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顾淑型（1897-1968）江苏无锡人，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女摄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摄影学会（今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的代表，第一、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也是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裔，丈夫陈翰笙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顾淑型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1917-1926）
顾淑型赴美国勤工俭学，学成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深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并从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到逐步用摄影来记录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拍摄的“三一八”惨案纪实组照，成为我国纪实摄影的先驱之作，在中国摄影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1897年9月7日顾淑型出生于江苏无锡，年少时随父顾栋臣（字恒斋，号枚良。清末官员，民国初年国会议员。曾任教于北京译学馆即北京大学前身）进京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赴美国勤工俭学，考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育系，开始爱好摄影和音乐。1918年因故回国。1919年返回美国时，在旧金山码头，经朋友焦墨筠介绍与波莫纳大学留学生陈翰笙相识，两人同龄同乡，一见钟情。1921年冬顾淑型毕业后在西雅图与陈翰笙结为连理。1922年秋她随夫同往德国柏林留学，在外语学校攻读德语。
1924年夏，时年27岁的陈翰笙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应蔡元培校长聘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顾淑型则帮助北大高仁山教授创办北京艺文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兼教务长。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最后通牒”，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政策，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游行，在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遭到了残酷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翰笙与顾淑型追随活动发起人李大钊积极参加了这次游行，事后陈翰笙撰写了揭露事件真相的《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刊发于《现代评论》。彼时顾淑型正带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在卫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时，她镇静机智地指挥学生趴在地上，在混乱中率领学生安全撤离了现场。嗣后，学生又举行游行，要求讨还血债，严惩凶手。顾淑型勇敢地举起相机记录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的实况，她先后拍摄了《示威游行队伍在街上观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画》《北京各阶层人民爱国示威游行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前进》《北京女师大学生队伍参加游行》《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的卫队紧守大门准备向爱国的人民开枪》《准备开枪的卫队》，在惨案发生后，她又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所在地，拍摄请愿队伍的《“3·18”惨案后高举被枪杀的学生的血衣继续英勇斗争的人们》等激动人心的影像。近期笔者在收集整理顾淑型资料中又发现了两幅未曾见诸报端的“三一八”惨案摄影作品：一幅是《段祺瑞卫队向手无寸铁学生开枪前两分钟》，另一幅则是《“三一八”游行示威发起人徐谦在天安门游行示威大会上讲话》的照片（徐谦，字季龙，晚年自署黄山樵，安徽歙县人。民国政要、现代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一生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竭心尽力，贡献颇大）。顾淑型这组题为《3·18惨案前后》的摄影作品，当时未能发表，直到解放后其中四幅作品收入了《“五四”时期进步摄影爱好者作品选》，刊于1959年第4期的《大众摄影》。这组纪实作品内容新颖，形式朴实，非常引人注目，为“三一八”惨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解放后捐赠给了中国摄影学会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第二时期，国内外活动与流亡时期（1926-1951）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至解放初期，顾淑型与陈翰笙早期追随李大钊，参加国民党和第三国际活动，再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直接听从宋庆龄和周恩来的指示，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因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长期活动于国内多地和流亡苏联、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她在美期间加入美国纽约摄影学会，并发起成立中国视听教育促进会，摄影创作上也拍摄了一些反映美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纪实作品。
