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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伏尔泰说过：“谁心里忘了自己的年纪，就会有自己年纪的不幸。”我十分赞成把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区分开来的观点，也特别歆慕那些永葆青春活力的人，并身体力行希图青春常在。但事物总是辩证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承认伏尔泰的话是至理名言。
至少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年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参量。英国数学家哈代说：“我不知道有哪个数学奇迹是由五十开外的人创造的……一个数学家可能仍然有能力，但希望他有創造性的思想则是徒劳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则说：“科学家到了50岁以后（甚至更早），就基本上不再会有什么创造性了。”想起来真令人气为之沮。日本人汤浅光朝用统计方法认定，37岁是自然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越过这个年龄峰值科学家的创造力就日渐衰颓。哈代认为数学家老得更快：“一个数学家到30岁已经有点老了。”问题是这个临界年龄却不适用于艺术家和哲学家，1975年，天体物理学家、诺奖得主钱德拉塞卡在一次题为《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的著名演讲中指出，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们的创作生涯一直延续到晚期，而且越是到晚期，他们的创作更升华，更辉煌，如贝多芬晚期的《庄严弥撒曲》和独一无二的5首四重奏。这个现象我们姑且名之为“钱德拉塞卡创造力差异律”。
怎么理解这一差异？钱德拉塞卡的解释是，这些科学家年老时，囿于自己的思维定势，躺在过去的成就上，“以为他们的成就，足以说明他们看待科学的方法必然是正确的”。钱德拉塞卡认为，这是“对大自然的傲慢态度”，因为“构成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超越了最强有力的科学家”。他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指出这位伟人在37岁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裹足不前，孤立于科学进步潮流之外，始终不接受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彭加勒是相对论的直接先驱，还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前一年，他就明确提出了普遍相对性原理；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接受和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反，直到1909年他仍然公开坚持早已被摒弃的洛兰兹—斐兹惹纵向收缩的假说。门捷烈夫发现的元素周期律无疑是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而随着新原子论的发展，元素周期律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深化，门氏所建立的原始形式的周期律决非尽善尽美。1894年，拉姆赛和瑞利发现了惰性气体元素氩（Ar），但门捷列夫原来的周期表上，却没有给这一元素留下位置。这一发现虽然是对旧周期表的挑战，但也是发展周期律的契机。门捷列夫却缺乏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背弃了服从真理的正确立场，反而大光其火，惟恐氩的出现打乱了原有周期表的秩序，干脆采取不承认主义，硬说氩不是新元素，而是“密集的氮”——N3。后来，相继发现了氦、氖、氪、氙、氡等元素，构成周期表上的零族。门捷列夫不顾实验物理学一个个的重大发现，顽固坚持原子不可分的信念，说：“承认原子可以分解成电子……只会使事情复杂化，丝毫也不能使事情变得更清楚。”要老科学家彻底放弃固有的观念，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看来并非易事。科学史家库恩认为，对于科学家能否自动地完成范式的转换这个问题，“部分的答案是：他们通常不能。”证据可说不胜枚举。在哥白尼死后近百年，哥白尼学说几乎没赢得几个信徒。《自然科学之数学原理》出版后半个多世纪，牛顿的研究尚未被普遍接受。所以，普朗克悲观地认为，新观点被接受只有等待世代更迭，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普朗克原理”，库恩称之为“终生抗拒”现象。看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取得的成果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于光远先生就此提出“防止研究成果异化”的观点，很有启发。他说：“取得某种‘研究成果’后沾沾自喜，不再求进步，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劳动异化’。如果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这个人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恐怕不能再有进步。这是可能遇到的一个陷阱。避免的办法是把研究成果置于自己批判对象的地位。”如果能一生做到不断的自我批判，普朗克原理也就失效了。
