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之"新法密率"何以至于落个"宣付史官以备稽考"的尴尬结局,远远没有起到它应有的历史作用,过去的说辞都把它归咎于当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传统封建士大夫对科学创新的无知、排斥甚至蔑视和摧残。但这种似是而非的遁词在今天显然不能使大多数律学史家及音乐史家感到心安理得。这一问题依然不时在报章杂志和各类学术论文当中被提出。集学究皇帝康熙至风流天子乾隆祖孙三代三十三年之功而成的一百二十卷巨制《御定律吕正义》中收录了一篇专论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十臆说问难",反映了清代官方学术界对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从中我们虽然不难领略到彼时的学风应该说还是严谨的,该文的分析也是认真透彻、有理有据的,但更让人不无感慨的体会则是,一项全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如果失去了历史文化、传统观念以及当代政治的支持,大概算得上是闭门造车了。而如果又是完全离经叛道的"新说",其结果成为令后人为之扼腕叹息的憾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势不可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