1925年陈翰笙深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由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选派顾淑型远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后，陈翰笙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与刚从苏联回国的顾淑型乘火车去天津，经日本再乘船转赴苏联。顾淑型被安排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这期间结识邓演达并拜识了宋庆龄，且由此与宋庆龄结下了一生的友谊。1928年5月顾淑型绕道日本回国，回到北京从事艺文中学复校活动，并仍担任教务长。陈翰笙则留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29年她结识了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里哈尔德·佐尔格。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与上海人民奋起抗战，顾淑型接讯后赶赴上海与陈翰笙一同在宋庆龄主办的伤兵医院服务，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募捐活动。陈翰笙夫妇在上海期间经常执行送信、营救、护送等秘密行动。1932年陈翰笙与佐尔格赴西安执行任务。1934年春顾淑型随夫应佐尔格动员赴日本为第三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并结识了郭沫若。1935年4月陈翰笙、顾淑型因发生意外情况，先后秘密返回上海，为逃避国民党政府追捕，在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掩护下出逃苏联，年底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经手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
1936年5月初，顾淑型随夫经苏联太平洋学会分会推荐再次赴美，学习和从事摄影工作，成为美国纽约摄影学会会员，除了人像摄影外，还拍摄了一些反映美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照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顾淑型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在美国组织救济战争难民机构，宣传、动员爱国侨胞和美国朋友为战争中的难民和孤儿募捐。1939年5月接周恩来指示，顾淑型随夫回到香港，协助宋庆龄重振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工作，管理一些行政事务，并加入了宋庆龄主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支持、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募捐，协助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义演、义卖活动，并用捐款购买药品、医疗器械、衣物、奶粉等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回内地，支援延安、皖南和苏北等抗日根据地。1941年突发的“皖南事变”就是陈翰笙通过《远东通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了事件真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顾淑型随夫化妆逃出香港，经澳门辗转至广西桂林在桂林师范学院教授英语，并成立华美化工合作社，生产市场紧缺的肥皂、牙膏支援战争。在桂林期间，陈翰笙利用教授身份第一时间向外国记者公开了蒋介石秘密逮捕廖承志的消息，为营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4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逮捕，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顾淑型随夫再次流亡国外，在印度新德里的英国远东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1946年4月应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邀请随夫最后一次赴美，协助远东民主政策促进会的组织工作，并且发起成立中国视听教育促进会，担任声光电教育社主任干事，研究及购买器材送回国内，同时帮助宋庆龄组建中国福利会。顾淑型在印度和美国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放映解放区人民生活真实面貌的幻灯片，反映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如《延安风光》《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修复陶赖昭大桥》等，增进了外国朋友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情与了解。
第三时期，解放后的国内时期（1951-1968）
顾淑型解放初期随夫回到国内，开始了专职从事摄影工作。在这一摄影创作黄金时期，顾淑型不顾年迈体弱，以高昂的创作热情深入生活，拍摄了不少反映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事活动、国家建设和祖国山河的摄影作品。
1950年底接周恩来总理邀请，顾淑型随夫离开美国，绕道欧洲于次年1月底回到国内，而托运的行李在途经台湾时却被劫往基隆。回国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设宴为陈翰笙夫妇洗尘，一同参加宴会的有乔冠华、章汉夫、李克农、陆定一，宴会中陈翰笙婉辞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安排。3月底宋庆龄设家宴招待陈翰笙夫妇，周恩来也一同参加，商议筹办《中国建设》刊物一事。随后根据周恩来指示，顾淑型参加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并从事摄影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摄影局研究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建设》杂志顾问等职务。1951年和1955年先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和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拍摄了许多反映这些国家的美丽风光和人民生活的摄影作品。
1959年退休后，顾淑型继续担任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并主动兼任中国摄影学会服务部主任职务（对外称“中国图片社”）和《中国建设》杂志图片顾问，同事们尊称她为“顾先生”，为中国图片社的创办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60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我国女摄影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陈翰笙赋诗一首《贺淑型被选为三八红旗手》：吾妻顾淑型，一生努力于美术，解放初年在新华通讯社摄影部工作，1957年改就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兼该会服务部主任。1960年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被“全国妇女联合会”选为全国6000名“三八红旗手”之一。兹作歌行以贺之。寿遇花甲敢任事，家庭社会一身治，敏捷犹似冠笄年，好义急公立远志。写生妙笔挥兰竹，摄影导人衔教育。博得三八红旗手，展览名作幅有九。男有显爵勋光禄，君非丈夫亦能为民造洪福。