大自然是无限的，每一个科学家对自然的认识，都不过是窥见了自然的一个角落。牛顿说：“我不知道世界把我看作什么；在我自己看来，我好比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儿童，往往因为拾到一个比普通更光滑的卵石，或者一个比普通更好看的贝壳而高兴，但那一望无际的未经探索过的真理海洋，仍然横在他的面前。”按照辩证认识论的观点，科学认识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无限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有终结的，谁也不能有一天吃到绝对真理的烤松鸡，科学“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古代有过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学术大师，被称作知识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一共写了29部著作：在自然科学领域，写了《物理学》、《论天》（即天文学）、《动物学》（还包括《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生殖》、《动物之行进》）、《气象学》，生理学著作有《论睡眠》、《论生命的长短》、《论呼吸》、《论气息》、《论青年、老年及死亡》，心理学著作有《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梦》；在人文科学领域，他写了《形而上学》，逻辑学方面的《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伦理学方面的《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方面的《政治学》和《158城邦政治》，美学和文艺学方面的《诗学》和《修辞学》。这29部著作几乎覆盖了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近代以来，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也许只有黑格尔差堪比肩，但后者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年轻时写过《论行星轨道》和后来讲授过《人种学和心理学》之外，就是一本《自然哲学》，比起亚里斯多德来，真是望尘莫及了。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人对客观世界的了解愈益扩大和缜密，古人所涉足的知识领域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无法和今人同日而语。时至今日，且不说像亚里斯多德那样，做一个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巨擘，就连在单一领域做全科式的学人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说过，1900年希尔伯特用23个问题对一个世纪的数学做了全景式的鸟瞰，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数学分支迭出，分工越来越细，希尔伯特已成为数学史上最后一位数学全才了。2000年，新千年到来之际，已经没有一位数学家敢于向希尔伯特那样，对整个数学的发展提出全面的预测。国际数学联盟无奈，只得组织三十几位顶级数学家集体撰写《数学：前景与展望》一书，以集群之力替代希尔伯特，算是聊胜于无罢。一千多年前，韩愈在《师说》中就说过“术业有专攻”的话，令人惋惜的是，现在有些资深的大牌科学家却往往忘记这个箴言，以为自己当年在某一领域有过重大成就，就推而及之，在自己所不熟悉的新领域随意置喙，到处插手。许多人出于对其往昔成就的尊敬而为贤者讳，形成一种尴尬的“老权威现象”。也有一些人凭着“学者”、“专家”的头衔，在各种与本专业毫无瓜葛的领域指手画脚，似乎自己在某一两个方面有所成就，就可以连类而及之，一通百通。美国学者辛德曼称这种心态为“救世主情结”。希尔伯特要明智得多，他曾涉足物理学，研究辐射理论，试图用数学方法使其建立在公理化基础上，并用数学方法得出广义相对论的结论，爱因斯坦曾不无嘲讽地说他“想证明他们比我们这些物理学家聪明得多”。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希尔伯特认识到“隔行如隔山”，还是不能越俎代庖，叹息说，物理学还得由物理学家来干，数学家干不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己所不能，这是真正的科学态度，个人所成就的东西无论如何伟大，与无限的宇宙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海森堡夫人在回忆他的丈夫时说：“他曾对我说：‘我是足够幸运的，当亲爱的上帝还在工作时，我能越过他的肩膀瞧一下。’对他来说，那就够了，完全够了。”如此而已。
但是，为什么艺术家和文学家要比科学家的工作寿命长呢？钱德拉塞卡其实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二者的精神活动类型有质的差异。
