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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日，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国民党政府和地方银行以及日伪政权银行发行的五花八门的货币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今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的三层小灰楼里，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面世了。
那天，“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五套人民币的故事也从那天开始了。
第一套人民币：定海神针
鉴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第一套人民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其设计思想是以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选择图样的题材。票版的设计制作主要由解放区的印钞厂承担，由于原材料供应状况不同，造成钞券质量参差不齐，也没有防伪水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存在，导致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都比较大(最大为50000元)，使用时很不方便。另外，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使用中出现了票面破损严重的现象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第一套人民币对印制和发行的基本要求就是服从于战争的需要。每解放一座城市、一个地区，都要用人民币收兑伪币和其他货币，因此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解放区的一些老印刷厂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携带小原版随军行动，解放哪里，就接管那里的印刷厂，老厂、新厂一起上。
由于条件有限，在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印刷发行，纸张、油墨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因此，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从市场上采购的挪威道林纸，还有从敌人仓库里接收的美钞纸。油墨更是有什么用什么，并不十分讲究，以至于同一票券出现了多种颜色差异，同一面额往往有几种规格、颜色和图案各异的钞票。
第一套人民币60个票券中，有一张纸质最差，印刷最粗糙，而且票面上的行名、冠号、图章、面额位置等都与其他票券不同，这张1949年7月发行的票券，因右侧的水牛图案较大且突出，因而被称作“水牛图”5元券。
“水牛图”5元券“先天不足”是有原因的。它是第一套中唯一一张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印刷厂印制的，光华印刷厂诞生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条件简陋。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代替；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钞票纸缺乏，只好自制麻纸，但麻纸不平不光，还不吃水。“出身贫寒”的5元券因纸质太差，存世极少，如今却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组建一个设计班子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筹备处多方搜寻，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两人，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背面图案和花符设计。按照国际惯例，毛主席的头像被设计在票面草图上，谁知送审后遭到了毛主席的否定。毛主席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当时他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他的像。于是，王益久和沈乃庸又遵照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重新设计了全套票版图案，主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场面。
第一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
董必武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也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请董必武书写人民币上的汉字。董必武推辞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吧。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字。南汉宸筛选后，董必武刚劲挺拔的“柳体”就出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
第二套人民币：新中国风貌
鉴于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着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过大等问题，给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不便，中国人民银行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版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主景图案内容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主题思想
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共10种：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和5元其10种；1957年又发行10元人民币1种，同时发行1分、2分、5分3种硬币3种；1961年和1962年，又分别发行了黑色1元券和棕色5元券各1种。
