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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问题是在“人化自然”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不和谐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也反映了人类社会超越自然界的悖论。现代资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人类发展的社会效益乃至生态效益。生态的资本化加剧了生态恶化，也从侧面反映了生态政治中的民主、平等和社会矛盾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辩证地考察了资本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机械思维方式。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尝试资本的社会化变革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关键词：人化自然；生态问题；社会关系变革；生态的资本化；资本的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037-04
作者简介：刘举（1981-），男，山东鱼台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在读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关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无论归因于“科技理性”（霍克海默、阿多诺）、“异化消费”（本·阿格尔）、生活方式（高兹），还是问责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资本主义制度（奥康纳James O’connor），似乎总摆脱不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甚至某些西方生态伦理学者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认为马克思过于强调劳动或生产力在改造自然中的能动作用而忽视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而环保主义者提出的“生态中心论”变成了脱离现实的抽象道德批判，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进步性提出质疑。当前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并处理好“人的社会活动”、“生态”与“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有赖于人類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要不断推进资本的社会化进程，使资本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化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一、从“人化自然”分析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
西方有句谚语，“大自然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一谚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西方世界人和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人类改造自然形态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关系。马克思正是从社会物质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人化自然”的，他认为人正是通过对自然的改造这一对象性活动生成了自己的类本质，也从而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然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并不仅仅局限于人对自然的直观解释或者人对自然的改造与控制、掠夺与索取，而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的社会性关系之中，并使人化自然过程充满了人性内涵和社会历史意蕴。他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80可见，人化自然使自然界具有了人的社会属性，而这种客观的本质属性只有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83人化自然的最终目标是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结果。总之，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仅仅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看成是对立关系，而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关系应是一种和谐、共存、共生的关系。
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人的历史即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史。人的存在方式经历了由“敬畏、亲近”自然到“征服、疏离”自然的历史性过程。在早期人类文明阶段，“自然界起初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可见，早期人化自然过程中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同自然之间、人同人之间的这种狭隘关系。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科技进步，另一方也高扬了理性主义。特别是启蒙运动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曾经具有神圣性的自然却与上帝一同成为“祛魅”的对象。从此，人类文明开始由敬畏自然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阶段向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阶段转换。缺乏了敬畏感和恐惧感的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主体性欲望的过度膨胀必然带来“人类中心主义”和“控制论”思想的肆虐。对人类主体性和自然客体性的强调也必然使人们形成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定势，特别是强调对象控制和效率优先的“工具理性”掩盖了价值理性的人文主义维度。人们把大自然看作是被动的，生态被预先假设为没有生命的、没有意识的“不可言说”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主奴关系”、主客关系、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相比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人对自然的改造被看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正是这种把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的对象化活动使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得以外显。总之，在工业文明阶段，人化自然就是“人为自然立法”，使自然资源按照经济法则运转并“为我所用”。“人化自然”的这种片面性解读忽略了“增长的极限”、人的理性有限性以及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在强调“人化自然”的同时不应忽视“人的自然化”，“‘人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和逻辑结果，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调整。”[3]人的自然化不是要求人类社会回到原始的蛮荒状态，而是在“人化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向自然化的人生境界的“回归”。人类社会通过“人化自然”的自我否定走向“人的自然化”，这一转型也实现了人对自然的“否定之否定”。
人化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逐渐疏离自然的历史。城市化代表着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开始远离自然，离开自己的母胎。现代工业文明把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对立起来，并使乡村在生产和消费上都从属于城市。城市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是工具理性规划和设计的必然结果，它也决定了注重规模化、标准化、程式化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消耗型生活。因为城市作为人口、资源的聚集地，也是交换需求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娱乐、宣泄、炫耀和媒体都刺激和释放着大量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这种高消费意味着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而乡村正处在工业生产和消费链条的末端位置，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则意味着自然资源要为工业生产服务、要为市民的需求服务。