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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遵照毛泽东“对做过贡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在政府里安排职务”以及周恩来“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的指示，首届“政务院”（国务院）组建时，共有四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长，他们是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农业部部长李书诚。
一、司法部部长史良--建国初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
几乎无人不知史良是解放前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君子。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7名知名爱国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为此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抗议。迫于强大压力，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将他们释放。
史良作为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一向敢于仗义执言，同邪恶势力作不屈的斗争。史良曾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她不仅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还特别注重发动妇女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她任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的顾问，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而斗争。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了她的住宅，并密令逮捕她，旋因上海解放，她才免遭毒手。
二、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他首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据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最早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是马叙伦先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就国旗、国徽、国歌的确定问题广泛地征求各方意见并发出“启事”征稿或邀请专家设计，其中国歌作品征稿虽达600多件，但难以入选，一时定不下来。此时马叙伦先生提出建议，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这一提议，黄炎培也表示赞同，并主张不改动田汉所作的旧歌词。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协商会，与会人士一致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但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周恩来认为：“要嘛就要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发激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也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还要争取中国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散会前，毛泽东高兴地站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这样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上空。
马叙伦先生的倡议，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早在“五四”运动前，马叙伦先生就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有着良好的同事关系和战友情谊，曾因同李大钊一起率北京八大院校和公立中小学教职工和学生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被总统府卫队殴成重伤。李大钊、陈独秀都曾因他的庇护而免遭军警逮捕。马叙伦先生是同盟会会员、近代中国早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主席，在上海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48年在香港代表民进应中共邀请进入解放区。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先生在教育部部长的岗位上，一贯以其作风稳健持重而著称，与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也矢志不渝。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后一幅遗墨是：“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三、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两派群众组织共同保护的“当权派”
“文革”当中，作为共和国第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先生，居然受到了部里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共同保护，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蒋光鼎，字憬然，广东东莞人，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了北伐和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他率十九路军进行抗战，任最高指挥官。十九路军调福建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楷等发动反蒋政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等职。
蒋光鼎将军戎马半生，参加北伐战争，指挥淞沪战争，屡挫敌寇气焰，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期间，同部党组的同志之间互相支持，彼此尊重，表现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受到部里各级领导的尊敬和职工的爱戴，他在国务院和部党组的领导下，同几位副部长一道，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关心人民生活、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蒋部长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十分尊重别人的劳动，在日常工作中，不管听取汇报还是研究问题，他都认真听取、考虑同志们的意见，布置任务交办工作时，总是关心地询问有没有困难，时间够不够；出差时，对随行人员的生活安排也给予特别的关心，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到随行人员的住地看看，嘘寒问暖。他对部属的谦和体贴的作风，令人难忘。
纺织工业部的职工都知道蒋光鼐先生是抗日名将，对先生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高度爱国精神，非常敬佩；同时又亲眼看到蒋部长拥护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奉献，自然萌发出祟敬的感情。
“文革”初期，纺织工业部的群众在当时大气候的鼓动下，纷纷组成“战斗队”，揪斗“牛鬼蛇神”，但大家谁也不愿去触动蒋部长。后来，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突然抄了蒋部长的家，并张贴出“勒令”，一时间气氛比较紧张。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职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为此他们定下计策，迅速组织部里的“红卫兵”，也以到蒋部长家里“造反”的名义，把蒋部长“接管”过来加以保护。尔后，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又几次共同签字开具证明，帮助部长家属同有关方面联系，积极查找并领回被抄走的财物。 蒋光鼎先生的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四、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
1949年10月10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名李书城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并提议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当时李书城先生已年近古稀，开始有些同志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名他为农业部部长，周总理向大家解释说，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起义后，他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总理的关怀和信任，使李书城十分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尽力搞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接受任命后，就全力投入了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的工作之中。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诅咒说，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经济上肯定要吃败仗，尤其是解决不了四五亿人口的吃穿问题。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创伤，新生的共和国所面临的也确实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百姓生活问题也绝非一桩易事。为了让帝国主义的预言彻底破产，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当时作为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与薄一波、谢觉哉、傅作义一道，被任命为中央救灾委员会的副主任，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全国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他协助救灾委员会主任董必武，采取了“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社会互助，政府救济”等项政策和办法，开展了大规模的救灾工作，从东北的老解放区先后调运了百万吨以上的粮食入关，支持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作为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书城以古稀之年，刻苦学习党的有关农业问题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知识，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陪同苏联专家到农村考察，搞调查研究，有时头顶烈日，蹲在田间地头，和农民一道研究如何改良土壤，如何合理施肥，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俨然一位朴实的老农的样子。他在农业部长任期内一直大力提倡奖励爱国丰产活动，积极鼓励农业科学研究，倡导技术革新，并为推进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和兴修农田水利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李书城和他所主持的农业部全体人员以及整个农业战线的共同努力，新中国成立仅一年时间，农业形势就有了可喜的转机，农村面貌也有所改观。
