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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后，我们就已实现了使用捐献者器官，整个器官捐献的布局也开始发生变化，捐献更加透明，也更加规范。”
米帅身体的下腹部，有一条很长的疤，那里是肾脏的位置。
这个27岁的男生，枯瘦如柴，沉默不言，几处乒乓球大小的肿块，在几乎可以看到骨头的胳膊上显得十分突兀。米帅的姐姐米米说：“由于长期透析，针眼附近的包块会越来越大。”米米比米帅大4岁。
6年前，就在那条疤痕的位置，米帅曾经做过一次肾脏移植手术，遗憾的是，这颗健康的肾脏并没有在他体内正常工作。这颗肾脏的罢工，让米帅一家再次跌入绝望的谷底。
年纪虽轻，米帅透析的历史却已有6年。2009年底，由于浑身疼痛，呕吐不止，米帅被家人送往西安市西京医院，并最终确诊为肾衰竭。这6年里，米帅每天都在期盼着一样东西——一颗配型合适的健康肾脏。
登记不等于能够捐献
就在米帅等待肾源的6年里，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百倍，这是日前召开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发布的一项数据。
这次大会还达成了一项共识。
在北大人民医院科研教学楼一间从里到外摆满研究资料的办公室里，作为此次大会主持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为《民生周刊》记者陈述了这份“广州共识”的内容：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朱继业表示，登记不等于就能够捐献。“比如，去红会登记，一旦死去，愿意捐献肾脏和肝脏，但也许二三十年后才会死去，死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医院，或者死于肿瘤，肿瘤病人是不能捐献的，或者有严重的感染，或者其他不符合捐献的情况，登记的人数与器官移植的需求是不可比的，没有参照的价值。”
30：1的比例，使得很多人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米帅曾经是幸运的，有幸成为受捐者。
2009年12月，米帅的病情确诊后，米米一直在替弟弟搜集有关器官移植的各种信息，并分别在西安市唐都医院和西安市西京医院排队等待肾移植。
米米说，等候期间，经常接到来自两家医院的短信通知，“有时候等很久也等不到任何消息，有时候一周甚至可以接到两三次通知，因为医院也无法提前得知用于移植的肾脏是什么血型，所以被通知到的患者需要空腹去医院等待，如果血型合适，就可以马上做手术。”
在若干次配型不合适之后，米米说，她也记不清总共来来回回医院多少次，米帅终于等到了适合他的O型血肾脏。
“肾脏移植手术相对肝脏移植手术来说比较简单，比如手术前通知患者中午要空腹，那么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做手术，原来的肾脏并不切除，不用全麻，甚至可以清醒地说话。”朱继业介绍。
2010年6月，米帅的体内终于被移植进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移植量不降反增
以前，中国的器官捐献与一部分人无法分割，那就是死囚。然而，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开宣布这一消息的是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这是我国第一次由高级官方机构负责人宣布停用死囚器官。
朱继业表示，今后器官移植主要来源将变成公民逝后自愿捐献。
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将肝脏移植分为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上世纪70年代开始第一例肝移植，到1983年，18家医院共做了57例手术，最长存活了200多天。因为效果极差，1983—1990年的7年间没有再做过肝移植手术。”朱继业坦陈。
“1990年以后，零零散散做了几例，效果也不是很好。肝移植是高难度手术，比肾移植、心脏移植更复杂，手术中需要将上下肢的血管全部断掉，包括内脏血管也需要全部中断。那个时候没有准入制，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做。”
在朱继业看来，第二个阶段（2002—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我们也去帮其他小医院做，所谓小医院也是一些大城市的醫院，比如我们帮北京医院、地坛医院、二炮医院等做过移植手术，外地也做过。”
朱继业认为，第三个阶段是在2006年以后。“2006年，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器官移植开始准入，当时只有162家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 朱继业介绍，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但与此同时，器官来源也逐渐减少。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捐献器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一种善举。器官捐献者数量也逐年增多，器官来源也逐年增加。“2013年以后，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捐献者器官，整个布局也开始发生变化，捐献器官更加透明，也更加规范。”
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可能会大大增加。因为从国家近年来在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这一比例在英国也不过只有45%。