生态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作为产业链下端部门，要为工业化生产提供半成品或原材料，要为工业生产和服务提供廉价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追求和模仿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生产和生活是先进生产和美好生活的“样板”，而乡村生产和生活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低端产能的制造业不断被转移到农村和郊区加剧了农村的污染和凋敝，低端、劣质消费品也被淘汰到农村市场，对农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市民和有闲阶层消耗的生态资源比重远远超过农民和弱势群体，前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制造的污染物却又大部分被排放到郊区和农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的繁荣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资本逻辑加剧了城乡间在生态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方面的不平等性。同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发达国家消费却要让全球“买单”。正如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所认为的那样，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均衡性不仅使全球生存环境恶化，也带来了生存危机感和美好生活梦想的破灭。近年来凸显的生态环境恶化和高碳消费现状也从侧面反映了其背后存在的分配正义问题。 二、“生态资本化”的发展悖论与“资本的社会化”转向
近代以来的生态问题是资本逻辑对自然进行统治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源看成是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看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交易的“附属品”。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使其成为可以自由交换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按照资本逻辑的法则进行运转，从此自然界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在资本看来，生态环境是大自然赋予的无需成本的“礼物”，这意味着生态环境可以被无偿使用，这种无成本或低成本的生态资源开发必定带来“暴利”。在利益最大化的诱惑下，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破坏了整个生态圈的平衡。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能源和生态成为当前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资本的嗅觉最灵敏，正如“苍蝇之群趋于新挤出来的牛奶那样”，正是这种稀缺性和亟需性（供需矛盾）提升了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换价格，也引导着资本的流动。资本逻辑是工业社会的运行法则，一切生态伦理和道德观念在市场面前都失灵了。为了推动消费以加快资金的回笼，资本不断刺激着人们追求舒适、便捷的贪婪本性和强烈的占有欲望；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研发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高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
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前提假设把人看成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利益性存在物，把人类文明看成是人与人、人与其它物种不断竞争并从自然界中獨立出来的结果。这种对立性的竞争加剧了个体主义倾向和发展理念的片面性，即片面强调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发展观而忽视生态环境发展观；片面强调私人利益需要的生态观而无视他人和社会需要的生态观。社会竞争也加剧了生态技术的垄断，一方面阻碍了高新技术的传播和共享；另一方面资本也故意制造企业间的生产力差距，并以这种技术差距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也客观上纵容落后产能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这种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倾向只看到生态资源的市场效益，却没有看到牺牲生态环境的资源掠夺是要付出沉重代价和长远成本的。但是，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生态链条上的一环。同样，生态环境也是有限性的生命存在，其对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我们不能过度自信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人与自然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在遵守社会法则的同时也必须尊重自然法则，进而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起来。
资本逻辑条件下的“人化自然”活动确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而选择“自然中心主义”同样也面临着发展与环保之间的“二元悖论”问题：资本的无限扩张势必迫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不得不去生产、竞争，追求个体利益短期回报的资本根本不会考虑环境成本等长远代价和公共利益。如果过度限制资本扩张而强调环保，也势必因生产的萎缩而产生失业、贫困、需求供给不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也说明了，我们不可能否定“人化自然”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英国学者海华德认为：“从某些方面讲，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unaviodable），不可反对（unobjectionable），甚至是值得期待的（desirable）。”[4]142在资本条件下，生态资本化只有向资本①的生态化转型。这种转型是生态资本化的历史发展结果，需要以“人化自然”为基础、以资本社会化为保障，以此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资本的生态化不能是绿色主义者所说的“保持经济的零增长、慢增长或可持续性的增长”，[5]而是要求资本体现社会性需要并为人类的整体性、长远性发展服务。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看，它不会自觉实现这种转型。但是，生态的资本化同资本的生态化是同一个过程，正如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78资本生产在对生态进行破坏的同时也为资本生态化创造着物质条件，并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正是这种对立面不断销蚀资本的破坏特性，也迫使资本的社会运作方式发生转型。在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同时，生态问题就会由一个隐性问题变成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和公共话题。生存条件的恶化迫使市民社会对资本逻辑提出抗议，生态公共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同资本逻辑的力量进行着对抗。资本并不是可怕的“怪物”或者“瘟疫”，它只是人类在某种历史阶段的生存方式和支配社会运行的有效手段。关键是资本如何为人类社会所控制或驯服，使之不仅仅成为个人谋利的手段，而是促进人类福祉最大化的长远性和总体性社会运行方式。资本的生态化是人的自然化的阶段性表现，通过资本的社会化运作实现自然资源的人类性共建和共享，使作为生产资料的生态资源全民所有。资本应该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并力求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实现资本的人性化。但资本的生态化并不是资本的自然化和道德化，而是资本的现实化运动。这种现实化主要是指资本的私有化向资本的社会化过渡，这是生态社会的发展要求，所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实质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决。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把生态环境问题引申到更深层的社会关系问题，他认为“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因此，资本的生态化不但要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生产”。[6]344可以说，资源环境问题的形成既有生产力根源又有生产关系根源，最终归结为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问题，所以资本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要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变革社会关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赖以存在的前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自然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社会问题。