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定于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的折合率为1:10000。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著名画家罗工柳接受了这个“国家任务。”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并参照英镑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总统像和卢布上的列宁像，他在有些票券上设计有毛泽东肖像。票券呈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核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于是，在周总理指示下，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上的毛主席像改成了五角星，1元券天安门上和5元券人民游行图景中的毛主席像也都被去掉。虽是毛主席自己的意思，但“文革”中，几位设计者还是因此受到了迫害。
新币发行仅4个月后，群众反映红色1元券有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后经技术鉴定，确认原因是油墨的性能差，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而当时江南地区的群众爱收藏新币，把钞票放入松、柏、杉的木箱子里，遇上潮湿的天气，就发生变色褪色现象。
而红色钞票的可变性最大，黑色则较稳定。所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决定改版1元券。对于改版后的颜色，有人认为中国人有尚红的习惯，红色群众容易接受，有人认为黑色利于钞票防伪，最后设计人员将红黑两种方案一同呈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陈云批示：“我认为黑色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看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确定了下来，它与红色1元券除颜色和年号不同外，还接受了李先念的提议，取消了天安门上的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由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整、精致，防伪效果突出，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到1955年6月份，市场上的新币已经全部取代旧币流通，并且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银行信贷和金融业的正常运行。
第二套人民币曾短暂使用过3元券，这 是人民币发行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1至10这十个自然数中，3一般不作为币值使用。而发行3元券缘于一段敌我斗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蒋不断利用空降和经由港澳向中国境内散播假钞，人们难以区别真伪，单靠银行不可能阻止假钞的流通。周总理在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的电报中说：“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行1元券又嫌太小，故决定增发3元券。”
第二套人民币印刷过程中，由于当时国内印钞生产能力不足，又缺少高档专用印钞纸，因此，面额3元、5元、10元的人民币由国内设计绘样，委托苏联代印，称为苏印“三种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政府向苏方索回代印资料，并于1964年4-5月间，将苏印“三种票”全部收回。
第三套人民币：自力更生
在经历了国民经济三年极端困难时期之后，为了促进工农业发展和商品流通，方便群众使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4月20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种面额、13种版别，其中1角券别有4种(1种硬币)，2角、5角、1元各有纸币、硬币2种。
第三套人民币票面设计图案比较集中反映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传统手工和机器制造相结合，精雕细刻，油墨配色合理，花纹线务精细，色彩新颖明快，图案美观大方。
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券被世界钞票界公认为是一张杰出的作品，在国际钞票界的一次评比中，它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这张钞票的设计非常巧妙：炼钢工人生产时倾斜的姿势充满了力量之美，而且他手持的钢钎末端正好被票面面额覆盖，花团锦簇的“伍圆”二字好像熊熊的高炉，使炼钢工人的钢钎似有所指，与炼钢工人倾斜的姿态也有照应，票面设计稳中有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真实，设计师侯一民亲自下鞍钢、首钢体验生活，炼钢工人的工作服就是照着首钢发给他的炼钢服画的。他回忆说，创作炼钢工人这幅画时，脑子里就想起工人们脖子上的毛巾，他记得钢厂里巨大的鼓风机会把工人们搭在肩上的毛巾吹起来。这一神来之笔使画面真实而富有动感。
5元券背面的露天煤矿是侯一民参照抚顺和阜新的煤矿画的。1元券正面的拖拉机，侯一民在天津一个国营农场照着实物画了整整两天。但侯一民没有发现，1元券上的拖拉机是捷克造的，5元券上露天煤矿上的大铲车是苏联货。“文化大革命”时，第三套人民币上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画让侯一民吃了不少苦头。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周总理十分详尽的指导。
他建议把原5元券和2元券的背面图景相调换，将露天煤矿用在5元券背面，与炼钢工人相配套；石油矿井用在2元券背面，与车床工人相配套，这样更合理。
他还要求把原1角券的“干部参加劳动”图景改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图景，“因为1角券学生们用得多，对他们可起教育作用”。
另外，1元券稿样中的一处汉语拼音错误，也被细心的甩总理发现并改正了过来。
第三套人民币在印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一些国外印刷机，但印刷上还是不能解决多色接线问题，原计划从苏联引进的印刷设备，也因中苏关系紧张未能实现。
我国印钞界得知卢布的防伪是沙俄时代的印钞专家奥洛夫发明的，于是向苏联专家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我国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印钞专家自行研制印钞机，并终于在1958年陆续改造和研制成功。这不仅解决了人民币印制的主要技术难关，而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结束了我国货币生产依赖外国的历史。
第四套人民币：命运多舛
