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5年5月17日，旧历闰四月二十一，北宋京城开封，宋神宗亲自下令，处死了两个人：李逢和赵世居。
　　对于这两个名字，绝大多数人未曾听闻，但是提到他们的祖上或亲戚，大家就不觉得陌生了。
　　先说李逢。他是官三代，祖父当过副宰相（参知政事），父亲当过公安厅长（提刑），姑姑嫁给了《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也就是说，李逢是范仲淹的内侄。
　　再说赵世居。此人来头更大，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直系后代。赵匡胤生下赵德芳，赵德芳生下赵惟能，赵惟能生下赵从贄，赵从贽生下赵世居。所以说，赵世居是宋太祖的玄孙。
　　即使不看出身，李逢和赵世居也各有不凡之处。李逢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被派到浙江余姚当主簿，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赵世居则被史学家司马光写进专著《涑水纪闻》，说他“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涑水纪闻》卷16），意思是爱好文学，结交高手，文坛有名声，往来无白丁。
　　可惜的是，如此风雅的宗室子弟，却被宋神宗杀了——当天，宋神宗命人将赵世居捆送到家庙，让几个太监把他活活勒死。至于李逢，死得更惨，竟被处以凌迟之刑。
　　这两个人是同一个案子的判决对象。先从李逢说起。身为官三代，同时又是青年进士，李逢的官运却很差。他的第一顶乌纱帽是余姚主簿，最后一顶乌纱帽也是余姚主簿，其间再没升过官。他不满，他愤懑，他发牢骚。他把工作上的热情转移到星象学和占卜术上面，经常与江湖术士鬼混。中年以后，他在徐州府彭城县（今江苏徐州）定居，官也没了，每天不是跟算命先生谈论命理，就是和街坊邻居批评时政，一喝醉酒，就把朝中官员骂个遍，从京官到县官都骂。
　　李逢有一个朋友，名叫朱唐，是徐州当地的老百姓。不知是李逢得罪了朱唐，还是朱唐想从衙门里得一份赏钱，有一天，朱唐竟去彭城县衙告发李逢，说李逢如何批评朝廷，如何结交匪人。彭城县官并没有当回事儿，朱唐又去徐州衙门告状，知州也没有受理。朱唐锲而不舍，一直告到京东提刑司（相当于省级公检法），终于被提刑王庭筠接了案子。王庭筠提审李逢，发现并无大罪，于是将审理结果和判决建议上奏皇帝，说李逢辱骂朝政、妄谈命理，但并没有图谋不轨的迹象，建议将其发配。
　　未料到的是，宋神宗从王庭筠上交的审判记录里发现了一个漏洞：李逢与宗室子弟赵世居关系密切，书信频繁，书信里还常常出现预测国运的字句。宋神宗勃然大怒，认为王庭筠太糊涂，差点儿放过一个谋反大案，立即派钦差去徐州重审。
　　被派去的钦差名叫蹇（音同简）周辅，最擅长鸡蛋里面挑骨头，经过一番摸底排查，果真找出了李逢与赵世居密谋造反的“证据”。宋神宗接到蹇周辅的回奏，先将王庭筠罢官，又将李逢和赵世居押回京城，指派3位大臣仔细审理。
　　这3位大臣分别是：御史中丞（类似于监察院院长）邓绾、同知谏院（类似于监察院副院长）范百禄，以及《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当时，沈括官居知制诰，是皇帝智囊团重要成员。不过，他很快出使辽国，审案官空缺由监察御史徐禧递补。

　　接手此案后，3人先将李逢骂朝廷的事情放一边，主要审理赵世居谋反一事。他们搜了赵世居的家，检查了赵世居的通信往来，调阅了可能与此案有关的物证，还提审了与赵世居交往密切的许多人。最后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赵世居与苏东坡、苏辙、王巩、驸马王诜、范仲淹的表弟滕甫均有来往，但都没涉及“谋反”;第二，赵世居有个朋友叫李士宁，是个算命先生，曾送给他一把雕刻龙纹的宝刀，暗示他会以太祖子孙的身份承继大统;第三，李士宁是王安石的好友，王安石当宰相时，李士宁是相府常客。
　　3位大臣都认可这几个结论，他们的判决意见却大不相同。御史中丞邓绾建议将涉案之人全部逮捕，同知谏院范百禄只建议逮捕王安石，监察御史徐禧则主张严惩赵世居、李士宁、李逢，不再牵连王安石、苏东坡、王巩、滕甫等人。徐禧甚至还跟范百禄大吵一架，然后上奏宋神宗：“百禄之意，以为士宁尝在王安石门下，擅增损案牍，必欲锻炼附致妖言死罪……夫挟大臣故旧，以枉陛下之法，与借人死命以赠己相疑者相去几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4）意思是，仅仅因为李士宁是王安石的门客，范百禄就要借此打击王安石，擅自涂改案卷，非要严刑诱供，试图致王安石于死地，这是典型的徇私枉法，与借刀杀人有何区别？

