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成为耄耋老人，但当时经历的事情却那样深刻地印在我的心里，今天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侵华日军进犯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当时，我家在宝山吴淞的一个村子，那里是主战场之一，我亲身经历了“一·二八”抗战。现将当时所见所闻整理成文，以纪念先烈，告诫后人。
　　
　　避弹坑，一般都建在河沿旁。人们把我们这些孩子藏在避弹坑里，以躲避被日本炮弹炸上。我们家的避弹坑建在我们家老屋西边住院下的河坎边，背东朝西。先在地上挖个坑，坑挖好后上面铺上木板或门板，上面再铺上老棉花被，棉花被上再覆盖上泥土。这种临时避弹坑建好了。里面铺上稻草，一家四五口人担惊受怕地挤在里面，等待战事的结束。
　　
　　“箬帽兵”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天，后来听说日本侵略军从浏河口登陆，登陆后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乡邻们闻之更加惊恐万状，唯恐大祸临头，纷纷逃亡。
　　当时，上海有许多块“租界”，是由外国人管理的，人们传说日本军队不可能去那里。我们兄妹在父母的带领下，绕道向“租界”逃去。到了那里发现，人们潮水般涌入被认为是安全的地方，有开车子的，有推车的，也有肩挑人背的。
　　但与逃亡人流方向相反的是，我们在沿途看到一队队十九路军战士正向前线进发。让人感到新鲜的是，他们每人都有一顶竹编斗笠，上书“十九路军”几个大字。所以那时宝山一带居民爱称十九路军为“箬帽兵”。
　　箬，一种竹子，其叶大而宽，可编竹笠、竹席等。上海当地把竹编斗笠叫“箬帽”。“箬帽兵”威武雄壮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形象还矗立在我的心上。
　　十九路军和后援之旅张治中的新编第五军，总共不足四万兵力，抗击这装备精良并有军舰、飞机、坦克、大炮配备的近十万日本侵略军，血战33天，击溃日军多次进攻，粉碎了日本四日之内占领全上海的狂言。中国抗日军队的壮举，鼓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精神，续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新篇章。
　　淞沪抗战激烈时，宋庆龄、何香凝等沪上名流和广大工人、学生、商会等群众组织，都曾赴吴淞、江湾、真如等处慰问十九路军和五军官兵，给他们带去了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慰问和支持。
　　日军在浏河登陆，造成了我国军队的腹背受敌。连日血战，减员严重。南京政府后援不济，造成全线被动。中国军队决定退守昆山、太仓、苏州一线。后经英、美等国“调解”，中日双方于1932年3月3日宣布停战。后国民政府和日本代表签订了《沪凇停战协定》。
　　
　　纪念碑
　　
　　“一·二八”战事结束后，上海人民为纪念十九路军和新编第五军英勇杀敌的功勋，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决定在宝山县（现为宝山区）庙行修建“一·二八”无名烈士墓和“一·二八”纪念碑。那时我在庙行小学读书，亲眼目睹了建碑经过以及日本骑兵骚扰、捣乱的情况。
　　纪念碑的地点选在庙行小学东北的农田里。开建时，运来了许多花岗岩石条和块石，石工按设计要求打凿石材。但这时，日本骑兵三天两头到工地滋扰生事，他们知道这是为纪念抗日烈士修建的，想通过这种丑恶的手段阻挠修建。有一天，数十骑日本军人到工地滋扰，日本兵用马鞭追打工人，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耳朵被打聋，有的眼睛被打坏，吓得工人都不敢上工。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兵还在墓地和碑基上拉屎尿尿。弄得那里全是大小便，臭气难闻。碑基周围的农田里的庄稼也被他们践踏。这种情况致使修墓建碑工程无法进行。
　　1936年，“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市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及社会名流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并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史良、沈钧儒、何香凝、李公朴、欧阳予倩、刘王立明等参加了大会。会后，800余名代表由市区步行，行程数十里到庙行无名烈士墓进行公祭，充分反映了上海人民的抗日热情、爱国精神和对抗日烈士的敬仰之情。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挑起的侵略战争，是它侵略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是它妄图灭亡中国的一个步骤。有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有十九路军和新编第五军的英勇抗击，这场战事进行了33天。以后的事实说明，日本灭亡中国之心并没有从此改变。
　　现在发行的上海地图上，只有“一·二八”纪念路（从江杨南路至共和新路），却没有“一·二八”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不知什么原因。希望有关部门能尽量恢复历史遗迹，用来教育后来者，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