第四套人民币的出现颇为曲折，从1967年第一次提出设计构想到1987年最终发行，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是我国筹划设计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1987年4月17日至1997年4月1日止，第四套人民币共发行9种面额，14种票券，其中1角、5角、1元有纸币、硬币2种，1角、2角、5角、5元、10元只有1980年版1种，2元、50元、100元有1980版、1990版2种，1元有1980版、1990版、1996版3种。
为适应反假人民币的需要，1992年8月，又发行了改版后的1990年版50，100元券，增加了安全线与无色荧光油墨印刷等新技术。
“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盛行。196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部分群众对人民币1元券天安门上没有毛主席像、红旗和标语提出尖锐批评的情况，提出了新版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并在1968年7月向国务院报送，新版人民币设计方案初稿以“三个突出”(突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两个反映”(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题思想，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1969年4月8日，人民银行总行第二次向国务院上报新版人民币设计稿，票券画面主要反映“极左”内容，未获批准；1975年11月18日，财政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并)第三次向国务院上报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的报告，设计方案的图稿主要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李先念批示：“放一放再说。”1976年5月10日再次请示，李先念批示：“暂时不办。”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重新设计第四套人民币。
参与了前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的罗工柳带领五人设计小组，确定了以56个民族人物头像为票券图案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民币不是政治宣传画，不能图解一个时期的政策，应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并突出民族性；另外，人物头像利于防伪，这也是世界各国钞票设计的普遍趋势。于是，设计小组决定，人口总数百万以上的民族上人民币，从10元券到1角券，每种票券上画两个民族人物头像，人口多少与票券面额大小相对应。
经过两年的跋山涉水，罗工柳等人完成了全套新币的设计方案。但这时，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临时决定增设50和100元两种大面额票券。这下可难住了罗工柳，民族人物头像的设计已成体系，人口最多的汉族已经用在了10元券上，50和100元上还能用什么呢?
当时适逢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设计组成员周令钊在电视中看到国庆游行队伍中的四辆彩车，彩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领袖的头像，他灵机一动，100元券何不放上四位领袖的头像?
这一想法得到了罗工柳等人的一致赞同，经过认真考虑，最终确定了在50元券上设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像，100元券上设计四位领袖的浮雕头像。1983年2月24日，人民银行总行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印制发
那天，“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五套人民币的故事也从那天开始了。
第一套人民币：定海神针
鉴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第一套人民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其设计思想是以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选择图样的题材。票版的设计制作主要由解放区的印钞厂承担，由于原材料供应状况不同，造成钞券质量参差不齐，也没有防伪水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争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存在，导致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都比较大(最大为50000元)，使用时很不方便。另外，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使用中出现了票面破损严重的现象
哈尔滨商业大学钱币研究所所长张新知告诉记者，第一套人民币对印制和发行的基本要求就是服从于战争的需要。每解放一座城市、一个地区，都要用人民币收兑伪币和其他货币，因此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解放区的一些老印刷厂派出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携带小原版随军行动，解放哪里，就接管那里的印刷厂，老厂、新厂一起上。
由于条件有限，在离总行较远的地区，只能授权区行因地制宜，就地印刷发行，纸张、油墨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因此，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有解放区造的桑皮纸，有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波纹水印纸，有从市场上采购的挪威道林纸，还有从敌人仓库里接收的美钞纸。油墨更是有什么用什么，并不十分讲究，以至于同一票券出现了多种颜色差异，同一面额往往有几种规格、颜色和图案各异的钞票。
第一套人民币60个票券中，有一张纸质最差，印刷最粗糙，而且票面上的行名、冠号、图章、面额位置等都与其他票券不同，这张1949年7月发行的票券，因右侧的水牛图案较大且突出，因而被称作“水牛图”5元券。
“水牛图”5元券“先天不足”是有原因的。它是第一套中唯一一张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印刷厂印制的，光华印刷厂诞生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条件简陋。草板纸买不到，就用羊皮革代替；刷药纸用的宣纸买不到，就用毛边纸代替；甘油买不到，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钞票纸缺乏，只好自制麻纸，但麻纸不平不光，还不吃水。“出身贫寒”的5元券因纸质太差，存世极少，如今却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组建一个设计班子成了最棘手的问题，筹备处多方搜寻，最终选定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两人，王益久负责设计票面正面图案，沈乃庸负责背面图案和花符设计。按照国际惯例，毛主席的头像被设计在票面草图上，谁知送审后遭到了毛主席的否定。毛主席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当时他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他的像。于是，王益久和沈乃庸又遵照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重新设计了全套票版图案，主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场面。
