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媒介生活的“原子化”危机

　　在当代家庭生活中， 人们对手机、电脑、网络的广泛使用且深度依赖导致了每个家庭成员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共处一室，却各自沉浸于独立的虚拟空间之中，难以沟通交流、共享经验、彼此理解，因而经常出现以下几种典型的情景：
　　情景一：夫妻俩各自玩手机许久，走进房间发现孩子在玩手机游戏，父母气急败坏地责骂孩子，甚至摔碎孩子的手机，进而引发一场“亲子大战”。
　　情景二：家长守着电脑和手机忙工作、忙网购，孩子捧着平板上网课，家长与孩子之间很少交流，话题仅限于检查课程作业、课外补习、考试成绩和各种群打卡。
　　情景三：家长搞不懂孩子的“笑话梗”“亚文化圈”和“次元壁”;孩子受不了家长的“表情包”“养生文”和“爹味儿”。
　　情景四：长期外出工作的家长跟孩子通视频电话，不知从何聊起，要么反复唠叨孩子的学习成绩、饮食起居，要么只能保持慈祥静默的微笑，生拉硬拽地“尬聊”。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个性定制的电子设备和精准推送的网络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原子化”的家庭媒介生活——家庭成员深陷于各自的媒介使用习惯和网络大数据算法共谋构筑的“信息茧房”[1] 之中，越来越依赖熟悉的“网络文化圈层”[2]，家人之间的交流减少，父母长辈的权威被消解，家庭整体凝聚力减弱，家庭成员之间往往互不理解、互不相容、互抱偏见、互相冲突。简言之，家庭成员同在屋檐下，心属不同圈;同在网络中，身处不同域，像一个个孤立的原子游离于电子屏幕框定的虚拟世界之中。
　　随着家庭媒介生活“原子化”趋势加剧，家长与孩子的生活世界被进一步割裂，共同经历锐减、共同话题难寻、亲子关系疏离、价值观念迥异，从而加深了亲子之间的“沟通壁垒”。
　　这样的壁垒有可能引发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的深层危机，这些危机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无知型危机。主要表现为家长不熟悉数字设备的使用方法、不了解网络社区的运行规则，不清楚孩子在虚拟空间中的角色表现与行为方式，不具备相应的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不知道如何与孩子展开线上线下对话，因而没有足够的能力给予孩子正确的上网指导。
　　第二类是冷漠型危机。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孩子的媒介生活境况漠不关心，对孩子沉迷手机、网络、电视的习惯不加约束，对孩子喜闻乐见的媒介流行文化不感兴趣，在现实生活中给予孩子的陪伴和关心也比较少，因而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干预和引导孩子的媒介生活。
　　第三类是控制型危机。主要表现为家长过于严苛地管控孩子的电子设备，隔绝孩子的网络社交，严密监控孩子的网络动态，武断干涉孩子的网络生活。这种“过于保守”和“过度保护”的態度，时常会令家庭关系更紧张，甚至引爆亲子矛盾。而当家长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去解决冲突时，孩子往往以抵抗和反叛的方式回应家长的“暴击”。

