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前的一天，一群人背井离乡，在官兵的押解下，踏上了通往北方的道路。他们携妻带子，在寒风中行进，心绪难平，前途未卜。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法库门的地方，是因为大清朝的皇帝要在“自家的后院”修一道篱墙。这群刚刚被发配到东北的流人未曾想到，他们亲手修建的这道篱墙，却成了他们用一生，乃至几代子孙看守、维护的所在。
　　“一门九台”的柳条边文化
　　 翻开清代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东北松辽平原上，横亘着一条“人”字形的土堤，这个地图上的“人”字，落到东北的黑土地上，可就够大了——撇的上端东北至吉林省吉林市北部的法特东亮子山，撇的末端西南至山海关;捺的起点从威远堡开始，末端至东南安东县境内黄海边的窟窿山（今东港市长山镇），其人字形的撇捺接合点则在威远堡（今铁岭开原市25公里处）。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崇德三年（1638年），清王朝开始修建“柳条边”。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用时43年，全部工程基本完成。
　　清朝几代皇帝，下这么大的力气，搞这么大的工程，目的何在？它修筑于国之腹地，显然没有抵御外敌的功能。史家说：“清初修筑柳条边的目的，是为保护‘龙兴之地’，防止满族汉化，独占东北特产。”果真如此吗？
　　柳条边共设边门21座，另有300余座边台和封堆。如从山海关往东北行，就有鸣水台边门、清河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等。
　　 而当年的法库门就在柳条边人字形一撇的中间部位，东北距人字形接合点的威远堡不到百公里，是距离现在沈阳城最近的边门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法库境内的柳条边于顺治五年开始修筑，从开原入法库，东西全长160华里，边南的称为“边里”，边北的称为“边外”。顺治十一年，法库边门建成，位于今法库镇北大街。当时，法库边门地处交通要冲，南通中原、渤海，北达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同时由于边门与边门之间距离不等，设有数目不等的边台。整个柳条边上共设台168座。老边上有140座，新边上有28座。台，多为撮土而堆成的土台，供八旗兵巡逻、瞭望之用。今法库门两边，就有许多称作“台”的村庄，如“叶茂台”“双台子”“东头台子”“西头台子”“东二台子”“西二台子”“三台子”“四台子”“五台子”。这“一门九台”，构成了法库独特的柳条边文化。
　　 法库边门建有门楼一座，为砖瓦建筑。民国本《开原县志》记载，门楼里面是防御衙门，衙内设武官防御一员。防御官由省城奉天军方派遣，三年一更换。还设文官笔帖式一员，下属官兵均由开原城守尉委派，满族兵三名，汉军三十名，盛京移驻兵六名，官兵共计四十名，管理出入通行事务。
　　 此外，在法库边门辖区各地段，每年4—10月还要派出四个卡伦（也称路卡）。每卡由开原城守尉额外加派军官一员，兵十名，俩月一更换。边门附近还设边台（烽火台），设台丁若干。据《奉天通志》记载：“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编管盛京部，拨往边台充当苦役。”这些苦役就是台丁，他们春夏修壕补边，十月开始向朝廷贡奉山货。
　　 法库边门的主要任务是稽查过往行人的出入。就是边门附近的农民出边耕种，也得有地方保甲发的印票。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边门，登记后方可通过。关卡验票之后，方可放行。如不走边门，就以犯“爬边越口”之罪名，从严惩处。当时，“关制”严格，满人出边远行，要有旗首领签发满文票，汉人要有衙门发的汉文票。“过关登记存档，无票，偷越柳边挖人参者死。”对于老百姓来说，柳条边就是红线，就是雷区，不经边门，穿越就是犯法，要受到严惩。
　　 柳条边记录着东北流人的血汗
　　 清初修筑柳条边，正是关东人口、劳动力奇缺的时期。明清间的战争，左一个右一个屠城，被杀戮的老百姓已没法统计。明朝势力撤出东北，十万难民跟随入关。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迁往北京，八旗兵及其家属结成车骑大队，从龙入关，去享受胜利果实。这种情况下，关东“野无农夫，市无商贾”。有学者考证，当时东北剩下人口不足40万，不及今天一个中等县。辽宁省已不足8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1.7人。那么，这条绵延2590华里、耗时40余年才告竣的柳条边，到底是由什么人修筑的呢？《清圣祖实录》中记载：“近有流徙人犯修造工程赎罪之例，有力者已认工程。”即指柳条边的工程是由流徙犯人修筑。这些流犯大多是清初因抗清和“逃人”等获罪流徙的犯人，大多被发遣到盛京将軍辖区。仅清初顺、康、雍三朝发来东北的流犯就超过10万人，这些流犯的判决词里都有一句话：“给披甲人为奴。”“为奴”即为服“劳役”，即修筑柳条边。
　　 多数的流放点，如盛京、尚阳堡、开原、法库、威远堡、英额门等，都在柳条边沿线，或相距不远。一个尚阳堡，康熙七年就收有流人3500余人，加上家眷，共有5914人。用时43年修筑的，浩浩2590华里长的柳条边，记录的是东北流人的血汗。
　　闯关东大潮冲垮柳条边
　　 顺治十年，老边还没修成，官方就发觉辽河东西之腹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关东特产固然重要，而黎民百姓，包括大清皇帝都得吃粮食啊！那高粱大豆也不能没有啊，黑土地得要人去种啊！于是正式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以给地、给口粮、给种子、给耕牛，招民多了给官为条件，以招人来关东。
　　 乾隆五十七年，直隶、山东大旱，大批逃荒灾民被堵，聚集山海关，颇有闹事的苗头。乾隆赶紧传谕，“又何必查验禁止”，允许灾民出关进入关东禁区，给政策放宽开了头。史家称之为“弛禁”。以后，乾隆五十九年，嘉庆二年、五年、六年连续发大水，这条弛禁令延续施行了11年。
　　 随之而来的是闯关东大潮，陆陆续续约250万人，从海上、陆上拥入关东禁地。在闯关东的大潮下，法库这片原本寂静的土地也变得热闹起来，人们在此开荒破土，生存繁衍，改变了柳条边原有的模样。
　　 担当着保护“三京”“三陵”，保护驿路畅通的重大任务的柳条边，随着大清朝的日薄西山，也失去了它的作用，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法库边门处设法库厅，划开原、铁岭、康平、新民三县一府的毗连地方归厅领辖，隶属奉天省。开原县辽河以西地区划归法库，法库边门也随之脱离开原城守尉的管辖。到清末，驻守法库边门的文武官员及兵士撤走，柳边荒废，边门也逐年塌毁。1954年，因城镇交通的日益发展，法库边门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交通工具的通行，因此被拆除。如今，这一带的柳条边遗迹，就连一片柳叶、一段壕墙、一块碑石，甚至连一块匾额也难觅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