科学家的精神创造是认知的，所要把握的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和累积性。物理学家卢瑟福说：“科学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前人的工作。当你听说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发现——仿佛晴天霹雳——时，你永遠可以确信，他总是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所导致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相互影响才使科学的进展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科学家并不依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依赖千万人的集体智慧，千万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知识大厦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科学上一个伟大的革命性进展，是一个漫长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电磁学的发展为例：1752年，福兰克林用实验证明暴雨带电；1780年，伽尔伐尼偶然发现火花放电或雷雨使蛙腿痉挛；1785年，库仑发现静电力的平方反比定律；1811年，泊松建立计算电势的方程；1819年，奥斯特发现电流使磁针偏转、磁铁使电流偏转；1822年，安培提出电流产生磁场的安培定律；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6年，韦伯提出电流是由运动着的电荷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前驱者的成就基础上，麦克斯韦于1862 年写作《论物理学的力线》，建立位移电流的概念，开始形成以四组向量微分方程描述的电磁场理论。麦克斯韦时年31岁，这是他一生成就的顶峰，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完善这一理论。直到1897年麦克斯韦死后18年，汤姆生才发现电子；1900年，由于暗体辐射问题引发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中间经过复杂曲折的实验和理论的演变，才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量子场论，完成了对经典电磁场理论的革命。显然，对一位科学家说来，在一代的时间内，完成一桩划时代的科学进展，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历史不可能为他提供在一个领域内足以实现两次以上的伟大科学革命的知识前提；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完成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所需要的科学修养、能力识见、思想方法、心理素质的准备需要一位科学家的整个青年时代，他必须动员自己的全部精神储备去实现伟大的飞跃，而在实现历史赋予他的这一伟大使命之后，即使不是江郎才尽，也难以梅开二度了。
人文文化（包括艺术、文学以至哲学）的精神创作活动却主要不是靠知识的积累，其目的不是要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主体的生存体验的表达或审美感情的抒发。尽管人文文化也需要借鉴前人的成就，也存在传统的积淀和精神的传承问题；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本质却不是客体性的，而是主体性的。文艺是表现的，哲学是启示的，其结构、方法、技巧、领域等是认知性的，有优劣之分，在历史上是不断进步的；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所传达的情感境界，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这乃是完全个性化的。马克思曾用儿童的性格作比喻，认为儿童的纯真天性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确，无论成年以后我们在其它方面有多大的进步，但是面对孩提时代那种天真的美丽，我们只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无可奈何之感，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其追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哲学和艺术的成果，就其内涵说，永远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就一些方面说，是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而科学成就无论多么伟大，就像体育运动的记录一样，总是要被超越的。科学工作必须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所谓“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按美国文化史家巴曾（Jecques Barzun）的说法，科学是知性（intellect）的活动，而人文文化的活动则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所说的“有感情的知性”（the feeling intellect）活动。巴曾认为，英语中没相应于中文中“心”字的现成单词，mind是心智,仅仅意谓知性，而不能表达人心中那些精微细腻的感受，因而只好构造一个合成词mind-and-heart，意为“心灵” 。人文文化是心灵的活动，本质上是个性的自由发挥，因此可以遗世而独立。古人初创的诗文原典没有前人的著述可以援用，即使当代的人文创作也可以纯系独创，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就未曾引述先哲的文献。人文文化的创造有充分的自由空间，这使创作相对摆脱了前驱者的限制，大大减少了对前提性知识的依赖。这一点可以说明哲学家、艺术家的创作之所以不受年龄的限制，在一生中不断突破自我，走向新的境界。