二、家庭媒介危机的化解之道

　　为了预防家庭媒介生活持续“原子化”的趋势，化解由此产生的种种危机，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应当致力于打破家庭成员之间的媒介隔阂，建构“媒介融合型家庭”。所谓“媒介融合”，其本义是传播学中用于描述人们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媒介的传播实践;它拒绝单一、单向的传播方式，提倡通过网络传播、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等多维渠道促进人们跨越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而实现对话交流、意义融合、开放式迁移与共同体建构。[3]
　　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倡导家长和孩子彼此学习、共同努力营造开放而积极的家庭媒介生活氛围，尝试充分利用家中不同类型的媒介资源（例如：书籍、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来创设家庭成员的话题交集，促进家庭内部的经验共享、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从而帮助家长和孩子实现跨代际理解和跨文化理解。
　　媒介融合理论强调，技术设备层面的融合只是媒介融合的初始阶段，对媒介所承载的意涵、观念、关系、制度的融合才是更长远的目标。因此，针对如何建构媒介融合型家庭，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弥合数字代沟
　　建构媒介融合型家庭应当努力弥合数字代沟，鼓励家庭成员通过相互学习掌握不同类型的媒介知识和技能，从而化解“无知型危机”。在家庭中，当父母与子女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选择、兴趣爱好、审美取向等方面出现难以调和的差异与矛盾时，人们往往将其原因诉诸“代沟”。“数字代沟”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数字鸿沟”概念的一个分支，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新兴数字技术在不同代际群体之间的覆盖不平均、人们获取数字资源和知识的机会不平等，以及使用数字媒介的能力不均衡。简言之，数字代沟呈现出三个维度：接触沟、知识沟和使用沟[4]。从生物学上看，代沟经由生物群体的代际更迭、新陈代谢而产生，它是客观存在的;从社会学上看，代沟受到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宏观因素影响，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从传播学上看，数字代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外部技术补偿与主体技能提升得以弥合。[5]
　　因此，媒介融合型家庭必须摈弃“一切新媒介皆洪水猛兽”的刻板印象，积极接触手机、网络、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介，秉持开放接纳的态度积极学习与新媒介相关的知识，探索高效、合理、有益的使用方法。父母应当虚心向孩子请教自己不熟悉、不理解的数字媒介知识，了解相关设备、技术、资源。同时，父母也应当花时间反思自己的媒介使用习惯，与孩子讨论哪种媒介更擅长于承载哪类信息、资源和活动。有能力的父母可以陪伴孩子进行“跨媒介阅读”[6]，将书本阅读、手机阅读、影音学习、网络学习和社交学习相结合。可见，弥合数字代沟的重点在于“善用”媒介而非“拒绝”媒介，在于利用“数字反哺”的过程创造亲子互动的机会。
　　（二）消除文化区隔
　　建构媒介融合型家庭应当尝试消除文化区隔，鼓励家庭成员相互关心和了解彼此的文化圈层，从而化解“冷漠型危机”。“区隔”这一概念原本是社会学领域用于描述不同阶层的艺术消费、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进而窥见背后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7] 近年来，“文化区隔”现象在网络新媒体中十分凸显：用户审美趣味不断分化，形成各类亚文化圈层，例如：饭圈、谷圈、娃圈、兽圈、鞋圈、电竞圈、鬼畜圈、汉服圈、制服圈、滑板圈、街舞圈、二次元圈，等等。这些亚文化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例如，不同圈层的人们习惯待在自己的文化舒适区，很难与别的圈层相融合;大众文化呈现“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趋势;由“猎奇”与“歧赏”心态驱动的泛消费化景观甚至引发不同社群审美趣味的对立[8]，致使社会“常识”与“共识”受到挑战。 　　在家庭场域中，这样的“文化区隔”成为父母面对孩子无话可说、无力引导的原因之一。父母经常发出疑问——网络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儿的？网络售卖的手办、盲盒竟然这么贵？流量明星究竟有什么魔力吸粉无数？段子手和嘻哈艺人也能登大雅之堂？许多父母作为传统主流合法文化的捍卫者，不愿了解，也不支持孩子参与亚文化圈的活动，甚至极其反感和反对;他们主观臆断这种“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的行为必然导致孩子荒废学业、虚度光阴。尽管有的父母采取过分宠溺和放任的态度，挥霍大量金钱支持孩子混各种圈子，一味想要讨孩子欢心，却也无法获得孩子的“搭理”。
　　因此，媒介融合型家庭要求打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文化“次元壁”，了解彼此偏爱的文化圈层。家长应当认识到，每一代人都有其疯狂追捧的流行文化、服饰物件、偶像英雄，它们在塑造青少年“莫名其妙”的审美趣味之时，潜移默化地构建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故事脚本、叙事模式、情感寄托、价值选择、榜样力量和集体记忆;它们既是孩子特有的，也可以成为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如果家长放下权威的姿态，主动融入孩子的文化圈层，吸引孩子走近家长的文化圈层，将有利于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此外，面对面的亲子谈话、放下成见的换位体验、共同在场的文化实践，都将有利于挖掘亲子共同话题。例如，家长和孩子之间可以交流：孩子崇拜的偶像与父母的童年偶像有哪些相同的特质？孩子追捧的潮流服饰与父母认可的主流服饰有何异同？父母和孩子喜爱的小说、音乐、动漫、影视剧、体育活动都有哪些共同的精神内核？等等。
　　（三）缓解价值冲突
　　建构媒介融合型家庭应当聚焦缓解价值冲突，鼓励家庭成员进行深度价值对话，调节行为模式和教养方式，从而化解上述“控制型危机”。家庭中的亲子冲突主要表现为言语冲突、情绪冲突和部分身体冲突。[9] 近年来，社会新闻中频频出现因手机被家长没收，孩子索要手机未果后跳楼自杀的悲剧;也有孩子无心向学，一心想当网红、明星、电竞选手，与家长激烈争吵的故事;还有孩子盗刷父母的银行卡，购买游戏装备、打赏网络主播、抢拍天价手办而引发家庭争端的奇闻。
　　类似事件的成因往往很复杂，但如果单从价值变迁的视角来看，这些冲突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价值冲突（也称“价值观冲突”），折射出孩子的人生观、職业观、金钱观和消费观与父母一代大不相同，甚至存在价值异化的情况。伴随手机、网络出现的新生事件、新兴职业、新型消费成了催化剂，导致亲子之间的价值冲突被激化和放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庭缺乏真正的“价值对话”，家长与孩子之间除了聊聊衣食住行和学习成绩，很少谈及人生意义、职业理想、有尊严的劳动、负责任的消费与高质量的闲暇生活等深刻话题，就很难帮助孩子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孩子如果在现实世界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遭遇无力感、挫败感和虚无感，便容易转而沉浸于虚拟世界所创造的存在感、成就感和意义感之中。换句话说，家长面对纷繁复杂且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新媒介环境，因控制而失控，因恐惧而暴躁，无法用理性、耐心、温和的方式应对亲子之间的价值差异与价值冲突，只能采取简单粗暴的过度反应，反而令亲子矛盾愈演愈烈、亲子关系渐行渐远。
　　因此，媒介融合型家庭应当关心青少年媒介生活背后的价值选择问题，注重开发这些生活议题的教育价值，以此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价值探索和意义建构。当家长和孩子讨论人生道路、职业选择、财富消费等议题时，应当避免采取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说教，而建议采用“价值澄清”[10] 的方法，通过语气平和的提问、不随意评判的对话，帮助孩子一步步澄清自己的价值选择，主动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谬误，从而心悦诚服地改变行为方式。同时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多种媒介渠道的信息、知识和观点，帮助孩子看见虚拟世界之外生活的其他可能性，扩充他们的价值选择。相应的，家长也应放下自身的价值偏见，尝试理解孩子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与时代性，在尊重其身心发展规律和圈层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引导。[11]

