议题。
一方面，媒体要重视属性议程。议程设置的第一个层面是客体显著性的转移，即告诉受众想什么。第二个层面是指属性显著性的转移，即告诉受众怎么想。前一个层面侧重于“注意”，而第二个层面更侧重于“理解”。媒介对某个议题的不同方面的报道方式——媒介的属性议程——既影响我们看待事件的角度，也影响我们的观点[ 7 ]。在这个注意力容易失焦、公众日益情绪化的后真相时代，媒体在挖掘新闻、寻找新闻素材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属性议程设置，通过恰当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正确的流向，把控舆论方向并促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媒体善用衍生议题。借助数据分析等方式，可以在分析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中，发现由事件本身衍生出的其他公共议题，如轰动一时的“罗一笑事件”，公众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将注意力延伸到其他诸多地方，既有对罗尔盲目的道德审判、人肉调查，也有对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和募捐流程的理性思考。媒体在面对这些衍生议题时，应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选择有利于事件顺利解决和舆论生态良性运行的议题进行报道。这不仅有助于纠正公众易失焦的注意力，也有助于媒体重拾话语权，提升公信力，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3.2 风险最小化：完善新闻把关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监控
媒体把关人地位的缺失已经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议题，这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表现的尤为明显。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相较传统媒体而言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随着自媒体账号的出现，大量未经审核和筛选的新闻以几何式的速度在网络上掀起阵阵风浪，其中就包含諸多反转新闻甚至谣言。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就需要建立并完善新闻把关机制和信息净化机制，从源头上抑制虚假新闻的出现。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在舆情爆发前完善舆情数据分析库，做好应急预案，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可能出现的风险。在舆情爆发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事件发展进程同步追踪舆情走势，把控网民心态，进而减少网络暴力和舆论审判对社会及公众造成的伤害。可以说，能否提高社交媒体的预警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能否控制好事件的病毒式传播，进而直接影响着这个真相稀缺时代的舆论走向。
3.3 社会安全阀：构建畅通的舆情疏导通道
社交媒体时代，许多网民都会收到大量基于算法推荐给他们的同质化信息，这些相似的信息把他们困在“信息茧房”之中，无法与外界达成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使网民形成对事物的“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便很容易走向情绪化，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此时如果没有一个畅通、透明、开放的舆情疏导通道来安抚公众的情绪，谣言和网络暴力便极有可能出现。事实上，畅通的言论表达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于“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对缓解公众负面情绪，保持社会平稳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面对突发事件和谣言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第一时间发声，公开事件进展，并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及时疏导公众不良情绪，搭建各方意见良性互动的平台，引导网民理智发声，正确决策。
4 结语
在假新闻和谣言充斥的后真相时代中，媒体和公众都频频陷入“双重失焦”的困境，真相变得愈加稀缺和扑朔迷离。不过，公众却正是因为渴望真相，才会在不断的质疑中以期接近真相。因此，作为媒体，在真相稀缺的时代更应该坚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以准确、客观的报道为公众还原事实。作为公众，应该审慎使用手中的“麦克风”，通过形成良性的网络舆论环境来监督政府和媒体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注意力一定会回归到正确的轨道，而真相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绽放出光彩。
参考文献
[1]林方伟.2016年度词揭示 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EB/OL].（2016-12-28）[2020-09-05].http：//www. zaobao.com/news/fukan/gen/story20161228-706858.
[2]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J].探索与争鸣，2017（4）：14-16.
[3]和曼，白树亮.浅析传媒在新闻叙事中满足受众需要的有效方式[J].新闻界，2009（5）：55-56.
[4]蒲红果.说什么怎么说——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9.
[5]刘洁吟.浅析“后真相时代”真相敌不过情感的原因[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1）：79.
[6]Zhu J H. Issue Competition and Attention Distraction：A Zero-Sum Theory of Agenda-Setting.[J].Journalism Quarterly，1992，69（4）：825-836.