第一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全部由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书写。
董必武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也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时任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请董必武书写人民币上的汉字。董必武推辞说，我写的字不太好，还是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吧。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在一张白纸上横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字。南汉宸筛选后，董必武刚劲挺拔的“柳体”就出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
第二套人民币：新中国风貌
鉴于第一套人民币存在着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严重、面额过大等问题，给商品流通和计算带来很大不便，中国人民银行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版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主景图案内容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主题思想
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共10种：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和5元其10种；1957年又发行10元人民币1种，同时发行1分、2分、5分3种硬币3种；1961年和1962年，又分别发行了黑色1元券和棕色5元券各1种。
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定于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的折合率为1:10000。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著名画家罗工柳接受了这个“国家任务。”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并参照英镑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总统像和卢布上的列宁像，他在有些票券上设计有毛泽东肖像。票券呈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核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于是，在周总理指示下，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上的毛主席像改成了五角星，1元券天安门上和5元券人民游行图景中的毛主席像也都被去掉。虽是毛主席自己的意思，但“文革”中，几位设计者还是因此受到了迫害。
新币发行仅4个月后，群众反映红色1元券有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后经技术鉴定，确认原因是油墨的性能差，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而当时江南地区的群众爱收藏新币，把钞票放入松、柏、杉的木箱子里，遇上潮湿的天气，就发生变色褪色现象。
而红色钞票的可变性最大，黑色则较稳定。所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决定改版1元券。对于改版后的颜色，有人认为中国人有尚红的习惯，红色群众容易接受，有人认为黑色利于钞票防伪，最后设计人员将红黑两种方案一同呈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陈云批示：“我认为黑色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看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确定了下来，它与红色1元券除颜色和年号不同外，还接受了李先念的提议，取消了天安门上的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由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整、精致，防伪效果突出，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到1955年6月份，市场上的新币已经全部取代旧币流通，并且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保证了银行信贷和金融业的正常运行。
第二套人民币曾短暂使用过3元券，这 是人民币发行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1至10这十个自然数中，3一般不作为币值使用。而发行3元券缘于一段敌我斗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蒋不断利用空降和经由港澳向中国境内散播假钞，人们难以区别真伪，单靠银行不可能阻止假钞的流通。周总理在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的电报中说：“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5元以上大票，但只发行1元券又嫌太小，故决定增发3元券。”
第二套人民币印刷过程中，由于当时国内印钞生产能力不足，又缺少高档专用印钞纸，因此，面额3元、5元、10元的人民币由国内设计绘样，委托苏联代印，称为苏印“三种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政府向苏方索回代印资料，并于1964年4-5月间，将苏印“三种票”全部收回。
第三套人民币：自力更生
在经历了国民经济三年极端困难时期之后，为了促进工农业发展和商品流通，方便群众使用，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4月20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种面额、13种版别，其中1角券别有4种(1种硬币)，2角、5角、1元各有纸币、硬币2种。