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社会变革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学者大多不去从所有制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出发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只是片面相信市场的资源配置、科技进步和生态运动的威力。其解决方案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解决，相信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手段即生态市场化方案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资本主义认为所有财富都赖以存在的资本是以‘自然资本’的方式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即有生态产出的生态系统），所以，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工具（例如排放交易体制）应该用以解决环境问题。”[7]靠增加能源成本和污染成本的办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资本逻辑的过度自信，在目前条件下信奉功利主义的资本能否以及如何为生态危机买单仍旧是个虚幻的问题。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过度相信科技的拯救力量，认为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杰文斯悖论”的存在使科技发明改善环保的手段破产，因为科技进步也助长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反而进一步加快了生态资源的消耗。但是，生态资源消耗、剩余价值剥削、生态私有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生存的命脉，所以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自我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革命是挽救生态危机的唯一根本出路。
其三，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又叫“生态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引导生态运动和社会民主化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但其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具有改良主义倾向和乌托邦色彩，更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这种方案仍是资本主义内部自我调整的社会策略和社会思潮，在理论观点和具体解决方案上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马克思提出的克服生态危机的方案是一种社会化方案，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性变革。他指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抽象的、异化的客观力量对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着统治，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正是这种不平等和不平衡的资源掠夺型发展模式支撑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因为资本为了维持运转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必须制造并维持这种不平衡，它需要使自然界私有化，需要竞争和破产，需要剥削和掠夺。因此，也只有在全球社会范围内，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才能建立统一的生态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构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方案，因为这种生产方式首先肯定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利益根本对立的关系。正是相互利益的一致性使生态正义和生态伦理道德成为人们和谐发展的共同理念。应该说，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特殊资源理应纳入社会公共产品行列，在所有权上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每个人都有权利平等地享有生态资源，也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而不是以权力和资本的多寡来予以衡量和权衡。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自然的关系。”超越人依与自然的异化状态需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形成一个人类的自由联合，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也需要用“人化自然”方式的变革去解决。通过“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来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把握、调整。因此，生态问题既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在当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经济利益关系仍然是支配人类行为活动的主要力量，道德文化与生态伦理对人产生的作用与经济利益相比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只能在抑制物质主义的同时大力倡导生态伦理思想，在超越工业文明基础上建构生态文明。在生产方式上应推行节约以降低资源成本，推行循环再利用以减少环境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应推行“按需消费”，“变革以满足‘虚假需求’为前提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10]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性变革要超越“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片面性对立，从而认识到人类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客体，他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所“改造”。实践活动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既赋予了人类社会以自然性也赋予了自然界以社会性，并使二者之间相互循环与渗透，所以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须依靠对资本社会的实践方式进行社会变革来实现。
特德·本顿指出，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切生态罪恶之源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别易于产生生态危机的生产方式，但千万别忘了，其他生产方式也有它们自身独特的生态危机倾向。”[11]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资本”的社会力量以及对生态的影响，把资本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总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和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持一种辩证的积极态度，在批判资本对生态破坏的同时，力求通过资本的社会化变革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注释：①“资本”一般有“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两种内涵，不同于经典资本概念中的“资本批判”倾向，这里把资本看成一个中性概念。因此，资本生态化中的“资本”只能说是一种社会调解和社会服务手段，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它也不同于生态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类似于生态的资本化，二者都强调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态进行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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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42.
[5]何畏.分配性正義之后——论奥康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J].哲学动态，2009，（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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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9][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
[10]胡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J].哲学研究，2011，（10）.