这一时期顾淑型的摄影作品《舞蹈家》入选1957年首届全国影展，彩色幻灯片《玩具》入选1959年第三届全国影展，《漓江烟雨》入编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国礼的大型画册《中国》。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我国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中，有《喜丰收》《公社幼儿园》等9幅作品入选。1962年春至1963年秋，顾淑型远赴南方数省进行摄影创作，拍摄了《井冈山风光》、《毛主席故居》等彩色和黑白摄影作品。《多宝塔》《长廊》《工地测量》《机器收割》《竹林小景》等作入选了1963年的《我国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早期四幅《“三一八”惨案》历史照片收入《“五四”时期进步摄影爱好者作品选》。顾淑型还将自己几十年来收藏的珍贵摄影资料全部捐给了中国摄影学会。除了潜心研究摄影外，她还喜欢绘画、诗歌、音乐等中国传统艺术，雅善操缦古琴和古筝，演奏优美动听。陈翰笙曾题诗一首以记其景其情：“老伴临窗奏七弦，笑予兀坐对诗笺，仙娥隐士芬芳满，二月春花好自妍。”
1968年11月5日，“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的顾淑型因患癌症得不到医治而不幸逝世，享年71岁。陈翰笙题诗《哭亡妻顾氏淑型》以志哀悼：“1962年我与淑型同游富春江，在桐庐途中嘱彼病故后将其遗灰投入风景美丽的江面。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因得癌症逝世。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我与素雅和炳宏于桐庐的窄溪地方践我诺言，特题此四句以志哀悼。浩荡窄溪送骨灰，凄凄水上我徘徊。何时物化应作伴，携手夜台笑语陪。”1979年6月22日首都摄影界、顾淑型生前国内外友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慕礼堂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宋庆龄、宋任穷、朱穆之、周扬、夏衍、阳翰笙、林默涵、司徒惠敏、曾涛、钱俊瑞、何思源、徐肖冰等送了花圈。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建设》杂志社等也送了花圈。周扬、林默涵、司徒惠敏、钱俊瑞等17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筹备组成员陈昌谦主持，中国摄影家协会筹备组组长徐肖冰致悼词。
综观顾淑型不平凡的一生，人们更多地只知她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女摄影家，而对其风起云涌的革命生涯却知之甚少，而其实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顾淑型就与蔡元培、李大钊、高仁山、邓演达、宋庆龄、杨杏佛、郭沫若、周恩来、潘汉年、饶漱石、廖承志、李克农、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里哈尔德·佐尔格、路易·艾黎、爱泼斯坦、邱茉莉等多有交集，不仅参与了一些重大革命活动和记录了一些重大事件，而且与陈翰笙早年就开始从事国民党和第三国际活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从事社会活动。但顾淑型生前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未予公开，所以在顾淑型追悼会的悼词中也未曾追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陈翰笙在填写干部履历表中首次进行披露，并且后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加以确认，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回忆录中也翔实记述了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解放初期夫妇俩人秘密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曲折、艰难、危险的历程，如今我们可以确切地说，顾淑型也是中共早期的社会活动家之一。
第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1917-1926）
顾淑型赴美国勤工俭学，学成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深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并从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到逐步用摄影来记录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时期拍摄的“三一八”惨案纪实组照，成为我国纪实摄影的先驱之作，在中国摄影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1897年9月7日顾淑型出生于江苏无锡，年少时随父顾栋臣（字恒斋，号枚良。清末官员，民国初年国会议员。曾任教于北京译学馆即北京大学前身）进京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赴美国勤工俭学，考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育系，开始爱好摄影和音乐。1918年因故回国。1919年返回美国时，在旧金山码头，经朋友焦墨筠介绍与波莫纳大学留学生陈翰笙相识，两人同龄同乡，一见钟情。1921年冬顾淑型毕业后在西雅图与陈翰笙结为连理。1922年秋她随夫同往德国柏林留学，在外语学校攻读德语。
1924年夏，时年27岁的陈翰笙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应蔡元培校长聘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顾淑型则帮助北大高仁山教授创办北京艺文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兼教务长。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最后通牒”，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政策，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游行，在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遭到了残酷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翰笙与顾淑型追随活动发起人李大钊积极参加了这次游行，事后陈翰笙撰写了揭露事件真相的《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刊发于《现代评论》。彼时顾淑型正带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在卫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时，她镇静机智地指挥学生趴在地上，在混乱中率领学生安全撤离了现场。嗣后，学生又举行游行，要求讨还血债，严惩凶手。