　　从大臣的审理，到宋神宗的判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国的判案特征：法律并不重要，事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和目的。所以宋朝和其他任何朝代一样，都是典型的人治社会，与法治无关。

　　平心而论，3位问案官当中，徐禧是最公平的，邓绾和范百禄都有借刀杀人的意图。范百禄是三朝元老范镇的侄子，范镇激烈地反对变法，受到王安石的冷遇，所以范百禄要报复王安石。同时，范镇还是苏东坡的亲家，所以范百禄只想打击王安石，不想让苏东坡受牵连。邓绾与范百禄不同，他是宰相吕惠卿的亲信，而吕惠卿是王安石的接班人，吕推行变法，打击保守派，但又不想让已经被罢相的王安石东山再起，所以邓绾要将变法派王安石和保守派苏东坡等人一网打尽。
　　问案大臣立场不同，意见各异，只能交给宋神宗来裁决。宋神宗什么立场呢？首先他信任王安石，不认为王安石会谋反;其次，他还想重新起用王安石，代替吕惠卿，因为吕惠卿的威望和人品都与王安石差得太远;最后，宋神宗对赵世居、李士宁、李逢等人结党谋反半信半疑，但又不能容忍宗室子弟觊觎皇位，他要杀鸡给猴看——通过一场见血的判决来震慑所有宗室，以此稳固自己的宝座。
　　深思熟虑之后，宋神宗下旨判案：赵世居赐死，李逢凌迟，李士宁从宽处以杖刑。赵世居的子孙名字被从宗室名册里删去，交给开封府长期幽禁，赵世居的妻子、女儿、儿媳、孙女被押往皇家寺庙出家为尼。李逢的妻子已经离异，出家为尼，儿女成为官家奴婢。掌管宗室子弟事务的两个长官也受到处罚，大宗正丞降级留用，前任大宗正丞罚铜十斤。另外还有宋太祖的孙子赵从贲，因为是宋太祖那一支的族长，平日对赵世居看管不严，官位和爵位各降一级。
　　苏东坡、苏辙、王巩、滕甫等人与赵世居都有交往，但没参与他的“谋反”，所以从轻处罚。其中王巩降两级留用，滕甫暂时停职，王诜罚铜三十斤。苏东坡兄弟在外地做官，与赵世居来往较少，免予处罚。
　　这番判决绝对是宋神宗考虑再三做出的最“合理”结果。李士宁身为江湖术士，赠送宗室雕龙宝刀，还暗示赵世居会当皇帝，为何却被轻判？因为李士宁是王安石的故交，如果判李士宁死刑，反对变法的群臣就可能一哄而起，借机弹劾王安石，那是宋神宗不想看到的结局。王巩、滕甫、王诜等人并未参与“谋反”，为何受到惩处呢？因为他们一贯反对变法，宋神宗要打击反对派。
　　从大臣的审理，到宋神宗的判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中国的判案特征：法律并不重要，事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和目的。所以宋朝和其他任何朝代一样，都是典型的人治社会，与法治无关。
　　这场案子还告诉我们一个史实：宋朝皇帝并非不杀士大夫，只要某个士大夫危及皇权，或被认为危及皇权，就一定会被杀掉。宋神宗一朝被凌迟的李逢，宋高宗一朝被赐死的张邦昌（曾在金兵威逼下暂时登上皇位），都是如此。
　　最后补充一点：赵世居被赐死以后，大宋宗室噤若寒蝉，不但不敢再觊觎皇位，也不敢再反对变法。包括宋神宗一奶同胞的亲弟弟赵頵（音同君），原先一直站在保守派一面，经过赵世居一案，“尔后惟求医书，与其僚讲汤液方论而已”。（《萍州可谈》卷1）他彻底远离政治，一心只谈医学。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宋神宗的判决达到了预期目标。
　　此后几年，宋神宗亲自上阵，继续变法，各项政策都雷厉风行地颁布下去，再也没有遇到太大阻力。但也正因为反对的声音小了，无论可行还是不可行的政策都得以推行，民间受到更加严酷的盘剥，国富民强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这场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宋神宗（1048年—1085年）名赵顼，北宋第六位皇帝。1066年被立为皇太子，次年即位。即位不久，召王安石赴京，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之后一直维持新政、坚持变革。1085年，忧郁而逝，享年38岁。
　　赵世居（？—1075年）北宋南康郡公赵惟能之孙，南阳侯赵从贽三子，累迁至右羽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1075年，因涉李逢谋反案，被缢杀于普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