三、建构“媒介融合型家庭”的教育原则

　　总而言之，“媒介融合型家庭”的教育建构不仅着力于在家庭内部整合不同类型的媒介资源、调和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更致力于消弭数字鸿沟、文化区隔和价值冲突。此外，在具体实践中还需要考虑和遵循以下教育原则。
　　第一，有距离的观察。家长应当允许孩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拥有媒介使用自由与媒介隐私空间，家长不必完全掌握孩子所有设备的实时在线动态，也不必马力全开地打开24小时“家长控制”功能。
　　第二，有意识的倾听。家长应该有意识地询问和了解孩子在网络安全、网络诈骗、网络欺凌等方面的问题，评估孩子遭遇网络风险的可能性，对低龄段的孩子及时采取预防和保护措施。
　　第三，有保留的干预。当孩子遭遇媒介风险时，家长既不要漠不关心，也不能操之过急，应当采取“超越保护主义”的态度，相信孩子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化解危机。因此，在为孩子提供帮助时，不要全盘代劳而要有所保留。
　　第四，有限度的参与。媒介融合并非意味着全面介入孩子的所有设备和空间，全盘吸收和接纳孩子的圈层文化，跨代际与跨文化理解的最好状态是“和而不同”，亲子之间不必达到百分之百的一致。
　　当然，媒介融合型家庭有多种模式，家长可以发挥自身主动性与创造性寻找合适的方式方法。总之，教育建构是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精力的系统工程，它更像是远远注视着孩子在网络世界冲浪，为其保驾护航、助其扬帆远航的一种既努力又克制的情感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