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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
1936年11月，正当红军长征刚刚胜利结束，而外部世界对长征尚充满误解之际，一本在英国伦敦新出版的红军长征亲历记，为人们打开了一个了解红军的窗口。这本书名为《神灵之手》，作者是一个名叫R.A.勃沙特的英国内地会牧师。书中记录了他与红军共同生活的18个月，披露了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红军长征中扣押了8位外国传教士
R.A.勃沙特，又名薄己，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勃沙特早年随父母移居英国，后供职于英国基督教会。1922年10月1日，25岁的勃沙特来到中国，随后被派往贵州一带传教。1934年10月2日，当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其妻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途中在旧州城外的一个小山顶上，不期与由肖克率领从江西入黔的红六军团相遇。从此，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西方传教士改写了他的一生。
1934年，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低潮。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位于江西一带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步陷入敌人重重围困之中。7月，中共中央先后派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向外线突围，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8月7日，由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由湘赣边界突围西征。红六军团的突围拉开长征的序幕。10月，红六军团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一路血战打到贵州东部，部队从出发时的9000人锐减到3000余人，在川黔交界的木黄一带终于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就在两军会师的同时，中央红军以会合二、六军团为目标，从江西于都向西突围，基本沿着红六军团杀出的血路，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而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外国传教士勃沙特无意闯进了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这个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多山地带，自古贫困，早在19世纪末外国教会就已涉足其间。因基督教义被认为与共产主义信念相悖，麻痹人们的精神，红二、六军团在转战中对所经之处的外国教会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措施。以1934年10月1日扣押勃沙特夫妇为始，红二、六军团又于10月2日在攻克旧州后，扣押了当地教堂的澳大利亚籍的牧师、英中华内地会教士A.海曼夫妇和新西兰籍修女勃劳恩小姐等5名外国人，加上后来1936年3月在云南石叶与国民党军战斗中抓获的德国基督教会石阶教堂牧师斯凯勒，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先后曾抓获8名外国教会人员。对于这些外国教士，红军采取区别对待，除勃沙特、A.海曼和斯凯勒3人被认为罪行确凿予以判刑扣押外，其余5名均当场释放。对于被扣押的这3名教会人员，红军在与教会方面谈判时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告知教会方面可用红军急需的药品、盐、电池等物资来抵赎3人的刑期，同时，自1934年11月起在长达一年多与教会的谈判中，红军巧妙地利用中间人的往返，冲破国民党重重围堵封锁，设法与外界沟通了联系，获得了部分急需的物资。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随着这一政策的转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永顺一带首先释放了A.海曼。1936年4月12日，在红军二、六军团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艰苦地带时，又释放了勃沙特。德国牧师斯凯勒，因抓获时间较短，加之其曾亲自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战斗，而继续扣押审查。4月下旬，即勃沙特被释放的数日后，斯凯勒在随红军长征至云南姚安境内时，暴病身亡，在紧张的战斗行军中，红军以棺木将其妥善安葬。
在几名传教士中，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最长，他先后随红军转战辗转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共同生活了560天，他自己计算行程为6000余英里，成为红军长征的一个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的560天长征
《神灵之手》成为西方第一本和最早地系统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在《神灵之手》一书中，这个外国传教士是以这样的印象认识了红军：“他们穿着随手弄来而又根本不注意颜色布料做成的军服，有蓝、灰、紫、绿、黄、黑等，一些人戴着毛线织的女式帽，一个战士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衣服和床单什么的，形成了一幅装束混乱而又奇特的行军场面。”但他们帽子上统一的红色标志和每到一处就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的独特做法，使沙勃特明白他遇到的这支装束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正是一直在传说的从江西而来的红军。
对于他这个俘虏，红军的作为，使他非常感动：在搜查之后，“个人物品甚至连银角子都一分不少发还给他”。红军严格禁止以“洋鬼子”“大鼻子”这样含贬义的词称呼他，而称他为“外国人”或“老勃”。在行军中，红军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因为潮湿多雨，勃沙特提出要一块油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后来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了”。行军中，勃沙特的鞋坏了，红军给他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而这样的鞋子“却是从一位正嘟囔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都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他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还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他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他购买鸡、鸭、鱼、水果甚至炼乳罐头等当时稀有的食物。
