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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在实践中还得出一个重要思想：在很小的、有限的空间探索出来的正确理论，如果不加分析，任意向很大、甚至无限的空间去推广，那就会导出荒谬的结论
美国时间2017年4月26日，好莱坞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因病逝世，享年73岁。虽然名望不及好莱坞一线大导演，但戴米的成就却鲜有人企及：代表作《沉默的羔羊》在1992年奥斯卡上斩获“大满贯”——囊括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女主角、改编剧本五个主要奖项，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实现过如此壮举，另外两部分别是《一夜风流》和《飞越疯人院》。
因为《沉默的羔羊》，戴米曾被视为史上最伟大的惊悚片导演之一，但事实上，他当了40多年导演，只拍过这么一部惊悚片。如果说每个优秀的导演都是一方艺术领土的统治者，那么戴米的领地就是“美国亚文化”——连环杀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卡车司机、雅皮士、摇滚乐……他就像是电影导演中的吟游诗人，用讽刺、幽默、恐怖、真实的电影语言，向主流观众传颂最非主流的美国风情曲。
执念于边缘文化
“边缘”是戴米职业生涯的关键词，他的导演生涯就是从电影的边缘产业——低成本B级片——开始的。但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志向是做一名兽医，直到大学第一堂化学课，他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化学概念都理解不了”，才弃理从文，当起了影评人。当时法国新浪潮正在革电影的命，美国的文艺青年不断被弗朗索瓦·特吕弗这样的大师刷新三观，戴米就一直记得第一次看特吕弗的《射杀钢琴师》：“有这么一场戏，男主角对审问他的黑帮说，如果我撒谎，我妈妈就坠楼而死，这时影片马上切到了一个老妇人坠楼的畫面。我当时就震惊了！”
戴米不曾想到，他写的影评能让他见到偶像特吕弗。1966年，联艺影业的制片人约瑟夫·E. 勒文去迈阿密出差，下榻枫丹白露酒店，负责酒店公关的恰巧是戴米的父亲罗伯特。罗伯特把儿子写的一篇《祖鲁战争》的影评推荐给勒文，这部电影正是由后者担任制片。于是，勒文成了戴米的第一个伯乐，他安排戴米在联艺影业担任电影宣传——最适合非科班出身的有志青年进入电影行业的工作。1968年，特吕弗来美国宣传新作《黑衣新娘》，戴米负责安排他的所有行程。临别之时，戴米拿出一本《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让特吕弗签名，后者用法语写下了：“致乔纳森·戴米，为我们的友谊和他的第一部电影。”几年后，戴米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在联艺工作了五年后，戴米遇见了B级片教父罗杰·科曼。戴米是“看着科曼的B级片长大的”，而科曼也非常欣赏戴米在电影制片和营销上的想法，两人惺惺相惜，戴米不带任何犹豫地跳槽去了科曼的新世界影业。
有了科曼的支持，戴米完成了在编剧和导演领域的处女作，虽然都是成本不足20万美元的B级片，却都盈利百万美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戴米学到了受用终身的电影技巧：“观众看电影的最主要器官是眼睛，如果你不能保证电影在视觉上有趣，就无法虏获观众的大脑。摄影机的移动一定要有足够的动机，如果空间太小，要想办法找不同的摄影角度，这样你在剪辑上就有足够的素材。不要忘了，演员永远是刺激视觉的最佳素材，一定要挑那些有趣的演员。”
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进入百花齐放的“新好莱坞时期”，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得到大制片厂的支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戴米与罗杰·科曼分手并进入大制片厂发展是必然结果。1976年，戴米为派拉蒙拍摄了喜剧片《民用波段》，他用特吕弗的喜剧方式，表现以卡车司机和电台为主的“美国农村文化”。这部电影现在“烂番茄”网站上仍是100%好评，虽然票房失利，但评论界的一致叫好，让戴米留在了大制片厂。1980年，戴米导演的《天外横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奖，这本应是个继续扶摇直上的好机会，但他对边缘文化题材的执念，还是与主流体制发生了矛盾。
1984年，华纳兄弟影业邀请戴米导演《小夜班》，这部“二战”题材电影的制作过程后来成为研究好莱坞明星、制片人、导演等不同角色之间博弈的经典案例。当时，戴米主导剪辑的版本偏向于一部展现蓝领工人生活的剧情片，但女主角兼制片人歌蒂·韩对此大为不满，她与华纳兄弟对影片进行了重新剪辑，并补拍了一些镜头，让这部电影变成了彻底的轻喜剧。结果可想而知，面目全非的《小夜班》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是一次灾难，而后来推出的“导演剪辑版”却被普遍认为是一部杰作。