不但如此，由于人文文化创造的基础是人生体验，随着阅历的增加，哲学家和艺术家对宇宙和生命的领悟会不断加深，其作品也日臻化境，以至炉火纯青。著名国画家黄宾虹年逾七十画风为之一变，所画山水，兴会淋漓，浓厚华兹，充分显示出“黑、密、厚、重”的画风。论者认为，黄氏八十岁以后的画尤见精神。傅雷在黄氏78岁那年就曾不胜赞叹地说：“先生以八秩高龄而表现于楮墨敷色者，元气淋漓者有之，逸兴遄飞者有之，瑰伟庄严者有之，婉娈多姿者亦有之。艺人生命诚当与天地同寿日月争光欤！”傅雷认为黄宾虹晚岁艺臻化境的原因是进入了“参悟造化”，“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在黄宾虹81岁那年，傅雷致信谈到对老人艺术的理解说：“近年尊制笔势愈雄健奔放，而温婉细腻者亦常有精彩表现，得心应手超然物外，吾公其化入南华妙境矣。”傅雷是从精神境界的提升，探索此老艺术生命常青的原因，可谓解人。伟大艺术家总是不断开掘自身的精神资源，深化对人生的领悟。他们总有新的感受，新的体认，只要这个精神的源泉不枯竭，他们的艺术生命就始终充满活力。1874年，雨果已经72岁，评论家保尔·瓦莱里说他不倦地“在其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追求强劲有力……还有什么神奇的诗句，还有什么在广度、内部结构、音响铿锵和内容丰富等方面都无与伦比的诗句，在他一生最后几年没有写出来呢”？而雨果却认为自己像一座给人砍伐多次的森林，小树越长越旺，越发生机勃勃，所写出的仅仅是所想的千分之一。1824年，乐圣贝多芬54岁，距辞世只有3年了，耳朵已经全聋，但他的创作却进入了最辉煌的第三时期。他在一段读书笔记中写道：“精神啊精神，弥漫在所有的空间，跨越无限的时间，凌驾于各种抗衡思想的极限；你从混沌之中建立起了壮丽的秩序。你伫立在大千世界的天宇面前，凝视着在我们头顶上和脚下周而复始的体系，你遨游在天地之间，独来独往，把你那神秘的爱播惠于万物，万物齐声把你赞美歌唱。”这一年上距康德去世刚好20年，黑格尔正在讲授他的宗教哲学。我们不难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感觉到，他在这一时期，已经领悟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创作精神已经升华到天人合一的境地。在无边静寂的世界里，贝多芬完全在头脑中写出了一系列“思想音乐”，表达他对宇宙本体的伟大和庄严的敬畏之情，抒发自己对人类理想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就在这两年，他创作了第九交响乐（合唱，作品125）、庄严弥撒曲（作品123号）、四首钢琴奏鸣曲和五首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是无与伦比的，“对贝多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的音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贝多芬正是在生命的终点唱出了自己的天鹅之歌，跃上了音乐世界的巅峰。
黑格尔说过，密那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狄尔泰则说，哲学总是来得太迟。从事人文文化创造的人，有与生命同步的青春，是应当感到欣慰和庆幸的。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至少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年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参量。英国数学家哈代说：“我不知道有哪个数学奇迹是由五十开外的人创造的……一个数学家可能仍然有能力，但希望他有創造性的思想则是徒劳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则说：“科学家到了50岁以后（甚至更早），就基本上不再会有什么创造性了。”想起来真令人气为之沮。日本人汤浅光朝用统计方法认定，37岁是自然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越过这个年龄峰值科学家的创造力就日渐衰颓。哈代认为数学家老得更快：“一个数学家到30岁已经有点老了。”问题是这个临界年龄却不适用于艺术家和哲学家，1975年，天体物理学家、诺奖得主钱德拉塞卡在一次题为《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的著名演讲中指出，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们的创作生涯一直延续到晚期，而且越是到晚期，他们的创作更升华，更辉煌，如贝多芬晚期的《庄严弥撒曲》和独一无二的5首四重奏。这个现象我们姑且名之为“钱德拉塞卡创造力差异律”。
怎么理解这一差异？钱德拉塞卡的解释是，这些科学家年老时，囿于自己的思维定势，躺在过去的成就上，“以为他们的成就，足以说明他们看待科学的方法必然是正确的”。钱德拉塞卡认为，这是“对大自然的傲慢态度”，因为“构成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超越了最强有力的科学家”。他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指出这位伟人在37岁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裹足不前，孤立于科学进步潮流之外，始终不接受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彭加勒是相对论的直接先驱，还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前一年，他就明确提出了普遍相对性原理；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接受和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反，直到1909年他仍然公开坚持早已被摒弃的洛兰兹—斐兹惹纵向收缩的假说。