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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唐书》在编纂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它所依据的文献及后人所撰的唐史著述远远超过旧书，在旧书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它在本纪、志、表、列传等诸方面都增补了旧书没有的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关键词： 《新唐书》 史料 价值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北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修撰，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唐代二百九十年的历史，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其在编纂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它所依据的文献及后人所撰的唐史著述远远超过《旧唐书》，并且在旧书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它在本纪、志、表、列传等诸方面都增补了旧书没有的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一、本纪的史料价值
《旧唐书》本纪的编纂多是依据唐代的国史和实录，除唐哀帝以外，各朝帝王都有实录，并以宰相监修。如后晋史官贾纬所言：“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所以，旧书叙事详细具体，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新唐书》本纪由于使用“春秋笔法”，文字简洁，删节了大量诏诰章疏，从而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从保存较完整的原始史料方面来看，旧书有胜于新书的地方。但由于唐末战乱，许多典籍散佚，国史和实录也保存很少，武宗以下，《旧唐书》无实录可凭，所以造成了前详后略的缺点。
修撰《新唐书》时，唐朝国史和实录还是存在的，因此也可为新书本纪所利用，从高祖到武宗以前新书本纪比旧书本纪多出的内容，是可以用来补旧书本纪的不足的。武宗以下，新书的编修官宋敏求补撰了武宗以下六世的实录，是新书撰修武宗以下本纪的依据。这些都是比旧书多出的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另外由于旧书多采国史实录，在本纪内多有回护，如《高宗纪》不载太子弘、章怀太子贤被害之事，赵翼因此提出批评，以为“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而新书对于这些史事都直笔无隐，这又是新书胜于旧书之处。《新唐书》在本纪内也增加了旧书没有的具体条目，有时还纠正了旧书本纪的记载错误之处。如《新唐书》高祖和太宗《本纪》详细记载了高祖起兵时，是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的，太宗的功劳不可没，而旧书《本纪》并没有叙及此事。纠正旧书的事例如酅国公薨之事，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而新书记载在八月，根据《通鉴纲目》记载的“皇泰二年八月唐酅国公薨”，隋皇泰二年就是唐高祖武德二年，与新书的记载是相同的。又如僖宗时黄巢攻占长安后与官兵战斗一事，《旧唐书》“本纪”在中和二年二月，《新唐书》则在中和元年四月，根据《通鉴》以及相关记载，证实新书是正确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新唐书》本纪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增补了武宗以后的史料，并对旧书回护之处据事直书，同时增加了许多旧书没有的史实。
二、志的史料价值
《新唐书》撰修时在史料方面具有有利的条件，赵翼说道：“《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葺，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篇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如在“志”方面与旧书出入最大的是《艺文志》，旧志以《古今书录》为断，未著录开元以后两百余年的唐人著作，新志则广收开元以前旧志未收和开元以后的唐人著作，一共收书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比较系统全面地著录了唐代以前及唐代的古籍状况，成为查考唐人著作的主要参考。旧书《地理志》“讹脱舛谬甚多”，新书《地理志》记述州郡建置沿革则详细地考述了自贞观至天祐的置废始末、领隶广狭、户口盈耗，又在各州县下附缀其等第，还在诸道州县中记载了当地“土贡”物产，并效仿《史记·河渠书》详细叙述了各地水利工程发展以及内外水陆交通道路状况等，补充了不少旧志没有的资料。《食货志》内容丰富，篇幅比旧志“加详约几倍之有余”，其关于人口、租调制度的记载“似胜于旧”，更多地保存了唐代社会经济的资料，其中屯田、矿产、职田等内容，旧书均未著录。新书《天文志》、《历志》、《五行志》的篇幅均超过旧书三倍以上，记有李淳风《甲子元历》、僧一行《大衍历》等七种唐代历法，保存了价值较高的《大衍历》的历议十二等。
三、表的价值
《新唐书》编制表谱的主要贡献，其一，因为唐代有三百年的历史，传世多，史事繁杂，而且人物众多，值得立传的人物也多，且各人物又有庞大的家族关系，要全部立传就可能难以理清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而新书作表多达十五卷，广泛地收集了重要人物的家族背景材料而列表记录，这样可使繁杂的史事头绪分明，并弥补了纪传资料的不足。特别是《宰相世系表》和《宗室世系表》引用了大量的家谱材料，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的家谱修撰情况和士族庶族的演变有很大的作用。清代的钱大昕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钜野姚氏族谱序》中说：“欧公修《唐书》，立《宰相世系表》，故史家之创例，亦由其时制谱者，皆通达古今，明习掌故之彦，直而不汙，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踏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顾炎武就曾批评史家“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并指出作“表”可使“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肯定欧阳修撰“表”“始复班、马之旧章”。其二新书作表虽多有疏误，但恢复了正史的完备体例，具有上承史、汉传统，下启完善宋及以后修史体例的作用，同时丰富了《新唐书》史事记载的内容，对史书的修撰和史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可为研究唐史提供有价值的史料，是《新唐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要贡献。