[11][英]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66.
【责任编辑：宇辉】
关键词：人化自然；生态问题；社会关系变革；生态的资本化；资本的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037-04
作者简介：刘举（1981-），男，山东鱼台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在读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关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无论归因于“科技理性”（霍克海默、阿多诺）、“异化消费”（本·阿格尔）、生活方式（高兹），还是问责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资本主义制度（奥康纳James O’connor），似乎总摆脱不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甚至某些西方生态伦理学者把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认为马克思过于强调劳动或生产力在改造自然中的能动作用而忽视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而环保主义者提出的“生态中心论”变成了脱离现实的抽象道德批判，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进步性提出质疑。当前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并处理好“人的社会活动”、“生态”与“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有赖于人類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要不断推进资本的社会化进程，使资本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化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一、从“人化自然”分析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
西方有句谚语，“大自然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一谚语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西方世界人和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人类改造自然形态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关系。马克思正是从社会物质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人化自然”的，他认为人正是通过对自然的改造这一对象性活动生成了自己的类本质，也从而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然而，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并不仅仅局限于人对自然的直观解释或者人对自然的改造与控制、掠夺与索取，而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的社会性关系之中，并使人化自然过程充满了人性内涵和社会历史意蕴。他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80可见，人化自然使自然界具有了人的社会属性，而这种客观的本质属性只有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因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83人化自然的最终目标是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既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结果。总之，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仅仅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看成是对立关系，而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关系应是一种和谐、共存、共生的关系。
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人的历史即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史。人的存在方式经历了由“敬畏、亲近”自然到“征服、疏离”自然的历史性过程。在早期人类文明阶段，“自然界起初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可见，早期人化自然过程中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同自然之间、人同人之间的这种狭隘关系。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科技进步，另一方也高扬了理性主义。特别是启蒙运动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曾经具有神圣性的自然却与上帝一同成为“祛魅”的对象。从此，人类文明开始由敬畏自然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阶段向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阶段转换。缺乏了敬畏感和恐惧感的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主体性欲望的过度膨胀必然带来“人类中心主义”和“控制论”思想的肆虐。对人类主体性和自然客体性的强调也必然使人们形成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定势，特别是强调对象控制和效率优先的“工具理性”掩盖了价值理性的人文主义维度。人们把大自然看作是被动的，生态被预先假设为没有生命的、没有意识的“不可言说”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主奴关系”、主客关系、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相比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人对自然的改造被看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正是这种把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的对象化活动使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得以外显。总之，在工业文明阶段，人化自然就是“人为自然立法”，使自然资源按照经济法则运转并“为我所用”。“人化自然”的这种片面性解读忽略了“增长的极限”、人的理性有限性以及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性。因此，在强调“人化自然”的同时不应忽视“人的自然化”，“‘人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和逻辑结果，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调整。”[3]人的自然化不是要求人类社会回到原始的蛮荒状态，而是在“人化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向自然化的人生境界的“回归”。人类社会通过“人化自然”的自我否定走向“人的自然化”，这一转型也实现了人对自然的“否定之否定”。
人化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逐渐疏离自然的历史。城市化代表着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开始远离自然，离开自己的母胎。现代工业文明把城市生活同乡村生活对立起来，并使乡村在生产和消费上都从属于城市。城市生产的工业化模式是工具理性规划和设计的必然结果，它也决定了注重规模化、标准化、程式化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消耗型生活。因为城市作为人口、资源的聚集地，也是交换需求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娱乐、宣泄、炫耀和媒体都刺激和释放着大量的、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这种高消费意味着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而乡村正处在工业生产和消费链条的末端位置，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则意味着自然资源要为工业生产服务、要为市民的需求服务。生态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作为产业链下端部门，要为工业化生产提供半成品或原材料，要为工业生产和服务提供廉价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追求和模仿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生产和生活是先进生产和美好生活的“样板”，而乡村生产和生活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低端产能的制造业不断被转移到农村和郊区加剧了农村的污染和凋敝，低端、劣质消费品也被淘汰到农村市场，对农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市民和有闲阶层消耗的生态资源比重远远超过农民和弱势群体，前者在生产和生活中制造的污染物却又大部分被排放到郊区和农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的繁荣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资本逻辑加剧了城乡间在生态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方面的不平等性。同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发达国家消费却要让全球“买单”。正如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所认为的那样，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均衡性不仅使全球生存环境恶化，也带来了生存危机感和美好生活梦想的破灭。近年来凸显的生态环境恶化和高碳消费现状也从侧面反映了其背后存在的分配正义问题。 二、“生态资本化”的发展悖论与“资本的社会化”转向