建议肝移植纳入医保
米帅终于等到了合适的肾源，作为姐姐，米米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虽然配型合适，但是手术成功与否，最后的结果是不能预料的。”米米说，自从住院后，米家人一直在向米帅隐瞒病情，这次手术怎么跟米帅开口，对米米来说也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米家人决定一搏。
术后当天晚上，米帅的肌酐只降了一点点，随后在重症监护室的7天，米帅的肌酐一直没有再降过。“当天跟米帅一起做肾移植手术的四个患者肌酐都降了，唯独米帅没有降。”米米说。
米帅术后住院的一个多月期间，一起做手术的患者陆续出院，只有米帅的肌酐不降反升，每周还要继续透析。5个月后，米帅的身体出现发烧、幻觉等症状，医生宣布米帅体内的这颗肾脏已经不能发挥作用，需要取出。就这样，米帅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从那以后，米帅开始等待新的适合自己的肾源，直到现在。
一直在北大人民医院做透析的女大学生蕾蕾与米帅一样，是肾衰竭患者。但是，蕾蕾没有等到肾移植，最后蕾蕾要求捐献肝脏，朱继业转述了蕾蕾生前的遗愿，“我的肾坏了，我没有等到肾移植的机会，但我的肝是好的，可以用来救别人。”
“OPO组织（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在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医生应该有意识地发现潜在的供体，可以规定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发现可能捐献的人，要报告给OPO组织，OPO会派协调员了解患者病情，并跟家属接触和沟通。”朱继业说。
朱继业认为，红十字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发现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全靠协调员去跑。红会有一批协调员，医院也有一批协调员，医院的协调员都是医生和护士，他们平时本来工作就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去跑。”
在朱继业眼中，供体虽然短缺，但发展却很快。“从2010年开始试点公民逝后自愿捐献器官到2014年，全国一共做了4000例左右肝移植手术。但是，今年已经完成1000多例捐献了，预计到今年年底，2015年一年，能够完成2000例肝移植手术。”他说。
手术费、住院费、治疗费、医药费，前前后后，米家为米帅的手术支付了20多万元。而米帅当时刚刚技校毕业还未工作，加上农村户口，米帅的病医保能报销的上限为3万元。
朱继业介绍，经过10年的努力，肾移植已被纳入了大病医疗保险范围，但是肝移植还没有，有关方面正在建议将肝移植纳入大病医疗保险范围。
令人欣慰的是，仅仅9月，全国各地媒体已报道了多起器官捐献事件。也许，不久的将来，米帅还可以再次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毕竟他还年轻。
（根据国际器官移植“双盲”原则，本文中的器官捐献者、受捐者及家人均使用化名）
米帅身体的下腹部，有一条很长的疤，那里是肾脏的位置。
这个27岁的男生，枯瘦如柴，沉默不言，几处乒乓球大小的肿块，在几乎可以看到骨头的胳膊上显得十分突兀。米帅的姐姐米米说：“由于长期透析，针眼附近的包块会越来越大。”米米比米帅大4岁。
6年前，就在那条疤痕的位置，米帅曾经做过一次肾脏移植手术，遗憾的是，这颗健康的肾脏并没有在他体内正常工作。这颗肾脏的罢工，让米帅一家再次跌入绝望的谷底。
年纪虽轻，米帅透析的历史却已有6年。2009年底，由于浑身疼痛，呕吐不止，米帅被家人送往西安市西京医院，并最终确诊为肾衰竭。这6年里，米帅每天都在期盼着一样东西——一颗配型合适的健康肾脏。
登记不等于能够捐献
就在米帅等待肾源的6年里，我国百万人口年捐献人体器官率增长了百倍，这是日前召开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上发布的一项数据。
这次大会还达成了一项共识。
在北大人民医院科研教学楼一间从里到外摆满研究资料的办公室里，作为此次大会主持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为《民生周刊》记者陈述了这份“广州共识”的内容：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朱继业表示，登记不等于就能够捐献。“比如，去红会登记，一旦死去，愿意捐献肾脏和肝脏，但也许二三十年后才会死去，死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医院，或者死于肿瘤，肿瘤病人是不能捐献的，或者有严重的感染，或者其他不符合捐献的情况，登记的人数与器官移植的需求是不可比的，没有参照的价值。”
30：1的比例，使得很多人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米帅曾经是幸运的，有幸成为受捐者。
2009年12月，米帅的病情确诊后，米米一直在替弟弟搜集有关器官移植的各种信息，并分别在西安市唐都医院和西安市西京医院排队等待肾移植。
米米说，等候期间，经常接到来自两家医院的短信通知，“有时候等很久也等不到任何消息，有时候一周甚至可以接到两三次通知，因为医院也无法提前得知用于移植的肾脏是什么血型，所以被通知到的患者需要空腹去医院等待，如果血型合适，就可以马上做手术。”
在若干次配型不合适之后，米米说，她也记不清总共来来回回医院多少次，米帅终于等到了适合他的O型血肾脏。
“肾脏移植手术相对肝脏移植手术来说比较简单，比如手术前通知患者中午要空腹，那么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做手术，原来的肾脏并不切除，不用全麻，甚至可以清醒地说话。”朱继业介绍。
2010年6月，米帅的体内终于被移植进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移植量不降反增