[7]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47.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真相；失焦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1-0017-03
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事件，让后真相一词进入了越来越多人的视野，《纽约时报》将“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 1 ]。当下，社交媒体的出现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冲击，并改变了旧有的真相呈现方式，使舆论变得更趋复杂和多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焦点越来越模糊，媒体出于政治权利逻辑和商业利润逻辑开始迎合公众兴趣，而公众则日益被情绪支配，将注意力转向带有矛盾性、冲突性的信息。在注意力频频失焦的当下，媒体如何正确进行议程设置、引导舆论，公众如何不被沦为情绪化的群氓，这已成为新闻从业者需要深刻思考的议题。
1 后真相时代中的真相缺失问题
1.1 关系重构：真相在传受间被遮蔽
如今，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手机上网，也越来越习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关系维系和信息获取。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化，人们已经进入“全民记者”时代。“麦克风”的平民化使受众与作为真相提供者的传统媒体间较为稳定的传受关系进行了重构。一方面，传统媒体不再是象征权威的“真相界定者”和“新闻提供者”，人人皆可发布新闻，人人皆能走进真相。另一方面，在后真相时代，公众似乎不再把事件的真假放在第一位，而更加倾向于情感消费。与其追求真相，不如寻求反转，符合受众思维逻辑、情感立场的报道和意见很可能会更加靠近真相。
1.2 共识瓦解：真相在无序中被截取
21世纪的今天，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但仍然存在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不公平现象，再加上近年来假新闻、反转新闻的泛滥，导致人们对政府、媒体的公信力降低。这种“失范性焦虑”使主流价值观变得日益多元，也让社会共识越来越难以凝聚。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2]。因此，公众在面对一个突发事件时，很容易就会出现迅速“站队”的现象，并愈加倾向对其中的人或事进行“标签化定义”。一旦利益、情感超越了真相和事实的重要程度，而社会上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对公众的行为进行针对性引导，那么经验事实的真相将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3 情绪泛滥：真相在情绪里被扭曲
如今，真相和事实已经越来越被忽视，而情绪却愈加影响人们的认知。从媒体角度出发，在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已处于过载状态，信息泛滥和剩余会使公众获得所需信息的成本提高。部分媒体为了赢得更多用户，就必须以粉丝和流量作为目标，第一时间生产甚至制造出能刺激受众需求的新闻。因此，大量未经核实的、具有煽动性和娱乐性的新闻被报道出来，使新闻专业主义一度陷入困境，也使舆论环境变得愈加纷繁复杂。从公众角度出发，社交媒体的出现助推了社群化传播，由于网络社群通常以情感、兴趣等为纽带，再加之受众害怕“被边缘化”，所以观点易在社群里被极端放大。公众一旦被价值、情绪等要素分隔开，成见便有了孕育的土壤，舆论也易变得偏激和情绪化。
2 真相缺失与舆论失焦的归因分析
2.1 新闻呈现：个人化、戏剧化趋向
一方面，新闻内容的个人化。新闻个人化可以从媒体和公众两方面去理解。从媒体层面上看，媒体在报道时，新闻内容过于个人化，突出新闻事件中某个人物的情感、遭遇，雖然具有了人情味，但是往往把受众的注意力固定下来，而使他们忽略了对社会大背景的思考[3]。从公众层面上看，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发表观点的时代，公众与事件的距离被越拉越近。新闻事实正在走向个体化视角，公众日渐习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真相，甚至找到自身与事件的某些相关性并代入角色之中。角色代入感太强容易让公众丧失理智，使其陷入道德的怪圈而对当事人进行“舆论审判”。另一方面，新闻内容的戏剧化。如今，充满矛盾点和冲突性的新闻反而更能获得人们的青睐。部分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的流量和粉丝，便喜欢对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在新闻报道中过于重视故事情节的做法，对于增强新闻的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却不容易揭示出新闻所包含的深层次含义。这种叙事方式的“故事化”，使事件中的冲突点被极端放大，从而让公众的注意力一直聚焦在事件的矛盾之中，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真相。满足公众情感需要、符合公众认知期待的报道可能会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可能违背了媒体人最重要的职业操守。
2.2 塔西佗陷阱：媒体和公众间的信任危机
如今，搀扶摔倒老人反被碰瓷，报道好人好事被说作秀，“不信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似乎都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4 ]。媒体在当下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假新闻” “反转新闻”愈加频现，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已经大打折扣。“无反转不新闻”似乎已经成为公众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在信息过载时代，热点议题往往转化过快，而新闻内容又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这就使舆论酝酿、发酵的速度快于事实更新的速度，公众心中的疑点无法被及时解答，而事件经常会被新的议题冲淡而无声收尾。长此以往，由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会越垒越高，公众与政府和媒体间的共识也会被逐渐解构。按照霍夫兰“说服效果”的观点，如果传方失去了可信度，而事实内容又处于缺失状态，说服效果就会受损。因此，在后真相时代，即便媒体坚持了正确的议程设置，公众也有可能由于缺乏“安全感”而难以集中注意力。 2.3 社群化传播：同质意见的“扬声器”
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网络中志趣相投、观点相似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无数个网络社群。由于网络社群以兴趣、价值观为纽带，所以社群中的观点容易同质且非理性，社群中的网民也更易情绪化。社群化传播存在“回声室效应”，即在一个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部分类似的观点被重复提起，并且越来越背离真相，使得身处在这个环境下的民众误以为被重复提起的才是真相，而不去考证[5]。一个热点事件发生后，公众很容易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中找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社群。社群中的网民不断交换同质意见，既有观点在群体中被不断放大，群体中的网民甘愿把自己封锁在“信息茧房”之中，从而更加坚信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性。一旦这个社群所持观点是非理性的，偏见和情绪便会应运而生，舆论的焦点便会更加难以把控。