勃沙特后来结识了贺龙、肖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他第一次见到肖克、王震、吴德峰等军团领导时，颇有些戏剧性，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正穿着刚缴获的原属勃沙特的朋友、旧州教堂牧师海曼的雨衣。第二天晚上宿营时，勃沙特被请到设在一个破庙中的军团司令部，肖克请他帮助翻译一张刚缴获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对这次会面，勃沙特写道：“年仅25岁的肖克将军，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领，他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权。”
在勃沙特的《神灵之手》一书中，占篇幅最多的则是红军长征中日夜转战的艰苦生活。这种生活，对他这个西方人来说苦不堪言，几乎达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正是在这种同样艰苦的环境下，红军官兵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使勃沙特惊叹不已：“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天的行军……人们只能摸着前面人的肩膀在黑夜的山路中前进，每当前方发现亮光或传来声响，部队就马上迂回前进。”但这支军队每到一处却是“在一切能写的地方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对村民演讲……召集当地穷人，非常熟练而有条理地将地主的粮食分光”。另外，“红军非常勤奋，除了忙着打草鞋外，还抓紧进行政治教育，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做作业，给自己办的小报投稿，布置列宁室……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开互助会或者集体唱那些革命歌曲”等。
1936年4月12日，红军在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释放了勃沙特。行前，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中，肖克、王震将军设宴给他送行，大家谈笑风生。从中午一直到黄昏，后因敌情紧迫需要转移而打断。临别之际，肖克将军希望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继续留在中国，“可以办一所学校办教育什么的，只要不强迫学生信仰上帝就可以……”
勃沙特继续留在了中国，他本人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同情者。勃沙特在中国后来的岁月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红军的宣传者。1950年勃沙特即将离华返回英国时，他以这样几句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自己与红军的这段难解之缘：“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1936年11月，正当红军长征刚刚胜利结束，而外部世界对长征尚充满误解之际，一本在英国伦敦新出版的红军长征亲历记，为人们打开了一个了解红军的窗口。这本书名为《神灵之手》，作者是一个名叫R.A.勃沙特的英国内地会牧师。书中记录了他与红军共同生活的18个月，披露了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红军长征中扣押了8位外国传教士
R.A.勃沙特，又名薄己，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勃沙特早年随父母移居英国，后供职于英国基督教会。1922年10月1日，25岁的勃沙特来到中国，随后被派往贵州一带传教。1934年10月2日，当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其妻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途中在旧州城外的一个小山顶上，不期与由肖克率领从江西入黔的红六军团相遇。从此，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西方传教士改写了他的一生。
1934年，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低潮。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位于江西一带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步陷入敌人重重围困之中。7月，中共中央先后派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向外线突围，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8月7日，由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由湘赣边界突围西征。红六军团的突围拉开长征的序幕。10月，红六军团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一路血战打到贵州东部，部队从出发时的9000人锐减到3000余人，在川黔交界的木黄一带终于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就在两军会师的同时，中央红军以会合二、六军团为目标，从江西于都向西突围，基本沿着红六军团杀出的血路，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而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外国传教士勃沙特无意闯进了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这个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多山地带，自古贫困，早在19世纪末外国教会就已涉足其间。因基督教义被认为与共产主义信念相悖，麻痹人们的精神，红二、六军团在转战中对所经之处的外国教会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措施。以1934年10月1日扣押勃沙特夫妇为始，红二、六军团又于10月2日在攻克旧州后，扣押了当地教堂的澳大利亚籍的牧师、英中华内地会教士A.海曼夫妇和新西兰籍修女勃劳恩小姐等5名外国人，加上后来1936年3月在云南石叶与国民党军战斗中抓获的德国基督教会石阶教堂牧师斯凯勒，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先后曾抓获8名外国教会人员。