四、列传的史料价值
列传部分的增补则更多，新书在承用旧书列传的同时增添了若干史料，并且增加了旧书所没有的大量的列传，尤其是旧书缺略的晚唐人物列传，据统计增传三百三十多个，增史事二千余条，对于少数民族的种族和部落的记载，新书也比旧书详细。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一“《新唐书》目录”条罗列了新增的传，赵翼也在《陔余丛考》卷一二中列有“新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一条作了详细考证，并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七列有“新书立传独详处”一条，指出“刘晏、李泌、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并称“至唐末诸臣各传，俱比旧书详数倍，则旧本太略耳”。对于新书列传的增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加旧传没有的新传，一是比原有旧传新增的事迹。关于增加的新传的数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的统计也颇有遗漏，因为有的附传文字不多，统计时容易被忽略。近年的黄永年在《唐史史料学》中于钱大昕的列目的基础上又加以补充，罗列了新书增添的传。新增传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周边政权立传的增加，如新增《沙陀传》一卷，《东夷列传》中增《流鬼传》，改旧书《西戎列传》为《西域列传》，并扩为一卷两篇，增加了摩揭它、宁远、大勃律、识匿、苏毘、骨咄、师子等正传，又改《南蛮西南蛮列传》一卷为《南蛮列传》一卷三篇等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七和《陔余丛考》卷十二中详细列出了所增加的具体事迹。此外还有旧书原有的一些小传或附传，由于到宋朝时事迹增多，新书扩为正传。如《独孤及传》旧书只有34字，新书则列为正传，文字过千，并将其子朗、郁、郁子庠为附传。还有一些旧书中有目无传的，如穆宗宣懿皇后、武宗王贤妃、宣宗元昭皇后等，新书分别补充了史事，列为正传。可见《新唐书》的确做到了“事增于前”，这也是新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永年.《旧唐书》与《新唐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5］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纪昀.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张固也.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2）.
［8］吴枫.“两唐书”说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3）.
关键词： 《新唐书》 史料 价值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北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修撰，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唐代二百九十年的历史，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其在编纂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它所依据的文献及后人所撰的唐史著述远远超过《旧唐书》，并且在旧书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它在本纪、志、表、列传等诸方面都增补了旧书没有的史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一、本纪的史料价值
《旧唐书》本纪的编纂多是依据唐代的国史和实录，除唐哀帝以外，各朝帝王都有实录，并以宰相监修。如后晋史官贾纬所言：“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所以，旧书叙事详细具体，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新唐书》本纪由于使用“春秋笔法”，文字简洁，删节了大量诏诰章疏，从而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从保存较完整的原始史料方面来看，旧书有胜于新书的地方。但由于唐末战乱，许多典籍散佚，国史和实录也保存很少，武宗以下，《旧唐书》无实录可凭，所以造成了前详后略的缺点。
修撰《新唐书》时，唐朝国史和实录还是存在的，因此也可为新书本纪所利用，从高祖到武宗以前新书本纪比旧书本纪多出的内容，是可以用来补旧书本纪的不足的。武宗以下，新书的编修官宋敏求补撰了武宗以下六世的实录，是新书撰修武宗以下本纪的依据。这些都是比旧书多出的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另外由于旧书多采国史实录，在本纪内多有回护，如《高宗纪》不载太子弘、章怀太子贤被害之事，赵翼因此提出批评，以为“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而新书对于这些史事都直笔无隐，这又是新书胜于旧书之处。《新唐书》在本纪内也增加了旧书没有的具体条目，有时还纠正了旧书本纪的记载错误之处。如《新唐书》高祖和太宗《本纪》详细记载了高祖起兵时，是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谋的，太宗的功劳不可没，而旧书《本纪》并没有叙及此事。纠正旧书的事例如酅国公薨之事，旧书在武德二年五月，而新书记载在八月，根据《通鉴纲目》记载的“皇泰二年八月唐酅国公薨”，隋皇泰二年就是唐高祖武德二年，与新书的记载是相同的。又如僖宗时黄巢攻占长安后与官兵战斗一事，《旧唐书》“本纪”在中和二年二月，《新唐书》则在中和元年四月，根据《通鉴》以及相关记载，证实新书是正确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新唐书》本纪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增补了武宗以后的史料，并对旧书回护之处据事直书，同时增加了许多旧书没有的史实。