第三套人民币票面设计图案比较集中反映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传统手工和机器制造相结合，精雕细刻，油墨配色合理，花纹线务精细，色彩新颖明快，图案美观大方。
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券被世界钞票界公认为是一张杰出的作品，在国际钞票界的一次评比中，它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这张钞票的设计非常巧妙：炼钢工人生产时倾斜的姿势充满了力量之美，而且他手持的钢钎末端正好被票面面额覆盖，花团锦簇的“伍圆”二字好像熊熊的高炉，使炼钢工人的钢钎似有所指，与炼钢工人倾斜的姿态也有照应，票面设计稳中有动。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真实，设计师侯一民亲自下鞍钢、首钢体验生活，炼钢工人的工作服就是照着首钢发给他的炼钢服画的。他回忆说，创作炼钢工人这幅画时，脑子里就想起工人们脖子上的毛巾，他记得钢厂里巨大的鼓风机会把工人们搭在肩上的毛巾吹起来。这一神来之笔使画面真实而富有动感。
5元券背面的露天煤矿是侯一民参照抚顺和阜新的煤矿画的。1元券正面的拖拉机，侯一民在天津一个国营农场照着实物画了整整两天。但侯一民没有发现，1元券上的拖拉机是捷克造的，5元券上露天煤矿上的大铲车是苏联货。“文化大革命”时，第三套人民币上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画让侯一民吃了不少苦头。
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得到了周总理十分详尽的指导。
他建议把原5元券和2元券的背面图景相调换，将露天煤矿用在5元券背面，与炼钢工人相配套；石油矿井用在2元券背面，与车床工人相配套，这样更合理。
他还要求把原1角券的“干部参加劳动”图景改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图景，“因为1角券学生们用得多，对他们可起教育作用”。
另外，1元券稿样中的一处汉语拼音错误，也被细心的甩总理发现并改正了过来。
第三套人民币在印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引进了一些国外印刷机，但印刷上还是不能解决多色接线问题，原计划从苏联引进的印刷设备，也因中苏关系紧张未能实现。
我国印钞界得知卢布的防伪是沙俄时代的印钞专家奥洛夫发明的，于是向苏联专家请教，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我国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于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印钞专家自行研制印钞机，并终于在1958年陆续改造和研制成功。这不仅解决了人民币印制的主要技术难关，而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国际领先水平，结束了我国货币生产依赖外国的历史。
第四套人民币：命运多舛
第四套人民币的出现颇为曲折，从1967年第一次提出设计构想到1987年最终发行，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是我国筹划设计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1987年4月17日至1997年4月1日止，第四套人民币共发行9种面额，14种票券，其中1角、5角、1元有纸币、硬币2种，1角、2角、5角、5元、10元只有1980年版1种，2元、50元、100元有1980版、1990版2种，1元有1980版、1990版、1996版3种。
为适应反假人民币的需要，1992年8月，又发行了改版后的1990年版50，100元券，增加了安全线与无色荧光油墨印刷等新技术。
“文革”开始后，“极左”思潮盛行。196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部分群众对人民币1元券天安门上没有毛主席像、红旗和标语提出尖锐批评的情况，提出了新版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并在1968年7月向国务院报送，新版人民币设计方案初稿以“三个突出”(突出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两个反映”(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主题思想，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1969年4月8日，人民银行总行第二次向国务院上报新版人民币设计稿，票券画面主要反映“极左”内容，未获批准；1975年11月18日，财政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并)第三次向国务院上报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的报告，设计方案的图稿主要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李先念批示：“放一放再说。”1976年5月10日再次请示，李先念批示：“暂时不办。”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重新设计第四套人民币。
参与了前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的罗工柳带领五人设计小组，确定了以56个民族人物头像为票券图案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民币不是政治宣传画，不能图解一个时期的政策，应当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并突出民族性；另外，人物头像利于防伪，这也是世界各国钞票设计的普遍趋势。于是，设计小组决定，人口总数百万以上的民族上人民币，从10元券到1角券，每种票券上画两个民族人物头像，人口多少与票券面额大小相对应。
经过两年的跋山涉水，罗工柳等人完成了全套新币的设计方案。但这时，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需要，临时决定增设50和100元两种大面额票券。这下可难住了罗工柳，民族人物头像的设计已成体系，人口最多的汉族已经用在了10元券上，50和100元上还能用什么呢?
当时适逢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设计组成员周令钊在电视中看到国庆游行队伍中的四辆彩车，彩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领袖的头像，他灵机一动，100元券何不放上四位领袖的头像?
这一想法得到了罗工柳等人的一致赞同，经过认真考虑，最终确定了在50元券上设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头像，100元券上设计四位领袖的浮雕头像。1983年2月24日，人民银行总行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印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