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全诗重章叠句，三个章节极其相似，只是在关键处换了一些词。《毛诗大序》中提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吟咏这首诗，我们仿佛能看见数以万计的士兵在锣鼓号角声中放声歌唱的情形，有长虹贯日、气吞日月之象，能感受到秦军气吞六国的气势。诗句层层递进，情感浓烈。
　　“同袍”“同泽”“同裳”写的是战士们共用战争物资，在缺少物资的情况下，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团结互助。朱熹的《诗集传》中说：“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之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所谓“欢爱之心足以相死”，显然就是在赞颂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营造了紧张的备战氛围，战士们在缺少武器的情况下依旧激情澎湃，应对时艰。宋人谢彷得说：“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同仇”“偕作”“偕行”，写出了战士们的爱国之情和大无畏精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云：“王于兴师，于，往也。秦自襄公以来，受平王之命，以伐戎。……西戎杀幽王，于是周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日同仇也。”整首诗塑造了斗志昂扬的士兵形象，赞颂了士兵们同甘共苦、互相关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战斗意志和乐观精神。
　　但是《诗序》却说这首诗“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毛以为，古之朋友相谓云：我岂日子无衣乎？我冀欲与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兴明君能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致其死。至于王家于是兴师之时，百姓皆自相谓：修我戈矛，与子同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从征伐。今康公不与百姓同欲，非王兴师，而自好攻战故，百姓怨也。郑以为，康公平常之时，岂肯言日：汝百姓无衣乎？吾与子同袍。终不肯言此也。及于王法于是興师之时，则曰：修治我之戈矛，与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敌。不与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毛诗正义》）今人郭晋稀也认同《诗序》的观点，并从诗歌的形式与内容考虑，给出了理由：“既有因避下句重复而采取的‘探下’而省，也有因避上句重复而采取的‘承上’而省。所谓探下而省，是指因为下句有‘王于兴师’，故而在上句省去了‘王未兴师’;所谓承上而省，是指因为上句有‘岂日’，故而在下句省去了‘则曰’。”郭晋稀在《风诗蠡测》中补充的诗歌如下：
　　王未兴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则曰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王未兴师，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则曰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王未兴师，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则曰修我甲兵，与子谐行。
　　意思很明了：君王未曾兴兵时，何曾说：“你无衣裳，我和你同穿一袍？”君王将要兴兵作战了，就说：“修整我们的武器，我和你同仇敌忾。”诗歌塑造了一个无耻的统治者形象，只求百姓付出，自己却不愿与民同欲。诗歌讽刺了君主喜欢攻伐，屡次兴兵，不考虑士兵百姓死活的做法，当政者如果没有德行，就会惹得天怒人怨，老百姓就会反抗，就会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诗歌劝诫君主要遵礼守德，爱民保民。
　　诗歌到底是在颂战，还是在讽谏？《毛诗正义》序载：“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笔者认为，这首诗的主题非常清晰，并不是单纯的颂战诗，也不是单纯的讽刺诗，而是两者的结合：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老百姓以王事为重、国家为念，奔赴疆场，保家卫国;同时警告统治者不能穷兵黩武，要秉政以德，与民同欲。
　　（作者单位：宁夏石嘴山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