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尤其是疫后，长城所在新物种的培养、新赛道的发现、新场景的挖掘方面下功夫很多。那些新兴企业的平台型企业，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中国新经济的新治理。

中国需要为平台公司出台新治理的文件

　　疫情之后长城所做出一个判断，中国的平台公司、数字公司对抗疫起到了核心作用。平台公司日益增长的实力，让我们国家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中央文件说了很多关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各部门、各地确实还没有真正的新治理文件。下一步平台企业的发展都将面临治理问题，希望能针对新兴的平台型企业的需求，出台真正的新治理文件。

新治理要干什么

　　新治理要干什么？核心是让做新经济的企业参与治理。曾经上海对滴滴在上海的运营出台了文件，是支持新经济的，然后滴滴在上海的规模马上翻番。可以说，现在只要是平台型企业，都在治理方面有共建共治的要求，新物种企业都希望能健康发展，希望能正面参与到治理当中。
　　在工业经济时代，出台这种文件不用企业参与，但是在新经济时代，就要把企业吸收进来，把方向说清楚，这样才能实现共治。为此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是在各省、市能够有突破;二是能够和国家的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协调起来，现在需要在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出台各种各样的治理现代化的文件。我希望长城所新成立的新治理研究中心能够协助中国在全球做出几个新经济新治理的模板。

中国的新治理需要出台生态共治的制度

　　我原来只重视美国和中国的新经济治理文件，后来听说欧洲人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我认为欧洲的新经济治理能否成功，不在于他们的产业发展多少，而在于治理的方式。如果说美国在二战后引领了全球创新，靠的是拜杜法案，中国在新经济时代走向全球引领，就要靠新经济新治理的制度领先。如果我们可以出台中国新经济生态的共治法案，就能实现全球引领，这个法案应该是个共享、共治的法案。
　　很多高新区希望长城所去帮助他们培育新物种、培养新赛道，做新治理。现在这只是个想法，我们首先要找对方向，避免跑偏。新治理和我们现在做的新物种、新赛道、新场景应直接配套。在新经济中，中国怎么领先？只有靠新治理的创新，这和国家提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致的，需要盡快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