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这些年轻人在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思想基础上挖墙脚！”12个党国大佬审完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当着年轻导演的面，指着他们的老总明骥骂。吴念真哭着离开，说着“完了，完了”。明骥只是转头对导演们说：“好电影慢慢拍，责任我来扛。”
　　那是台湾的戒严年代，电影跟整个文化一样，处于严格管制之下。而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明骥，兼影剧协会理事长，作为电影界的龙头老大，正掀起一场改变台湾电影历史的革命。
　　当上总经理之前他便力主建造中影文化城，不惜自行掏钱，干了再说。破旧的仓库被慢慢改建成华人区第一个电影城，供业界拍戏使用，公司赚了大钱。明骥还颇有远见地开办电影技术人员训练班，培养摄影、录音和剪辑人才。几十年后，不少训练班成员成了国际大师，比如摄影师李屏宾、剪辑师廖庆松、录音师杜笃之等。
　　为电影改革，明骥大胆挖来新人。1980年，还在读辅仁大学夜间部的吴念真来做编审。“中影的编审位高权重事情少，当时都是资深导演当，怎么轮得到一个还在读夜间部的大学生？据说当时公司上下都在谣传这个大学生一定是国民党大佬吴某某的后代。”同年被招来的小野回忆，“明老总”用湖北乡音喊着他“消夜”，常得意地向人讲起已经说过千万遍的求才记。
　　1982年，两部低成本电影《光阴的故事》和《小毕的故事》揭开“台湾新电影”运动序幕。不仅有极高的票房收入，更使台湾电影跳过以往的创作风格，剧情更贴近真实社会，开始选用非明星或者非职业演员，摄影方式也自然写实。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等导演崛起，一二十位新导演拍出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他勇敢站在背后配合他们。”吴念真说：“在这之前，明先生完全不认识他们，但完全信任。”
　　序幕刚揭，追杀已到。仅仅相隔一年，由黄春明短篇小说改编，侯孝贤、万仁、曾壮祥导演的《儿子的大玩偶》中《苹果的滋味》一段，出了麻烦。片中主人公贫穷落后、甚至穿行一大片违章建筑，刺激到上级敏感的神经，认为这影响了台湾的国际形象，要求修剪。此事经媒体报道，引来一片讨伐之声，电影原貌上映，卖座轰动，成为台湾影史上著名的“削苹果事件”。
　　第二年，明骥下台。
　　但台湾电影主要创作路线已定。“他独自一人吞下了这个苦果。可是对后辈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而言，这却是一个对台湾电影发展影响深远的甜美果实。”小野说。
　　25年后的2009年，第46届台湾金马奖，明骥从已生白发的弟子吴念真手中接过“终身成就奖”。所有人起立鼓掌，明骥连讲二十多个“请坐、请坐”，咯咯笑得像个喜剧演员：“各位不坐的话，我讲一个半小时。”台下，当年他以“官运和前途做赌注”来守护的年轻人们，已成业界泰斗。
　　这25年，他逐渐从电影界隐退，当上俄文系教授、乌克兰国际斯拉夫科学院院士，成为研究东欧问题的学者。他关于电影的贡献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创作者的名字和作品都被留下来记住，可是提供创作园地和创作机会的人，好像注定被遗忘。”吴念真说。
　　2012年，正是台湾新电影30年。6月15日，89岁的明骥病逝，此刻他最常被提及的称呼是“台湾新电影之父”。这一天，吴念真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下：“明总，我爱你。”
　　明骥，台湾中影公司前总经理，任职期间曾大力扶植杨德昌、柯一正等导演，被喻为“台湾新电影之父”，曾获金马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6月15日病逝，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