戴米认为《小夜班》是他导演生涯中“最糟糕的经历”，他离开了大制片厂，回到了独立电影世界。1984年，戴米为“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拍摄的演唱会纪录片《别假正经》，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使用数码录音技术的纪录电影，获得当年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纪录片，被《纽约时报》评为“几近完美”的摇滚电影。
伟大的理想
好莱坞依然钟情戴米，不断有人找上门来送剧本，虽然在戴米看来，“有些本子是真的好”，但终究抵不过被体制伤透的感情。1985年，拒绝了一部又一部大制片厂的剧本之后，戴米选择了一个由不知名编剧写的故事：名叫查理的华尔街白领，被名叫露露的奇怪女子绑架后，开始了一段充满性、毒品和暴力的奇妙旅行。戴米没有把这个剧本交给大制片厂 ，而是带到了猎户座影业——一家从联艺破产灰烬里重生的独立电影公司，拍出了公路片中的经典之作《散弹露露》。
戴米与猎户座影业的合作堪称业界典范，《沉默的羔羊》便是巅峰之作。最初，影片的版权和导演权在吉恩·哈克曼手里，但这位凭借《法国贩毒网》拿到影帝的法国人嫌剧本“太暴力”，拱手把版权让给了猎户座影业。戴米接过导筒后，有人认为他拍不了这么暴力惊悚的电影，因为他之前的作品都是温暖、幽默、善良的，而戴米的回应是：“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暖男，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导演的内心都想拍一部吓死人的电影。”而且，戴米不仅想要“吓人”，他还洞察到了故事的核心：一个女警察和一个连环杀人犯之间的精神对决。在好莱坞历史上，以女警察为主角的电影本就罕见，而赋予这个角色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让观众去理解和定义她，则是前无古人。而对于“汉尼拔教授”这个角色，戴米的理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被锁在疯狂的精神世界里的好人。”
毫无疑问，《沉默的羔羊》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它并非完全没有负面评论。电影上映后，遭到了同性恋人群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片中对连环杀手“水牛比尔”的塑造，有歧视同性恋和变装癖人群之嫌。抵制人群散发“好莱坞恐同和反同”的主题传单。戴米看过传单后说：“我觉得他们写得非常好，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去关注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好莱坞确实是有罪的。”
两年后，戴米拍出了《费城故事》，讲述一个恐同的黑人律师，帮助一位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律师伸张正义的故事。就像《沉默的羔羊》让B级惊悚片得到主流电影工业的认可，《费城故事》也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的大制片厂电影，戴米让一直处于产业边缘的“新酷儿”电影潮流，注入了主流电影世界，之后的《男孩别哭》《断背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同性恋电影都受益于此。但戴米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并不是要为同性恋或艾滋病患者摇旗呐喊：“为艾滋患者和他们的爱人拍一部电影没有意义，他们就生活在疾病中，不需要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我想拍的是那些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人，以及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
《沉默的羔羊》和《费城故事》是戴米的顶峰之作，他之后的作品再也没有超越甚至比肩这两座高峰。2008年，《蕾切尔的婚礼》是他晚期生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片中新人在婚礼上宣誓那场戏，是诠释戴米艺术风格的最佳注脚。在这场戏中，新郎清唱着尼尔·杨的歌曲，戴米用伪纪录片的手法，拍摄婚礼现场每一个人的表情——“我们不认识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们在观察他们。”已故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如此评价。此时，戴米不再是电影导演，而是每对新人都想雇请的婚礼摄影师。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拍出了很多导演一辈子都无法捕捉到的伟大画面。
戴米逝世后，朱迪·福斯特发表长文悼念好友，她回忆了1992年的奥斯卡之夜，戴米的获奖感言冗长而又温馨，“因为他不愿落下任何一个共过事的伙伴”，因为他的电影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是“由一群快乐忠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团体”。在朱迪·福斯特看来，戴米这一生为之奋斗的，不是“微不足道的小目标”，而是那些“伟大的理想”：和平、爱、正义，还有……快乐。