二、志的史料价值
《新唐书》撰修时在史料方面具有有利的条件，赵翼说道：“《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葺，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篇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如在“志”方面与旧书出入最大的是《艺文志》，旧志以《古今书录》为断，未著录开元以后两百余年的唐人著作，新志则广收开元以前旧志未收和开元以后的唐人著作，一共收书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比较系统全面地著录了唐代以前及唐代的古籍状况，成为查考唐人著作的主要参考。旧书《地理志》“讹脱舛谬甚多”，新书《地理志》记述州郡建置沿革则详细地考述了自贞观至天祐的置废始末、领隶广狭、户口盈耗，又在各州县下附缀其等第，还在诸道州县中记载了当地“土贡”物产，并效仿《史记·河渠书》详细叙述了各地水利工程发展以及内外水陆交通道路状况等，补充了不少旧志没有的资料。《食货志》内容丰富，篇幅比旧志“加详约几倍之有余”，其关于人口、租调制度的记载“似胜于旧”，更多地保存了唐代社会经济的资料，其中屯田、矿产、职田等内容，旧书均未著录。新书《天文志》、《历志》、《五行志》的篇幅均超过旧书三倍以上，记有李淳风《甲子元历》、僧一行《大衍历》等七种唐代历法，保存了价值较高的《大衍历》的历议十二等。
三、表的价值
《新唐书》编制表谱的主要贡献，其一，因为唐代有三百年的历史，传世多，史事繁杂，而且人物众多，值得立传的人物也多，且各人物又有庞大的家族关系，要全部立传就可能难以理清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而新书作表多达十五卷，广泛地收集了重要人物的家族背景材料而列表记录，这样可使繁杂的史事头绪分明，并弥补了纪传资料的不足。特别是《宰相世系表》和《宗室世系表》引用了大量的家谱材料，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的家谱修撰情况和士族庶族的演变有很大的作用。清代的钱大昕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钜野姚氏族谱序》中说：“欧公修《唐书》，立《宰相世系表》，故史家之创例，亦由其时制谱者，皆通达古今，明习掌故之彦，直而不汙，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踏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顾炎武就曾批评史家“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并指出作“表”可使“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肯定欧阳修撰“表”“始复班、马之旧章”。其二新书作表虽多有疏误，但恢复了正史的完备体例，具有上承史、汉传统，下启完善宋及以后修史体例的作用，同时丰富了《新唐书》史事记载的内容，对史书的修撰和史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可为研究唐史提供有价值的史料，是《新唐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要贡献。
四、列传的史料价值
列传部分的增补则更多，新书在承用旧书列传的同时增添了若干史料，并且增加了旧书所没有的大量的列传，尤其是旧书缺略的晚唐人物列传，据统计增传三百三十多个，增史事二千余条，对于少数民族的种族和部落的记载，新书也比旧书详细。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四十一“《新唐书》目录”条罗列了新增的传，赵翼也在《陔余丛考》卷一二中列有“新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一条作了详细考证，并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七列有“新书立传独详处”一条，指出“刘晏、李泌、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并称“至唐末诸臣各传，俱比旧书详数倍，则旧本太略耳”。对于新书列传的增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加旧传没有的新传，一是比原有旧传新增的事迹。关于增加的新传的数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的统计也颇有遗漏，因为有的附传文字不多，统计时容易被忽略。近年的黄永年在《唐史史料学》中于钱大昕的列目的基础上又加以补充，罗列了新书增添的传。新增传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周边政权立传的增加，如新增《沙陀传》一卷，《东夷列传》中增《流鬼传》，改旧书《西戎列传》为《西域列传》，并扩为一卷两篇，增加了摩揭它、宁远、大勃律、识匿、苏毘、骨咄、师子等正传，又改《南蛮西南蛮列传》一卷为《南蛮列传》一卷三篇等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七和《陔余丛考》卷十二中详细列出了所增加的具体事迹。此外还有旧书原有的一些小传或附传，由于到宋朝时事迹增多，新书扩为正传。如《独孤及传》旧书只有34字，新书则列为正传，文字过千，并将其子朗、郁、郁子庠为附传。还有一些旧书中有目无传的，如穆宗宣懿皇后、武宗王贤妃、宣宗元昭皇后等，新书分别补充了史事，列为正传。可见《新唐书》的确做到了“事增于前”，这也是新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永年.《旧唐书》与《新唐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5］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纪昀.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张固也.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2）.
［8］吴枫.“两唐书”说略［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3）.