门捷烈夫发现的元素周期律无疑是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而随着新原子论的发展，元素周期律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深化，门氏所建立的原始形式的周期律决非尽善尽美。1894年，拉姆赛和瑞利发现了惰性气体元素氩（Ar），但门捷列夫原来的周期表上，却没有给这一元素留下位置。这一发现虽然是对旧周期表的挑战，但也是发展周期律的契机。门捷列夫却缺乏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背弃了服从真理的正确立场，反而大光其火，惟恐氩的出现打乱了原有周期表的秩序，干脆采取不承认主义，硬说氩不是新元素，而是“密集的氮”——N3。后来，相继发现了氦、氖、氪、氙、氡等元素，构成周期表上的零族。门捷列夫不顾实验物理学一个个的重大发现，顽固坚持原子不可分的信念，说：“承认原子可以分解成电子……只会使事情复杂化，丝毫也不能使事情变得更清楚。”要老科学家彻底放弃固有的观念，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看来并非易事。科学史家库恩认为，对于科学家能否自动地完成范式的转换这个问题，“部分的答案是：他们通常不能。”证据可说不胜枚举。在哥白尼死后近百年，哥白尼学说几乎没赢得几个信徒。《自然科学之数学原理》出版后半个多世纪，牛顿的研究尚未被普遍接受。所以，普朗克悲观地认为，新观点被接受只有等待世代更迭，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普朗克原理”，库恩称之为“终生抗拒”现象。看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取得的成果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于光远先生就此提出“防止研究成果异化”的观点，很有启发。他说：“取得某种‘研究成果’后沾沾自喜，不再求进步，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劳动异化’。如果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这个人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恐怕不能再有进步。这是可能遇到的一个陷阱。避免的办法是把研究成果置于自己批判对象的地位。”如果能一生做到不断的自我批判，普朗克原理也就失效了。
大自然是无限的，每一个科学家对自然的认识，都不过是窥见了自然的一个角落。牛顿说：“我不知道世界把我看作什么；在我自己看来，我好比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儿童，往往因为拾到一个比普通更光滑的卵石，或者一个比普通更好看的贝壳而高兴，但那一望无际的未经探索过的真理海洋，仍然横在他的面前。”按照辩证认识论的观点，科学认识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无限过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有终结的，谁也不能有一天吃到绝对真理的烤松鸡，科学“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古代有过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学术大师，被称作知识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一共写了29部著作：在自然科学领域，写了《物理学》、《论天》（即天文学）、《动物学》（还包括《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生殖》、《动物之行进》）、《气象学》，生理学著作有《论睡眠》、《论生命的长短》、《论呼吸》、《论气息》、《论青年、老年及死亡》，心理学著作有《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梦》；在人文科学领域，他写了《形而上学》，逻辑学方面的《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伦理学方面的《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方面的《政治学》和《158城邦政治》，美学和文艺学方面的《诗学》和《修辞学》。这29部著作几乎覆盖了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近代以来，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也许只有黑格尔差堪比肩，但后者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年轻时写过《论行星轨道》和后来讲授过《人种学和心理学》之外，就是一本《自然哲学》，比起亚里斯多德来，真是望尘莫及了。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人对客观世界的了解愈益扩大和缜密，古人所涉足的知识领域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无法和今人同日而语。时至今日，且不说像亚里斯多德那样，做一个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巨擘，就连在单一领域做全科式的学人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说过，1900年希尔伯特用23个问题对一个世纪的数学做了全景式的鸟瞰，但20世纪下半叶以来数学分支迭出，分工越来越细，希尔伯特已成为数学史上最后一位数学全才了。