（作者为影评人）
美国时间2017年4月26日，好莱坞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因病逝世，享年73岁。虽然名望不及好莱坞一线大导演，但戴米的成就却鲜有人企及：代表作《沉默的羔羊》在1992年奥斯卡上斩获“大满贯”——囊括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女主角、改编剧本五个主要奖项，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实现过如此壮举，另外两部分别是《一夜风流》和《飞越疯人院》。
因为《沉默的羔羊》，戴米曾被视为史上最伟大的惊悚片导演之一，但事实上，他当了40多年导演，只拍过这么一部惊悚片。如果说每个优秀的导演都是一方艺术领土的统治者，那么戴米的领地就是“美国亚文化”——连环杀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卡车司机、雅皮士、摇滚乐……他就像是电影导演中的吟游诗人，用讽刺、幽默、恐怖、真实的电影语言，向主流观众传颂最非主流的美国风情曲。
执念于边缘文化
“边缘”是戴米职业生涯的关键词，他的导演生涯就是从电影的边缘产业——低成本B级片——开始的。但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志向是做一名兽医，直到大学第一堂化学课，他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化学概念都理解不了”，才弃理从文，当起了影评人。当时法国新浪潮正在革电影的命，美国的文艺青年不断被弗朗索瓦·特吕弗这样的大师刷新三观，戴米就一直记得第一次看特吕弗的《射杀钢琴师》：“有这么一场戏，男主角对审问他的黑帮说，如果我撒谎，我妈妈就坠楼而死，这时影片马上切到了一个老妇人坠楼的畫面。我当时就震惊了！”
戴米不曾想到，他写的影评能让他见到偶像特吕弗。1966年，联艺影业的制片人约瑟夫·E. 勒文去迈阿密出差，下榻枫丹白露酒店，负责酒店公关的恰巧是戴米的父亲罗伯特。罗伯特把儿子写的一篇《祖鲁战争》的影评推荐给勒文，这部电影正是由后者担任制片。于是，勒文成了戴米的第一个伯乐，他安排戴米在联艺影业担任电影宣传——最适合非科班出身的有志青年进入电影行业的工作。1968年，特吕弗来美国宣传新作《黑衣新娘》，戴米负责安排他的所有行程。临别之时，戴米拿出一本《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让特吕弗签名，后者用法语写下了：“致乔纳森·戴米，为我们的友谊和他的第一部电影。”几年后，戴米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在联艺工作了五年后，戴米遇见了B级片教父罗杰·科曼。戴米是“看着科曼的B级片长大的”，而科曼也非常欣赏戴米在电影制片和营销上的想法，两人惺惺相惜，戴米不带任何犹豫地跳槽去了科曼的新世界影业。
有了科曼的支持，戴米完成了在编剧和导演领域的处女作，虽然都是成本不足20万美元的B级片，却都盈利百万美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戴米学到了受用终身的电影技巧：“观众看电影的最主要器官是眼睛，如果你不能保证电影在视觉上有趣，就无法虏获观众的大脑。摄影机的移动一定要有足够的动机，如果空间太小，要想办法找不同的摄影角度，这样你在剪辑上就有足够的素材。不要忘了，演员永远是刺激视觉的最佳素材，一定要挑那些有趣的演员。”
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进入百花齐放的“新好莱坞时期”，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得到大制片厂的支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戴米与罗杰·科曼分手并进入大制片厂发展是必然结果。1976年，戴米为派拉蒙拍摄了喜剧片《民用波段》，他用特吕弗的喜剧方式，表现以卡车司机和电台为主的“美国农村文化”。这部电影现在“烂番茄”网站上仍是100%好评，虽然票房失利，但评论界的一致叫好，让戴米留在了大制片厂。1980年，戴米导演的《天外横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奖，这本应是个继续扶摇直上的好机会，但他对边缘文化题材的执念，还是与主流体制发生了矛盾。
1984年，华纳兄弟影业邀请戴米导演《小夜班》，这部“二战”题材电影的制作过程后来成为研究好莱坞明星、制片人、导演等不同角色之间博弈的经典案例。当时，戴米主导剪辑的版本偏向于一部展现蓝领工人生活的剧情片，但女主角兼制片人歌蒂·韩对此大为不满，她与华纳兄弟对影片进行了重新剪辑，并补拍了一些镜头，让这部电影变成了彻底的轻喜剧。结果可想而知，面目全非的《小夜班》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是一次灾难，而后来推出的“导演剪辑版”却被普遍认为是一部杰作。
戴米认为《小夜班》是他导演生涯中“最糟糕的经历”，他离开了大制片厂，回到了独立电影世界。1984年，戴米为“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拍摄的演唱会纪录片《别假正经》，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使用数码录音技术的纪录电影，获得当年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纪录片，被《纽约时报》评为“几近完美”的摇滚电影。