近代以来的生态问题是资本逻辑对自然进行统治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源看成是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看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交易的“附属品”。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使其成为可以自由交换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按照资本逻辑的法则进行运转，从此自然界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在资本看来，生态环境是大自然赋予的无需成本的“礼物”，这意味着生态环境可以被无偿使用，这种无成本或低成本的生态资源开发必定带来“暴利”。在利益最大化的诱惑下，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破坏了整个生态圈的平衡。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能源和生态成为当前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资本的嗅觉最灵敏，正如“苍蝇之群趋于新挤出来的牛奶那样”，正是这种稀缺性和亟需性（供需矛盾）提升了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换价格，也引导着资本的流动。资本逻辑是工业社会的运行法则，一切生态伦理和道德观念在市场面前都失灵了。为了推动消费以加快资金的回笼，资本不断刺激着人们追求舒适、便捷的贪婪本性和强烈的占有欲望；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研发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高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
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前提假设把人看成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利益性存在物，把人类文明看成是人与人、人与其它物种不断竞争并从自然界中獨立出来的结果。这种对立性的竞争加剧了个体主义倾向和发展理念的片面性，即片面强调经济和政治需要的发展观而忽视生态环境发展观；片面强调私人利益需要的生态观而无视他人和社会需要的生态观。社会竞争也加剧了生态技术的垄断，一方面阻碍了高新技术的传播和共享；另一方面资本也故意制造企业间的生产力差距，并以这种技术差距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也客观上纵容落后产能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这种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倾向只看到生态资源的市场效益，却没有看到牺牲生态环境的资源掠夺是要付出沉重代价和长远成本的。但是，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生态链条上的一环。同样，生态环境也是有限性的生命存在，其对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我们不能过度自信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人与自然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在遵守社会法则的同时也必须尊重自然法则，进而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起来。
资本逻辑条件下的“人化自然”活动确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而选择“自然中心主义”同样也面临着发展与环保之间的“二元悖论”问题：资本的无限扩张势必迫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不得不去生产、竞争，追求个体利益短期回报的资本根本不会考虑环境成本等长远代价和公共利益。如果过度限制资本扩张而强调环保，也势必因生产的萎缩而产生失业、贫困、需求供给不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也说明了，我们不可能否定“人化自然”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英国学者海华德认为：“从某些方面讲，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unaviodable），不可反对（unobjectionable），甚至是值得期待的（desirable）。”[4]142在资本条件下，生态资本化只有向资本①的生态化转型。这种转型是生态资本化的历史发展结果，需要以“人化自然”为基础、以资本社会化为保障，以此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资本的生态化不能是绿色主义者所说的“保持经济的零增长、慢增长或可持续性的增长”，[5]而是要求资本体现社会性需要并为人类的整体性、长远性发展服务。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看，它不会自觉实现这种转型。但是，生态的资本化同资本的生态化是同一个过程，正如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78资本生产在对生态进行破坏的同时也为资本生态化创造着物质条件，并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正是这种对立面不断销蚀资本的破坏特性，也迫使资本的社会运作方式发生转型。在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同时，生态问题就会由一个隐性问题变成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和公共话题。生存条件的恶化迫使市民社会对资本逻辑提出抗议，生态公共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同资本逻辑的力量进行着对抗。资本并不是可怕的“怪物”或者“瘟疫”，它只是人类在某种历史阶段的生存方式和支配社会运行的有效手段。关键是资本如何为人类社会所控制或驯服，使之不仅仅成为个人谋利的手段，而是促进人类福祉最大化的长远性和总体性社会运行方式。资本的生态化是人的自然化的阶段性表现，通过资本的社会化运作实现自然资源的人类性共建和共享，使作为生产资料的生态资源全民所有。资本应该尊重自然、认识自然并力求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实现资本的人性化。但资本的生态化并不是资本的自然化和道德化，而是资本的现实化运动。这种现实化主要是指资本的私有化向资本的社会化过渡，这是生态社会的发展要求，所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实质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决。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把生态环境问题引申到更深层的社会关系问题，他认为“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因此，资本的生态化不但要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生产”。[6]344可以说，资源环境问题的形成既有生产力根源又有生产关系根源，最终归结为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问题，所以资本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要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变革社会关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赖以存在的前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自然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社会问题。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社会变革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学者大多不去从所有制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出发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只是片面相信市场的资源配置、科技进步和生态运动的威力。