对于这些外国教士，红军采取区别对待，除勃沙特、A.海曼和斯凯勒3人被认为罪行确凿予以判刑扣押外，其余5名均当场释放。对于被扣押的这3名教会人员，红军在与教会方面谈判时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告知教会方面可用红军急需的药品、盐、电池等物资来抵赎3人的刑期，同时，自1934年11月起在长达一年多与教会的谈判中，红军巧妙地利用中间人的往返，冲破国民党重重围堵封锁，设法与外界沟通了联系，获得了部分急需的物资。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随着这一政策的转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永顺一带首先释放了A.海曼。1936年4月12日，在红军二、六军团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艰苦地带时，又释放了勃沙特。德国牧师斯凯勒，因抓获时间较短，加之其曾亲自参加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战斗，而继续扣押审查。4月下旬，即勃沙特被释放的数日后，斯凯勒在随红军长征至云南姚安境内时，暴病身亡，在紧张的战斗行军中，红军以棺木将其妥善安葬。
在几名传教士中，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最长，他先后随红军转战辗转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共同生活了560天，他自己计算行程为6000余英里，成为红军长征的一个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的560天长征
《神灵之手》成为西方第一本和最早地系统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在《神灵之手》一书中，这个外国传教士是以这样的印象认识了红军：“他们穿着随手弄来而又根本不注意颜色布料做成的军服，有蓝、灰、紫、绿、黄、黑等，一些人戴着毛线织的女式帽，一个战士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衣服和床单什么的，形成了一幅装束混乱而又奇特的行军场面。”但他们帽子上统一的红色标志和每到一处就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的独特做法，使沙勃特明白他遇到的这支装束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正是一直在传说的从江西而来的红军。
对于他这个俘虏，红军的作为，使他非常感动：在搜查之后，“个人物品甚至连银角子都一分不少发还给他”。红军严格禁止以“洋鬼子”“大鼻子”这样含贬义的词称呼他，而称他为“外国人”或“老勃”。在行军中，红军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因为潮湿多雨，勃沙特提出要一块油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后来才知道，这已是红军中非常奢侈的供给了”。行军中，勃沙特的鞋坏了，红军给他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而这样的鞋子“却是从一位正嘟囔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都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他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还给他配备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他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他购买鸡、鸭、鱼、水果甚至炼乳罐头等当时稀有的食物。
勃沙特后来结识了贺龙、肖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他第一次见到肖克、王震、吴德峰等军团领导时，颇有些戏剧性，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正穿着刚缴获的原属勃沙特的朋友、旧州教堂牧师海曼的雨衣。第二天晚上宿营时，勃沙特被请到设在一个破庙中的军团司令部，肖克请他帮助翻译一张刚缴获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对这次会面，勃沙特写道：“年仅25岁的肖克将军，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领，他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权。”
在勃沙特的《神灵之手》一书中，占篇幅最多的则是红军长征中日夜转战的艰苦生活。这种生活，对他这个西方人来说苦不堪言，几乎达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正是在这种同样艰苦的环境下，红军官兵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使勃沙特惊叹不已：“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天的行军……人们只能摸着前面人的肩膀在黑夜的山路中前进，每当前方发现亮光或传来声响，部队就马上迂回前进。”但这支军队每到一处却是“在一切能写的地方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对村民演讲……召集当地穷人，非常熟练而有条理地将地主的粮食分光”。另外，“红军非常勤奋，除了忙着打草鞋外，还抓紧进行政治教育，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做作业，给自己办的小报投稿，布置列宁室……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开互助会或者集体唱那些革命歌曲”等。
1936年4月12日，红军在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释放了勃沙特。行前，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中，肖克、王震将军设宴给他送行，大家谈笑风生。从中午一直到黄昏，后因敌情紧迫需要转移而打断。临别之际，肖克将军希望他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继续留在中国，“可以办一所学校办教育什么的，只要不强迫学生信仰上帝就可以……”
勃沙特继续留在了中国，他本人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同情者。勃沙特在中国后来的岁月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红军的宣传者。1950年勃沙特即将离华返回英国时，他以这样几句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自己与红军的这段难解之缘：“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