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易图科这个案子，专案组先后一次到太原、两次到北京、十余次到重庆、二十多次到成都、三十多次到南充，摸排关联人员几十个，排除的信息线索几百条。
　　易图科，这个外逃14年的贪官，终于落网了。
　　1月18日上午，在追逃压力与政策感召下，曾任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交通局局长的易图科回到广安投案自首。
　　至此，中央、四川省挂牌督办的广安市3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犯被全部追回归案。另外两人——岳池县发改局原出纳郑学英、邻水县荆坪乡计生服务站原站长陈刚，在此前已经一人被抓捕、一人投案自首。
　　“3人中，易图科难度最大——外逃14年，他也已经61岁了，刚开始我们对他是死是活都不清楚；影响也最大——他外逃前是正县级干部，涉嫌巨额资产来源不明，所以很多群众、党员干部都看着的，看党委政府是不是‘逗硬’。”广安市纪委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为此，专案组和反腐败协调小组突破了一系列难题。
　　一团乱麻中捋线索
　　2015年4月，四川分别召开省纪委常委会、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及追逃办工作会议，按照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将任务具体落实到市县，其中就包括广安的易图科、郑学英、陈刚等3个案子。
　　5月，广安正式启动对易图科追逃。
　　“刚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确实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易图科追逃工作专案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外逃时间太长，所有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了。
　　郑学英、陈刚外逃后，通过专案组调查，尚能大致勾勒出他们外逃的轨迹，以及大致方向。但易图科由于特殊的工作经历，他反侦察能力特别强，潜逃14年来基本不直接和家里人联系，也基本不用身份证，完全无法确定他的大致方向。
　　甚至他是否在国内也不能确定。“最后有关他的确切信息是，2002年4月他外逃不久，在昆明一个ATM机上取了钱。他之前在云南工作过，从云南逃出境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到昆明也进行了相关调查。”广安市公安局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社会上关于他的传言倒是很多，这个说在哪里哪里见过，那个说在哪里哪里见过，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准确到是谁说出来的。”上述工作人员称，这些传言也足见群众对此事极为关注。
　　这团“乱麻”还不能“快刀斩”，必须一条线索一条线索地捋。
　　为了排查易图科是生是死，专案组考虑到他母亲2014年刚去世，易也比较孝顺，于是排查了他老家南充所有的殡仪馆、寺庙等。“这些还不能明说，因为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谁可能与他有联系，害怕打草惊蛇。只有找到他母亲去世时的在场人，侧面了解易图科当时是否出现。”
　　这种排查中的艰辛外人难以想象。专案组第一次到北京去找易图科女儿时，从户籍上只了解到他女婿在北京的一个户籍地址，其他情况没有。
　　“我们到北京去一看，他们好多年都没有在那儿住了。我们通过当地公安机关以及其他各种手段，也只能获得大致地址——他女儿在朝阳区的财富中心一带工作。那范围之大，基本上不可能全面排查。”最后，通过艰苦努力，专案组才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仅易图科这个案子，专案组先后一次到太原、两次到北京、十余次到重庆、二十多次到成都、三十多次到南充，摸排关联人员几十个，排除的信息线索几百条……
　　专案组外的“专案组”
　　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即便专案组付出大量努力，到当年9月，仍然没有获得有关易图科的有价值的消息。
　　“当时广安市公安局和检察院也是各自分头行动，很多情况没有及时沟通，做了不少无用功。”专案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9月份前，广安市公安局围绕易图科做了很多金融方面的调查，但是后来发现是重复劳动，市检察院以前早就把这方面的情况查完了。
　　2015年9月1日，在广安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协调下，广安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指挥长的追逃追赃工作指挥部，从市纪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增派精干力量充实到易图科专案组，并采取集中办公的形式对力量进行整合。