其解决方案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解决，相信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手段即生态市场化方案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资本主义认为所有财富都赖以存在的资本是以‘自然资本’的方式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即有生态产出的生态系统），所以，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工具（例如排放交易体制）应该用以解决环境问题。”[7]靠增加能源成本和污染成本的办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资本逻辑的过度自信，在目前条件下信奉功利主义的资本能否以及如何为生态危机买单仍旧是个虚幻的问题。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过度相信科技的拯救力量，认为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杰文斯悖论”的存在使科技发明改善环保的手段破产，因为科技进步也助长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反而进一步加快了生态资源的消耗。但是，生态资源消耗、剩余价值剥削、生态私有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生存的命脉，所以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自我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革命是挽救生态危机的唯一根本出路。
其三，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又叫“生态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引导生态运动和社会民主化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但其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具有改良主义倾向和乌托邦色彩，更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这种方案仍是资本主义内部自我调整的社会策略和社会思潮，在理论观点和具体解决方案上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马克思提出的克服生态危机的方案是一种社会化方案，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性变革。他指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抽象的、异化的客观力量对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着统治，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正是这种不平等和不平衡的资源掠夺型发展模式支撑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因为资本为了维持运转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必须制造并维持这种不平衡，它需要使自然界私有化，需要竞争和破产，需要剥削和掠夺。因此，也只有在全球社会范围内，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才能建立统一的生态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建构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方案，因为这种生产方式首先肯定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利益根本对立的关系。正是相互利益的一致性使生态正义和生态伦理道德成为人们和谐发展的共同理念。应该说，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特殊资源理应纳入社会公共产品行列，在所有权上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每个人都有权利平等地享有生态资源，也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对生态环境予以保护，而不是以权力和资本的多寡来予以衡量和权衡。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自然的关系。”超越人依与自然的异化状态需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形成一个人类的自由联合，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终也需要用“人化自然”方式的变革去解决。通过“人化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来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把握、调整。因此，生态问题既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在当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经济利益关系仍然是支配人类行为活动的主要力量，道德文化与生态伦理对人产生的作用与经济利益相比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生态问题的解决只能在抑制物质主义的同时大力倡导生态伦理思想，在超越工业文明基础上建构生态文明。在生产方式上应推行节约以降低资源成本，推行循环再利用以减少环境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应推行“按需消费”，“变革以满足‘虚假需求’为前提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10]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性变革要超越“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片面性对立，从而认识到人类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客体，他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所“改造”。实践活动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既赋予了人类社会以自然性也赋予了自然界以社会性，并使二者之间相互循环与渗透，所以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须依靠对资本社会的实践方式进行社会变革来实现。
特德·本顿指出，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切生态罪恶之源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别易于产生生态危机的生产方式，但千万别忘了，其他生产方式也有它们自身独特的生态危机倾向。”[11]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资本”的社会力量以及对生态的影响，把资本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总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和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持一种辩证的积极态度，在批判资本对生态破坏的同时，力求通过资本的社会化变革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注释：①“资本”一般有“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两种内涵，不同于经典资本概念中的“资本批判”倾向，这里把资本看成一个中性概念。因此，资本生态化中的“资本”只能说是一种社会调解和社会服务手段，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它也不同于生态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类似于生态的资本化，二者都强调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态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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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9][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
[10]胡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J].哲学研究，2011，（10）.
[11][英]特德·本顿.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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