2000年，新千年到来之际，已经没有一位数学家敢于向希尔伯特那样，对整个数学的发展提出全面的预测。国际数学联盟无奈，只得组织三十几位顶级数学家集体撰写《数学：前景与展望》一书，以集群之力替代希尔伯特，算是聊胜于无罢。一千多年前，韩愈在《师说》中就说过“术业有专攻”的话，令人惋惜的是，现在有些资深的大牌科学家却往往忘记这个箴言，以为自己当年在某一领域有过重大成就，就推而及之，在自己所不熟悉的新领域随意置喙，到处插手。许多人出于对其往昔成就的尊敬而为贤者讳，形成一种尴尬的“老权威现象”。也有一些人凭着“学者”、“专家”的头衔，在各种与本专业毫无瓜葛的领域指手画脚，似乎自己在某一两个方面有所成就，就可以连类而及之，一通百通。美国学者辛德曼称这种心态为“救世主情结”。希尔伯特要明智得多，他曾涉足物理学，研究辐射理论，试图用数学方法使其建立在公理化基础上，并用数学方法得出广义相对论的结论，爱因斯坦曾不无嘲讽地说他“想证明他们比我们这些物理学家聪明得多”。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希尔伯特认识到“隔行如隔山”，还是不能越俎代庖，叹息说，物理学还得由物理学家来干，数学家干不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己所不能，这是真正的科学态度，个人所成就的东西无论如何伟大，与无限的宇宙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海森堡夫人在回忆他的丈夫时说：“他曾对我说：‘我是足够幸运的，当亲爱的上帝还在工作时，我能越过他的肩膀瞧一下。’对他来说，那就够了，完全够了。”如此而已。
但是，为什么艺术家和文学家要比科学家的工作寿命长呢？钱德拉塞卡其实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二者的精神活动类型有质的差异。
科学家的精神创造是认知的，所要把握的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和累积性。物理学家卢瑟福说：“科学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前人的工作。当你听说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发现——仿佛晴天霹雳——时，你永遠可以确信，他总是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所导致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相互影响才使科学的进展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科学家并不依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依赖千万人的集体智慧，千万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每个人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知识大厦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科学上一个伟大的革命性进展，是一个漫长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电磁学的发展为例：1752年，福兰克林用实验证明暴雨带电；1780年，伽尔伐尼偶然发现火花放电或雷雨使蛙腿痉挛；1785年，库仑发现静电力的平方反比定律；1811年，泊松建立计算电势的方程；1819年，奥斯特发现电流使磁针偏转、磁铁使电流偏转；1822年，安培提出电流产生磁场的安培定律；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6年，韦伯提出电流是由运动着的电荷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前驱者的成就基础上，麦克斯韦于1862 年写作《论物理学的力线》，建立位移电流的概念，开始形成以四组向量微分方程描述的电磁场理论。麦克斯韦时年31岁，这是他一生成就的顶峰，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完善这一理论。直到1897年麦克斯韦死后18年，汤姆生才发现电子；1900年，由于暗体辐射问题引发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中间经过复杂曲折的实验和理论的演变，才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量子场论，完成了对经典电磁场理论的革命。显然，对一位科学家说来，在一代的时间内，完成一桩划时代的科学进展，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历史不可能为他提供在一个领域内足以实现两次以上的伟大科学革命的知识前提；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完成一次重大的科学突破所需要的科学修养、能力识见、思想方法、心理素质的准备需要一位科学家的整个青年时代，他必须动员自己的全部精神储备去实现伟大的飞跃，而在实现历史赋予他的这一伟大使命之后，即使不是江郎才尽，也难以梅开二度了。