伟大的理想
好莱坞依然钟情戴米，不断有人找上门来送剧本，虽然在戴米看来，“有些本子是真的好”，但终究抵不过被体制伤透的感情。1985年，拒绝了一部又一部大制片厂的剧本之后，戴米选择了一个由不知名编剧写的故事：名叫查理的华尔街白领，被名叫露露的奇怪女子绑架后，开始了一段充满性、毒品和暴力的奇妙旅行。戴米没有把这个剧本交给大制片厂 ，而是带到了猎户座影业——一家从联艺破产灰烬里重生的独立电影公司，拍出了公路片中的经典之作《散弹露露》。
戴米与猎户座影业的合作堪称业界典范，《沉默的羔羊》便是巅峰之作。最初，影片的版权和导演权在吉恩·哈克曼手里，但这位凭借《法国贩毒网》拿到影帝的法国人嫌剧本“太暴力”，拱手把版权让给了猎户座影业。戴米接过导筒后，有人认为他拍不了这么暴力惊悚的电影，因为他之前的作品都是温暖、幽默、善良的，而戴米的回应是：“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暖男，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导演的内心都想拍一部吓死人的电影。”而且，戴米不仅想要“吓人”，他还洞察到了故事的核心：一个女警察和一个连环杀人犯之间的精神对决。在好莱坞历史上，以女警察为主角的电影本就罕见，而赋予这个角色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让观众去理解和定义她，则是前无古人。而对于“汉尼拔教授”这个角色，戴米的理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被锁在疯狂的精神世界里的好人。”
毫无疑问，《沉默的羔羊》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它并非完全没有负面评论。电影上映后，遭到了同性恋人群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片中对连环杀手“水牛比尔”的塑造，有歧视同性恋和变装癖人群之嫌。抵制人群散发“好莱坞恐同和反同”的主题传单。戴米看过传单后说：“我觉得他们写得非常好，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去关注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好莱坞确实是有罪的。”
两年后，戴米拍出了《费城故事》，讲述一个恐同的黑人律师，帮助一位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律师伸张正义的故事。就像《沉默的羔羊》让B级惊悚片得到主流电影工业的认可，《费城故事》也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的大制片厂电影，戴米让一直处于产业边缘的“新酷儿”电影潮流，注入了主流电影世界，之后的《男孩别哭》《断背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同性恋电影都受益于此。但戴米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并不是要为同性恋或艾滋病患者摇旗呐喊：“为艾滋患者和他们的爱人拍一部电影没有意义，他们就生活在疾病中，不需要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我想拍的是那些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人，以及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
《沉默的羔羊》和《费城故事》是戴米的顶峰之作，他之后的作品再也没有超越甚至比肩这两座高峰。2008年，《蕾切尔的婚礼》是他晚期生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片中新人在婚礼上宣誓那场戏，是诠释戴米艺术风格的最佳注脚。在这场戏中，新郎清唱着尼尔·杨的歌曲，戴米用伪纪录片的手法，拍摄婚礼现场每一个人的表情——“我们不认识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们在观察他们。”已故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如此评价。此时，戴米不再是电影导演，而是每对新人都想雇请的婚礼摄影师。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拍出了很多导演一辈子都无法捕捉到的伟大画面。
戴米逝世后，朱迪·福斯特发表长文悼念好友，她回忆了1992年的奥斯卡之夜，戴米的获奖感言冗长而又温馨，“因为他不愿落下任何一个共过事的伙伴”，因为他的电影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是“由一群快乐忠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团体”。在朱迪·福斯特看来，戴米这一生为之奋斗的，不是“微不足道的小目标”，而是那些“伟大的理想”：和平、爱、正义，还有……快乐。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