　　“事后来看，这一步对推动广安的追逃追赃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反腐败协调小组虽然不在专案组内，但却是专案组外的‘专案组’，为专案组追逃搭建了一个平台。”易图科追逃工作专案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也是201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追逃追赃工作能迅速推开的一个重大经验。
　　“追逃不可避免地需要外地相关部门的协助，以及一些技侦手段的运用，这些都需要通过启动反腐败协调机制去协调。最主要的是劝返政策怎么定，更需要协调小组召集各方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商讨。”专案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一开始，专案组内部对劝返易图科的具体政策有争议。12月底，广安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专门召集公检法，就劝返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个时候对易图科的追逃已经迫在眉睫了。
　　年龄越大，藏身之处离家越近
　　到2015年12月，陈刚与郑学英先后归案，其中陈刚是主动投案自首的，郑学英则是在麻将桌上被抓捕归案。
　　陈刚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数十万元社会抚养费，于2013年10月外逃。专案组通过对他的性格、关系网等各方面特征进行分析，大致勾勒出了他可能潛逃的方向。后来通过排查，一名四川老乡曾向专案组确认在福建一家工厂里见过陈刚。压力之下，陈刚在福建主动投案自首。
　　郑学英专案组通过摸排走访，得知她此前借款以及赌债高达200多万元，针对其犯罪金额大、畏罪心理强的特点，专案组坚持在不放弃劝返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缉捕的力度。
　　通过甄别大量线索，专案组发现她可能在2013年底从达州乘火车逃往西安、新疆等地。并经查询相关记录发现，她的工资卡在新疆克拉玛依农行的一个柜台有过查询记录，借此锁定其藏身地点。 　　抓捕当天，身在克拉玛依的专案组收到线报，郑学英正在乌鲁木齐的一家麻将馆打麻将。“两地相隔4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当时室外温度是零下26度，车里仅剩半箱油，一旦途中有什么意外，很有可能被困在荒郊野外，甚至冻伤冻死。”一名专案组人员称。
　　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没有退缩，经过4个多小时奔波，于12月20日凌晨5点将郑学英从麻将桌上抓获。而此时，易图科案还没有一点确切、有价值的信息。
　　“当时市委领导在政协会议上承诺，一定要将易图科追回来。政协委员们听了很提气，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专案组一名人员说。
　　劝返政策确定后，专案組决定正面开展调查。“我们排查了他所有的社会关系，认为他与兄弟姊妹联系的可能性更大。”案件的发展证明这一研判是正确的，他虽然与兄弟姊妹有联系，但从未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一个重要关联人间接联系的。
　　此时，易图科正潜逃在重庆，与专案组相距仅一百公里左右。他这14年间先后到过北京、上海、山东、云南、贵州、广东等地，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潜逃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近。
　　“人年龄大了，如果出个什么意外，离家近一些，好处理。”易图科归案后说。
　　为了这最后一百公里，专案组付出的心血仍然不少。他们拿着劝返政策与易图科兄弟姊妹接触时，前几次都被轰出去。“我们与他大哥接触时，工作一直做不通，后来通过先做他妹妹的工作，然后才接触到他大哥。”
　　1月上旬，易图科与兄弟姊妹联系的重要关联人慢慢浮出水面。潜逃在外的易也明显感受到了追逃的压力与政策的感召。潜逃期间，他不仅一直关注广安的动态，还坚持做一件事情——学法，对党和国家政策较为敏感。
　　“1月中旬，他就让他亲属带着律师专门到广安法院、检察院，既是来咨询，也是来打探政策的真假。”广安市一名干部称，在核实有关劝返政策之后，易的亲属开始积极做他的思想工作。
　　潜逃的日子对他来说越来越不容易。“当时没钱，没有银行卡和信用卡，整天东躲西藏，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维持生计，易图科在藏身的城市靠打零工、卖报纸、捡破烂养活自己。“生活上能勉强过活，现在想来，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易图科回忆称，每天都要忍受孤独带来的煎熬，没有家人、朋友，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2016年1月18日上午，易图科的亲人带着他到广安投案自首。
　　“那几天广安干群都在讨论易图科这件事，这么多年没有追回来的都追回来了，对腐败分子是极大的震慑。”广安市干部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