以前，中国的器官捐献与一部分人无法分割，那就是死囚。然而，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开宣布这一消息的是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这是我国第一次由高级官方机构负责人宣布停用死囚器官。
朱继业表示，今后器官移植主要来源将变成公民逝后自愿捐献。
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将肝脏移植分为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上世纪70年代开始第一例肝移植，到1983年，18家医院共做了57例手术，最长存活了200多天。因为效果极差，1983—1990年的7年间没有再做过肝移植手术。”朱继业坦陈。
“1990年以后，零零散散做了几例，效果也不是很好。肝移植是高难度手术，比肾移植、心脏移植更复杂，手术中需要将上下肢的血管全部断掉，包括内脏血管也需要全部中断。那个时候没有准入制，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做。”
在朱继业看来，第二个阶段（2002—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我们也去帮其他小医院做，所谓小医院也是一些大城市的醫院，比如我们帮北京医院、地坛医院、二炮医院等做过移植手术，外地也做过。”
朱继业认为，第三个阶段是在2006年以后。“2006年，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器官移植开始准入，当时只有162家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 朱继业介绍，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但与此同时，器官来源也逐渐减少。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捐献器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一种善举。器官捐献者数量也逐年增多，器官来源也逐年增加。“2013年以后，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捐献者器官，整个布局也开始发生变化，捐献器官更加透明，也更加规范。”
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可能会大大增加。因为从国家近年来在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这一比例在英国也不过只有45%。
建议肝移植纳入医保
米帅终于等到了合适的肾源，作为姐姐，米米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虽然配型合适，但是手术成功与否，最后的结果是不能预料的。”米米说，自从住院后，米家人一直在向米帅隐瞒病情，这次手术怎么跟米帅开口，对米米来说也是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米家人决定一搏。
术后当天晚上，米帅的肌酐只降了一点点，随后在重症监护室的7天，米帅的肌酐一直没有再降过。“当天跟米帅一起做肾移植手术的四个患者肌酐都降了，唯独米帅没有降。”米米说。
米帅术后住院的一个多月期间，一起做手术的患者陆续出院，只有米帅的肌酐不降反升，每周还要继续透析。5个月后，米帅的身体出现发烧、幻觉等症状，医生宣布米帅体内的这颗肾脏已经不能发挥作用，需要取出。就这样，米帅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从那以后，米帅开始等待新的适合自己的肾源，直到现在。
一直在北大人民医院做透析的女大学生蕾蕾与米帅一样，是肾衰竭患者。但是，蕾蕾没有等到肾移植，最后蕾蕾要求捐献肝脏，朱继业转述了蕾蕾生前的遗愿，“我的肾坏了，我没有等到肾移植的机会，但我的肝是好的，可以用来救别人。”
“OPO组织（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在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医生应该有意识地发现潜在的供体，可以规定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发现可能捐献的人，要报告给OPO组织，OPO会派协调员了解患者病情，并跟家属接触和沟通。”朱继业说。
朱继业认为，红十字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发现可以用于移植的器官，全靠协调员去跑。红会有一批协调员，医院也有一批协调员，医院的协调员都是医生和护士，他们平时本来工作就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去跑。”
在朱继业眼中，供体虽然短缺，但发展却很快。“从2010年开始试点公民逝后自愿捐献器官到2014年，全国一共做了4000例左右肝移植手术。但是，今年已经完成1000多例捐献了，预计到今年年底，2015年一年，能够完成2000例肝移植手术。”他说。
手术费、住院费、治疗费、医药费，前前后后，米家为米帅的手术支付了20多万元。而米帅当时刚刚技校毕业还未工作，加上农村户口，米帅的病医保能报销的上限为3万元。
朱继业介绍，经过10年的努力，肾移植已被纳入了大病医疗保险范围，但是肝移植还没有，有关方面正在建议将肝移植纳入大病医疗保险范围。
令人欣慰的是，仅仅9月，全国各地媒体已报道了多起器官捐献事件。也许，不久的将来，米帅还可以再次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毕竟他还年轻。
（根据国际器官移植“双盲”原则，本文中的器官捐献者、受捐者及家人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