人文文化（包括艺术、文学以至哲学）的精神创作活动却主要不是靠知识的积累，其目的不是要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主体的生存体验的表达或审美感情的抒发。尽管人文文化也需要借鉴前人的成就，也存在传统的积淀和精神的传承问题；但这种精神活动的本质却不是客体性的，而是主体性的。文艺是表现的，哲学是启示的，其结构、方法、技巧、领域等是认知性的，有优劣之分，在历史上是不断进步的；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所传达的情感境界，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这乃是完全个性化的。马克思曾用儿童的性格作比喻，认为儿童的纯真天性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确，无论成年以后我们在其它方面有多大的进步，但是面对孩提时代那种天真的美丽，我们只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无可奈何之感，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其追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范本。”哲学和艺术的成果，就其内涵说，永远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就一些方面说，是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而科学成就无论多么伟大，就像体育运动的记录一样，总是要被超越的。科学工作必须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所谓“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按美国文化史家巴曾（Jecques Barzun）的说法，科学是知性（intellect）的活动，而人文文化的活动则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所说的“有感情的知性”（the feeling intellect）活动。巴曾认为，英语中没相应于中文中“心”字的现成单词，mind是心智,仅仅意谓知性，而不能表达人心中那些精微细腻的感受，因而只好构造一个合成词mind-and-heart，意为“心灵” 。人文文化是心灵的活动，本质上是个性的自由发挥，因此可以遗世而独立。古人初创的诗文原典没有前人的著述可以援用，即使当代的人文创作也可以纯系独创，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就未曾引述先哲的文献。人文文化的创造有充分的自由空间，这使创作相对摆脱了前驱者的限制，大大减少了对前提性知识的依赖。这一点可以说明哲学家、艺术家的创作之所以不受年龄的限制，在一生中不断突破自我，走向新的境界。
不但如此，由于人文文化创造的基础是人生体验，随着阅历的增加，哲学家和艺术家对宇宙和生命的领悟会不断加深，其作品也日臻化境，以至炉火纯青。著名国画家黄宾虹年逾七十画风为之一变，所画山水，兴会淋漓，浓厚华兹，充分显示出“黑、密、厚、重”的画风。论者认为，黄氏八十岁以后的画尤见精神。傅雷在黄氏78岁那年就曾不胜赞叹地说：“先生以八秩高龄而表现于楮墨敷色者，元气淋漓者有之，逸兴遄飞者有之，瑰伟庄严者有之，婉娈多姿者亦有之。艺人生命诚当与天地同寿日月争光欤！”傅雷认为黄宾虹晚岁艺臻化境的原因是进入了“参悟造化”，“主客合一”的精神境界。在黄宾虹81岁那年，傅雷致信谈到对老人艺术的理解说：“近年尊制笔势愈雄健奔放，而温婉细腻者亦常有精彩表现，得心应手超然物外，吾公其化入南华妙境矣。”傅雷是从精神境界的提升，探索此老艺术生命常青的原因，可谓解人。伟大艺术家总是不断开掘自身的精神资源，深化对人生的领悟。他们总有新的感受，新的体认，只要这个精神的源泉不枯竭，他们的艺术生命就始终充满活力。1874年，雨果已经72岁，评论家保尔·瓦莱里说他不倦地“在其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追求强劲有力……还有什么神奇的诗句，还有什么在广度、内部结构、音响铿锵和内容丰富等方面都无与伦比的诗句，在他一生最后几年没有写出来呢”？而雨果却认为自己像一座给人砍伐多次的森林，小树越长越旺，越发生机勃勃，所写出的仅仅是所想的千分之一。1824年，乐圣贝多芬54岁，距辞世只有3年了，耳朵已经全聋，但他的创作却进入了最辉煌的第三时期。他在一段读书笔记中写道：“精神啊精神，弥漫在所有的空间，跨越无限的时间，凌驾于各种抗衡思想的极限；你从混沌之中建立起了壮丽的秩序。你伫立在大千世界的天宇面前，凝视着在我们头顶上和脚下周而复始的体系，你遨游在天地之间，独来独往，把你那神秘的爱播惠于万物，万物齐声把你赞美歌唱。”这一年上距康德去世刚好20年，黑格尔正在讲授他的宗教哲学。我们不难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感觉到，他在这一时期，已经领悟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创作精神已经升华到天人合一的境地。在无边静寂的世界里，贝多芬完全在头脑中写出了一系列“思想音乐”，表达他对宇宙本体的伟大和庄严的敬畏之情，抒发自己对人类理想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就在这两年，他创作了第九交响乐（合唱，作品125）、庄严弥撒曲（作品123号）、四首钢琴奏鸣曲和五首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是无与伦比的，“对贝多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的音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贝多芬正是在生命的终点唱出了自己的天鹅之歌，跃上了音乐世界的巅峰。
黑格尔说过，密那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狄尔泰则说，哲学总是来得太迟。从事人文文化创造的人，有与生命同步的青春，是应当感到欣慰和庆幸的。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