李书城积极投身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教育劝说家乡一些地主、绅士，向农民交出多余的土地，安心生产，老实改造，不要外逃；在如何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等问题上，他不仅多次向党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请示汇报工作，还热情坦诚地向党献策进言。他主张合作社的发展应当稳步进行，规模要适应当地情况，还要考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切不可强迫命令，搞形式主义。他的这些意见，都引起了邓子恢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一、司法部部长史良--建国初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
几乎无人不知史良是解放前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君子。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7名知名爱国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为此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抗议。迫于强大压力，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将他们释放。
史良作为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一向敢于仗义执言，同邪恶势力作不屈的斗争。史良曾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她不仅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还特别注重发动妇女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她任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的顾问，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而斗争。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了她的住宅，并密令逮捕她，旋因上海解放，她才免遭毒手。
二、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他首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据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最早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是马叙伦先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就国旗、国徽、国歌的确定问题广泛地征求各方意见并发出“启事”征稿或邀请专家设计，其中国歌作品征稿虽达600多件，但难以入选，一时定不下来。此时马叙伦先生提出建议，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这一提议，黄炎培也表示赞同，并主张不改动田汉所作的旧歌词。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协商会，与会人士一致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但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周恩来认为：“要嘛就要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发激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也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还要争取中国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散会前，毛泽东高兴地站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这样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上空。
马叙伦先生的倡议，反映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早在“五四”运动前，马叙伦先生就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有着良好的同事关系和战友情谊，曾因同李大钊一起率北京八大院校和公立中小学教职工和学生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被总统府卫队殴成重伤。李大钊、陈独秀都曾因他的庇护而免遭军警逮捕。马叙伦先生是同盟会会员、近代中国早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1945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主席，在上海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48年在香港代表民进应中共邀请进入解放区。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先生在教育部部长的岗位上，一贯以其作风稳健持重而著称，与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也矢志不渝。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后一幅遗墨是：“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三、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两派群众组织共同保护的“当权派”
“文革”当中，作为共和国第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先生，居然受到了部里相互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共同保护，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蒋光鼎，字憬然，广东东莞人，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了北伐和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他率十九路军进行抗战，任最高指挥官。十九路军调福建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楷等发动反蒋政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等职。
蒋光鼎将军戎马半生，参加北伐战争，指挥淞沪战争，屡挫敌寇气焰，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期间，同部党组的同志之间互相支持，彼此尊重，表现了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受到部里各级领导的尊敬和职工的爱戴，他在国务院和部党组的领导下，同几位副部长一道，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关心人民生活、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蒋部长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十分尊重别人的劳动，在日常工作中，不管听取汇报还是研究问题，他都认真听取、考虑同志们的意见，布置任务交办工作时，总是关心地询问有没有困难，时间够不够；出差时，对随行人员的生活安排也给予特别的关心，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到随行人员的住地看看，嘘寒问暖。他对部属的谦和体贴的作风，令人难忘。
纺织工业部的职工都知道蒋光鼐先生是抗日名将，对先生在历史上所表现的高度爱国精神，非常敬佩；同时又亲眼看到蒋部长拥护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奉献，自然萌发出祟敬的感情。
“文革”初期，纺织工业部的群众在当时大气候的鼓动下，纷纷组成“战斗队”，揪斗“牛鬼蛇神”，但大家谁也不愿去触动蒋部长。后来，北京某中学的红卫兵突然抄了蒋部长的家，并张贴出“勒令”，一时间气氛比较紧张。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职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为此他们定下计策，迅速组织部里的“红卫兵”，也以到蒋部长家里“造反”的名义，把蒋部长“接管”过来加以保护。尔后，纺织工业部的领导和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又几次共同签字开具证明，帮助部长家属同有关方面联系，积极查找并领回被抄走的财物。 蒋光鼎先生的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四、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
1949年10月10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名李书城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并提议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当时李书城先生已年近古稀，开始有些同志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名他为农业部部长，周总理向大家解释说，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起义后，他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总理的关怀和信任，使李书城十分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尽力搞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接受任命后，就全力投入了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的工作之中。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诅咒说，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经济上肯定要吃败仗，尤其是解决不了四五亿人口的吃穿问题。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创伤，新生的共和国所面临的也确实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百姓生活问题也绝非一桩易事。为了让帝国主义的预言彻底破产，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当时作为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与薄一波、谢觉哉、傅作义一道，被任命为中央救灾委员会的副主任，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全国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他协助救灾委员会主任董必武，采取了“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社会互助，政府救济”等项政策和办法，开展了大规模的救灾工作，从东北的老解放区先后调运了百万吨以上的粮食入关，支持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作为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书城以古稀之年，刻苦学习党的有关农业问题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知识，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陪同苏联专家到农村考察，搞调查研究，有时头顶烈日，蹲在田间地头，和农民一道研究如何改良土壤，如何合理施肥，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俨然一位朴实的老农的样子。他在农业部长任期内一直大力提倡奖励爱国丰产活动，积极鼓励农业科学研究，倡导技术革新，并为推进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和兴修农田水利做了大量工作。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李书城和他所主持的农业部全体人员以及整个农业战线的共同努力，新中国成立仅一年时间，农业形势就有了可喜的转机，农村面貌也有所改观。
李书城积极投身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教育劝说家乡一些地主、绅士，向农民交出多余的土地，安心生产，老实改造，不要外逃；在如何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等问题上，他不仅多次向党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请示汇报工作，还热情坦诚地向党献策进言。他主张合作社的发展应当稳步进行，规模要适应当地情况，还要考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切不可强迫命令，搞形式主义。他的这些意见，都引起了邓子恢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