顾淑型勇敢地举起相机记录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的实况，她先后拍摄了《示威游行队伍在街上观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画》《北京各阶层人民爱国示威游行队伍向段祺瑞执政府前进》《北京女师大学生队伍参加游行》《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的卫队紧守大门准备向爱国的人民开枪》《准备开枪的卫队》，在惨案发生后，她又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所在地，拍摄请愿队伍的《“3·18”惨案后高举被枪杀的学生的血衣继续英勇斗争的人们》等激动人心的影像。近期笔者在收集整理顾淑型资料中又发现了两幅未曾见诸报端的“三一八”惨案摄影作品：一幅是《段祺瑞卫队向手无寸铁学生开枪前两分钟》，另一幅则是《“三一八”游行示威发起人徐谦在天安门游行示威大会上讲话》的照片（徐谦，字季龙，晚年自署黄山樵，安徽歙县人。民国政要、现代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一生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竭心尽力，贡献颇大）。顾淑型这组题为《3·18惨案前后》的摄影作品，当时未能发表，直到解放后其中四幅作品收入了《“五四”时期进步摄影爱好者作品选》，刊于1959年第4期的《大众摄影》。这组纪实作品内容新颖，形式朴实，非常引人注目，为“三一八”惨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解放后捐赠给了中国摄影学会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第二时期，国内外活动与流亡时期（1926-1951）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至解放初期，顾淑型与陈翰笙早期追随李大钊，参加国民党和第三国际活动，再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直接听从宋庆龄和周恩来的指示，用公开合法的身份秘密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因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长期活动于国内多地和流亡苏联、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她在美期间加入美国纽约摄影学会，并发起成立中国视听教育促进会，摄影创作上也拍摄了一些反映美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纪实作品。
1925年陈翰笙深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由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选派顾淑型远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后，陈翰笙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与刚从苏联回国的顾淑型乘火车去天津，经日本再乘船转赴苏联。顾淑型被安排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这期间结识邓演达并拜识了宋庆龄，且由此与宋庆龄结下了一生的友谊。1928年5月顾淑型绕道日本回国，回到北京从事艺文中学复校活动，并仍担任教务长。陈翰笙则留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29年她结识了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里哈尔德·佐尔格。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与上海人民奋起抗战，顾淑型接讯后赶赴上海与陈翰笙一同在宋庆龄主办的伤兵医院服务，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募捐活动。陈翰笙夫妇在上海期间经常执行送信、营救、护送等秘密行动。1932年陈翰笙与佐尔格赴西安执行任务。1934年春顾淑型随夫应佐尔格动员赴日本为第三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并结识了郭沫若。1935年4月陈翰笙、顾淑型因发生意外情况，先后秘密返回上海，为逃避国民党政府追捕，在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掩护下出逃苏联，年底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经手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
1936年5月初，顾淑型随夫经苏联太平洋学会分会推荐再次赴美，学习和从事摄影工作，成为美国纽约摄影学会会员，除了人像摄影外，还拍摄了一些反映美国下层人民生活的照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顾淑型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在美国组织救济战争难民机构，宣传、动员爱国侨胞和美国朋友为战争中的难民和孤儿募捐。1939年5月接周恩来指示，顾淑型随夫回到香港，协助宋庆龄重振工业合作运动，在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工作，管理一些行政事务，并加入了宋庆龄主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支持、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募捐，协助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义演、义卖活动，并用捐款购买药品、医疗器械、衣物、奶粉等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回内地，支援延安、皖南和苏北等抗日根据地。1941年突发的“皖南事变”就是陈翰笙通过《远东通讯》第一个向国外报道了事件真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顾淑型随夫化妆逃出香港，经澳门辗转至广西桂林在桂林师范学院教授英语，并成立华美化工合作社，生产市场紧缺的肥皂、牙膏支援战争。在桂林期间，陈翰笙利用教授身份第一时间向外国记者公开了蒋介石秘密逮捕廖承志的消息，为营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4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逮捕，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顾淑型随夫再次流亡国外，在印度新德里的英国远东情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1946年4月应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邀请随夫最后一次赴美，协助远东民主政策促进会的组织工作，并且发起成立中国视听教育促进会，担任声光电教育社主任干事，研究及购买器材送回国内，同时帮助宋庆龄组建中国福利会。顾淑型在印度和美国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放映解放区人民生活真实面貌的幻灯片，反映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如《延安风光》《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修复陶赖昭大桥》等，增进了外国朋友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情与了解。