2.4 零和博弈：议题显著性的此消彼长
随着近年来公众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议程中的议题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更替速度快的特点。不过，与议题多样性相矛盾的是公众议程的有限容量，即每个人能关注的议题数量都是有限的。这就使公众的注意力频繁游移，议程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时就需要引出零和博弈的概念。零和博弈的观点强调各种议题为了获得媒介与公众的注意力而展开激烈竞争，一个议题的崛起大多以另一个议题的衰落为代价[6]。现如今，一个网络事件周围总是黏合着众多附加议题，而公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会出现部分议题在公众心中的显著性得到增强，而部分议题在众声喧哗中则会被湮没。后真相时代，带有矛盾性和娱乐性的新闻往往能获得受众的偏好，这就容易使事件真相在与其他附加议题的零和博弈中，逐渐丧失主体地位。
3 应对新闻失真的几点建议
3.1 重拾话语权：重视属性议程，善用衍生议题。
一方面，媒体要重视属性议程。议程设置的第一个层面是客体显著性的转移，即告诉受众想什么。第二个层面是指属性显著性的转移，即告诉受众怎么想。前一个层面侧重于“注意”，而第二个层面更侧重于“理解”。媒介对某个议题的不同方面的报道方式——媒介的属性议程——既影响我们看待事件的角度，也影响我们的观点[ 7 ]。在这个注意力容易失焦、公众日益情绪化的后真相时代，媒体在挖掘新闻、寻找新闻素材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属性议程设置，通过恰当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正确的流向，把控舆论方向并促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媒体善用衍生议题。借助数据分析等方式，可以在分析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中，发现由事件本身衍生出的其他公共议题，如轰动一时的“罗一笑事件”，公众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将注意力延伸到其他诸多地方，既有对罗尔盲目的道德审判、人肉调查，也有对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和募捐流程的理性思考。媒体在面对这些衍生议题时，应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选择有利于事件顺利解决和舆论生态良性运行的议题进行报道。这不仅有助于纠正公众易失焦的注意力，也有助于媒体重拾话语权，提升公信力，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3.2 风险最小化：完善新闻把关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监控
媒体把关人地位的缺失已经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议题，这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表现的尤为明显。社交媒体中的信息相较传统媒体而言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随着自媒体账号的出现，大量未经审核和筛选的新闻以几何式的速度在网络上掀起阵阵风浪，其中就包含諸多反转新闻甚至谣言。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就需要建立并完善新闻把关机制和信息净化机制，从源头上抑制虚假新闻的出现。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在舆情爆发前完善舆情数据分析库，做好应急预案，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可能出现的风险。在舆情爆发后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事件发展进程同步追踪舆情走势，把控网民心态，进而减少网络暴力和舆论审判对社会及公众造成的伤害。可以说，能否提高社交媒体的预警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能否控制好事件的病毒式传播，进而直接影响着这个真相稀缺时代的舆论走向。
3.3 社会安全阀：构建畅通的舆情疏导通道
社交媒体时代，许多网民都会收到大量基于算法推荐给他们的同质化信息，这些相似的信息把他们困在“信息茧房”之中，无法与外界达成有效的沟通和互动，使网民形成对事物的“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便很容易走向情绪化，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此时如果没有一个畅通、透明、开放的舆情疏导通道来安抚公众的情绪，谣言和网络暴力便极有可能出现。事实上，畅通的言论表达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类似于“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对缓解公众负面情绪，保持社会平稳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面对突发事件和谣言时，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第一时间发声，公开事件进展，并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及时疏导公众不良情绪，搭建各方意见良性互动的平台，引导网民理智发声，正确决策。
4 结语
在假新闻和谣言充斥的后真相时代中，媒体和公众都频频陷入“双重失焦”的困境，真相变得愈加稀缺和扑朔迷离。不过，公众却正是因为渴望真相，才会在不断的质疑中以期接近真相。因此，作为媒体，在真相稀缺的时代更应该坚守住自己的职业操守，以准确、客观的报道为公众还原事实。作为公众，应该审慎使用手中的“麦克风”，通过形成良性的网络舆论环境来监督政府和媒体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注意力一定会回归到正确的轨道，而真相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绽放出光彩。
参考文献
[1]林方伟.2016年度词揭示 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EB/OL].（2016-12-28）[2020-09-05].http：//www. zaobao.com/news/fukan/gen/story20161228-706858.
[2]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J].探索与争鸣，2017（4）：14-16.
[3]和曼，白树亮.浅析传媒在新闻叙事中满足受众需要的有效方式[J].新闻界，2009（5）：55-56.
[4]蒲红果.说什么怎么说——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9.
[5]刘洁吟.浅析“后真相时代”真相敌不过情感的原因[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1）：79.
[6]Zhu J H. Issue Competition and Attention Distraction：A Zero-Sum Theory of Agenda-Setting.[J].Journalism Quarterly，1992，69（4）：825-836.
[7]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