第三时期，解放后的国内时期（1951-1968）
顾淑型解放初期随夫回到国内，开始了专职从事摄影工作。在这一摄影创作黄金时期，顾淑型不顾年迈体弱，以高昂的创作热情深入生活，拍摄了不少反映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事活动、国家建设和祖国山河的摄影作品。
1950年底接周恩来总理邀请，顾淑型随夫离开美国，绕道欧洲于次年1月底回到国内，而托运的行李在途经台湾时却被劫往基隆。回国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设宴为陈翰笙夫妇洗尘，一同参加宴会的有乔冠华、章汉夫、李克农、陆定一，宴会中陈翰笙婉辞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安排。3月底宋庆龄设家宴招待陈翰笙夫妇，周恩来也一同参加，商议筹办《中国建设》刊物一事。随后根据周恩来指示，顾淑型参加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并从事摄影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摄影局研究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建设》杂志顾问等职务。1951年和1955年先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和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拍摄了许多反映这些国家的美丽风光和人民生活的摄影作品。
1959年退休后，顾淑型继续担任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并主动兼任中国摄影学会服务部主任职务（对外称“中国图片社”）和《中国建设》杂志图片顾问，同事们尊称她为“顾先生”，为中国图片社的创办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60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我国女摄影工作者学习的榜样。陈翰笙赋诗一首《贺淑型被选为三八红旗手》：吾妻顾淑型，一生努力于美术，解放初年在新华通讯社摄影部工作，1957年改就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兼该会服务部主任。1960年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被“全国妇女联合会”选为全国6000名“三八红旗手”之一。兹作歌行以贺之。寿遇花甲敢任事，家庭社会一身治，敏捷犹似冠笄年，好义急公立远志。写生妙笔挥兰竹，摄影导人衔教育。博得三八红旗手，展览名作幅有九。男有显爵勋光禄，君非丈夫亦能为民造洪福。这一时期顾淑型的摄影作品《舞蹈家》入选1957年首届全国影展，彩色幻灯片《玩具》入选1959年第三届全国影展，《漓江烟雨》入编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国礼的大型画册《中国》。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我国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中，有《喜丰收》《公社幼儿园》等9幅作品入选。1962年春至1963年秋，顾淑型远赴南方数省进行摄影创作，拍摄了《井冈山风光》、《毛主席故居》等彩色和黑白摄影作品。《多宝塔》《长廊》《工地测量》《机器收割》《竹林小景》等作入选了1963年的《我国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早期四幅《“三一八”惨案》历史照片收入《“五四”时期进步摄影爱好者作品选》。顾淑型还将自己几十年来收藏的珍贵摄影资料全部捐给了中国摄影学会。除了潜心研究摄影外，她还喜欢绘画、诗歌、音乐等中国传统艺术，雅善操缦古琴和古筝，演奏优美动听。陈翰笙曾题诗一首以记其景其情：“老伴临窗奏七弦，笑予兀坐对诗笺，仙娥隐士芬芳满，二月春花好自妍。”
1968年11月5日，“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的顾淑型因患癌症得不到医治而不幸逝世，享年71岁。陈翰笙题诗《哭亡妻顾氏淑型》以志哀悼：“1962年我与淑型同游富春江，在桐庐途中嘱彼病故后将其遗灰投入风景美丽的江面。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因得癌症逝世。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我与素雅和炳宏于桐庐的窄溪地方践我诺言，特题此四句以志哀悼。浩荡窄溪送骨灰，凄凄水上我徘徊。何时物化应作伴，携手夜台笑语陪。”1979年6月22日首都摄影界、顾淑型生前国内外友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慕礼堂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宋庆龄、宋任穷、朱穆之、周扬、夏衍、阳翰笙、林默涵、司徒惠敏、曾涛、钱俊瑞、何思源、徐肖冰等送了花圈。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建设》杂志社等也送了花圈。周扬、林默涵、司徒惠敏、钱俊瑞等17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筹备组成员陈昌谦主持，中国摄影家协会筹备组组长徐肖冰致悼词。
综观顾淑型不平凡的一生，人们更多地只知她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女摄影家，而对其风起云涌的革命生涯却知之甚少，而其实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顾淑型就与蔡元培、李大钊、高仁山、邓演达、宋庆龄、杨杏佛、郭沫若、周恩来、潘汉年、饶漱石、廖承志、李克农、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里哈尔德·佐尔格、路易·艾黎、爱泼斯坦、邱茉莉等多有交集，不仅参与了一些重大革命活动和记录了一些重大事件，而且与陈翰笙早年就开始从事国民党和第三国际活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从事社会活动。但顾淑型生前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未予公开，所以在顾淑型追悼会的悼词中也未曾追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陈翰笙在填写干部履历表中首次进行披露，并且后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加以确认，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回忆录中也翔实记述了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解放初期夫妇俩人秘密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曲折、艰难、危险的历程，如今我们可以确切地说，顾淑型也是中共早期的社会活动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